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奥林将运输成本和可流动生产要素引入国际贸易和产业布局理论中。然而，囿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假设，奥林只能在完全竞争框架下处理其产业布局模型。由于完全竞争框架与规模报酬递增不能兼容，因此，尽管奥林强调大规模生产和专业化生产的重要性，但要素禀赋论规模报酬不变的基本假设使奥林最终只能通过外生的要素禀赋（自然属性）来解释国家之间或地区之间的贸易和生产布局。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贸易理论认为产业布局与集聚可以不必依赖于土地的自然属性。
在区位理论中：冯·杜能（VonTh俟nen）最早将区位引入产业布局经济学框架，他推断出了一个产业沿中心市场环形分布的生产布局。但是，由于这一模型依赖于一个外生的中心市场，因此它并不能解释现实经济中产业布局演变的内生机制。20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Weber，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他放弃了屠能的外生中心市场假设，而代之以由集聚经济所引起的规模经济，认为企业家选择区位的原则是对运输费用与从集聚经济中获得的额外收益进行权衡。30年代，产业区位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胡佛（Hoover，1936）考察了更加复杂的运输费用结构和规模经济对区位的影响。廖什（L觟sch）认为工业布局不仅受到竞争者的影响，而且受到消费者和供应商的影响。1956年，美国科学家艾萨德（Isard）发表了产业联合体理论。
在产业组织理论中：阿罗（Arrow）、德布鲁（Debrew）、麦可尼茨（LionelMackenzie）等经济学家认为空间问题可以通过界定商品的物理属性，或凭借区分商品的制造地点而加以处理。艾萨德（Isard，1949）、廖什、库普曼斯（Koopmana，1957、斯塔雷特（Starrett，1978）、克鲁格曼等人认为仅仅依靠完全竞争的价格接受模型是无法同时解决城市和贸易问题的。霍特林（Hoteling，1929）从描述不同企业的空间位置出发建立了一个企业区位选址模型。贝克曼（Beckmann，1972）和斯特恩（Stern，1972）用一种精确的方法对空间竞争条件下递增报酬和运输成本之间的替代关系进行了形式化处理。赛洛普（Salop，1979）提出了一个精美的圆环城市模型。Matsushima（2001）发现，在圆环对角线的两端，如果有n个企业进行两阶段竞争，将有一半企业集聚于圆环对角线一端点，另一半企业集聚于另一端点。
在制度经济学中：马歇尔认为集聚经济根源于生产过程，企业、机构和基础设施在同一地理区间内的互动联系能够带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带动专业化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促进专业化技能和投入的集中，共享基础设施和其他区域外部性，使企业能够从各种技术外溢活动中获得好处。正式将制度经济学引入空间问题研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事。1977年，意大利学者巴格那斯科（Bagnasco）对意大利东北部的产业特征进行了研究，并将具有这种产业特征的地区称为”第三意大利“。巴卡提尼（Bacatini，1978）在分析佛罗伦萨附近的Tuscan地区的产业发展时，将”第三意大利“定义为新产业区。1984年前后，皮埃尔和赛伯（PioreandSabel）主张将新产业区定义为中小企业在弹性专业化基础上实现的产业集聚。1992年，斯托帕（Stoiper）指出灵活生产系统而不是创新本身是产业集群成功的关键。20世纪80年代早期，斯科特（Scott）开始将交易费用、劳动分工和产业集聚放在一起考虑。此外另一些学者试图用社会资本概念解释产业集群的成长。科尔曼（Cbleman，1990）建议把蕴含在人际关系网络中的资源统称为社会资本，之后许多学者都试图用它来分析各种产业集群现象。
在发展经济学中：20世纪50年代前后发展经济学家将目光转向产业集聚的宏观方面。1943年，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提出”大推进“理论，认为通过对特定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诱发乘数效应（规模经济和资金外部性），可以快速推动一个地区的增长。帕鲁提出了增长极的概念，在讨论经济增长所诱导产生的相关产业的特征时发现这些产业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寡头垄断，二是空间集聚。从这一思路出发，鲍德威尔（Boudeville，1966）把增长极定义为位于都市区的一组正在不断扩大的产业，它通过自身对周边地区和相关产业的影响而诱导区域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1957年，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Myrdal）提出了基于累积循环因果关系的集聚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一旦一种新的工业被配置于一个地区，就会发生连锁效应，并进一步吸引新的工业。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来，一些国际顶尖级的经济学家频频发表文章讨论产业的空间布局问题，产业布局与集聚理论获得了新的发展。
1.中心外围模型
中心外围模型（Krugman，1991）假定经济系统中有两个部门：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农业部门以一般劳动力为唯一的投入，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前提下生产同质产品；制造业部门以熟练劳动力为唯一的投入，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生产差异化的系列产品。熟练劳动力可以在不同区域间自由流动，而一般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尽管消费和生产在不同地区发生，但各个区域的偏好和技术是相同的。农产品可以在任何区域间以零成本运输，而制造业的产品运输成本遵循”冰山型成本假说“。这时的市场均衡通常是由各种离心力量和集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当运输成本很低的时候，所有制造业会集中在同一区域，并成为经济中心，而其他地区只生产农产品，变成外围。当运输成本足够高时，经济显示出对称分布的区域生产模式。
