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土木结构的偏房每平方米补偿从70元至96元不等；砖木结构的偏房每平方米补偿从101元至144元不等。）…………请注意，前面提到的“农村房屋砖混结构每平方米补偿185元”，“集镇居民房砖混结构每平方米补偿223元”；在沿江的集镇，农民和居民，墙挨着墙，屋挨着屋，同在一个屋檐下，修房子时采用的是同样的材料，同一种结构，居民的补偿标准每平方米要多38元。农民们对此牢骚满腹，怒气冲天。
“这不是他妈的明摆着欺侮咱农民吗？”“农民要比居民少一根肋巴骨吗？”“你们摸到良心说，这样补偿合理吗？”“半夜吃桃子，只知道拣软的捏，欺侮农民，算什么好汉？”“翻你们的祖宗三代，谁他妈的不是农民啊！”“没有农民种粮养猪，你们吃个锤子！”
移民干部遇到此类不可理喻的情况，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面对移民们的讥诮和诘问，只能是“口将言而嗫嚅，足将进而趑趄”了。
其实，不少移民干部，也有自身的难言之隐，因为，他们也是城市居民，劝移民搬家，被移民称为“站起说话不腰疼”，自己搬家，才知道“火石烙到了脚背”。
前面提到的“县城居民房每平方米：砖混结构补偿246元，县单位住房