中心外围模型有相当强的分析功能。科尔科（Kolko）认为，中心外围模型可以用来研究商业服务为什么会集中在大都市区。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关于运输成本与集聚程度之间单调相关的论点逐渐受到人们的质疑。维纳布尔斯（Venables，1996）注意到中心外围模型过分依赖于熟练劳动力有着良好的空间流动性的假定，如果假定劳动力是粘性的，集聚就不会发生，这时，中心外围模型将不能解释世界范围内的产业集聚过程。但是，如果加入中间产品部门，模型的解释力会大大增强。
2.城市与城市的层级结构模型
城市经济学可能是由阿朗索（Alonso）和米尔斯（Mills）创立的。阿朗索（Alonso，1964）使用屠能模型，把城市换成中心商业区，把农民换成通勤者，通勤者在运输成本与地租之间权衡。米尔斯（Mills，1967）则提出城市规模是由递增报酬和运输成本间的相互替代所决定的。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期产业组织理论（DixitandStiglitzModel）的兴起，人们开始频繁地将相互影响的对策制定与博弈模型引入到区位与城市理论的空间竞争过程。米尔斯（Mills，1967）和亨德森（Henderson，1974）将马歇尔的外部性引入到了城市经济学中，这一外部性对厂商的集群式分布具有重要影响。藤田昌久（MasahisaFujita，2002）对规模经济下的城市规模进行了推算，并指出最优城市系统可以通过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之间或效用最大化的社区之间的竞争而产生。亨德森模型（Henderson，1974；HendersonandBecker，2000）解释了城市系统中所存在的不同类型的城市以及城市之间进行商品贸易的原因。藤田昌久和克鲁格曼（FujitaandKrugman，1995）提出了一个城市和农村土地利用的内生决定模型。藤田昌久、克鲁格曼和森智也创建了一个城市系统的层级结构模型。拉赫德曼（AbdelRahman，2000）、杜兰顿和普伽（DurantonandPuga，2002）对为什么会出现综合型城市和专业化城市进行了探讨。为了共享各种公共服务和互补的中间产品，节省贸易成本，平滑城市产业的随机波动，培育和建设创新环境，城市需要走多样化的道路，而规模经济又驱使企业再布局到专业化的产业区。
3.地方性公共产品供给模型
空间经济学中另一个正在成长的研究领域是对地方性公共物品的供给法则进行的研究。地方性公共物品的易得性是现代城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公共物品的消费经常涉及到人口迁移和拥挤问题。只要公共物品位于特定的空间之中，为了获得靠近此公共物品的有限土地就存在着竞争。这两个因素（因迁移而引起的拥挤和运输成本）损害了公共物品的纯度（Tiebout，1956；Buchanan，1965）。假如每一个地区都通过提供公共物品和税收减免来竞争以争取到消费者，那么各个地区之间的竞争以及消费者”用脚投票“机制就可以保证地方性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消费者对土地消费的竞争必然体现在土地价格或地租上，这一过程称为”土地资本化“。通过在资本化的地租和公共物品对消费者的迁移激励之间的权衡，城市的人口规模就成为地方政策的一个内生变量。斯塔雷特（Starrett，1988）认为地方公共物品的边际社会价值等于总级差地租的边际增长量（土地资本化规律）。斯考彻摩和伍德斯（ScotchmerandWonders，1987）认为拥挤是促进俱乐部公共服务供给分散化的充分条件，并且拥挤促成了资金和拥挤之间交易的内部化。藤田昌久（Fujita，1989）认为当城市规模为最优时，公共支出等于级差地租加上从所有用户那里征收的最优费用。克里默、德克初和蒂斯（Cremer，DerchoveandThisse，1985）考虑了一个当消费者通过政治程序（投票）来表达他们对于地方性公共物品偏好的两阶段博弈模型（消费者首先选择公共设施的数量，再选择公共设施的位置）。假设消费者位置固定，按比例征收所得税，则投票将促进过多的城市数量和公共设施供给。如果消费者可以自由流动，他们就会为竞争土地而支付租金，在一个完美竞争的土地市场中，投票均衡是有效率的，公共设施的有效数量仅由总的土地准租金提供。因此，一个竞争的土地市场可以在一些典型市场失灵的情形下优化资源的配置。
四、产业集群理论
对于产业集群的研究开始于19世纪末，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90）总结了企业区位集聚的原因，并提出了外部规模经济理论。近代”工业区位论“先驱韦伯在20世纪初就认识到集聚的重要性，并把集聚引人区位因子的视野。随后，又有许多学者对产业集群进行了研究。像胡佛的区位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派、以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经济地理学派、都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企业集群的成因和优势来源。20世纪90年代迈克尔·波特从企业竞争优势获得角度，研究了企业集群现象，并提出产业群概念和分析他们的”钻石模型“。下面将按照不同的学派和角度简述现代产业集群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研究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增长，把要素流动看成是瞬间的、无成本的，认为市场力量会使经济趋于均衡，当经济运行偏离原有的均衡状态时，市场经济体系具有一种自我恢复均衡的力量。新古典产业集群理论注重地理邻近性导致的知识外溢，以及静态和动态的空间外部性，典型的传导介质是促使集群地域内劳动力（一般是工程师、科研人员和熟练工人）的交流。其代表性的理论有以下几种：
1.马歇尔的外部规模经济理论
马歇尔（1890）较早关注了产业集聚这一经济现象，他认为导致产业集聚的原因不在于区域产业空间的扩大和企业层面的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在于社会层面的规模报酬递增外部经济性。他指出企业的区位集聚有三个原因：劳动力市场共享、中间投入品共享与知识溢出效应。马歇尔的研究是开创性的，他提出了产业集聚的内涵、外延，并探讨了产业集聚产生的基本原因，但他的研究是初步的、不完全的，对产业集聚的功能、度量和效应等问题均未能触及。
2.熊彼特的创新产业集聚论
熊彼特将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除了战争、革命、气候等外部因素之外，技术创新的产业集聚和增长的非同期因素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熊彼特主要是从创新角度来说明产业集聚现象的，认为产业集聚有助于创新；反之，创新又推动产业集聚。创新并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它需要企业间的相互合作和竞争，需要企业集聚才得以实现。
3.胡佛产业集聚最佳规模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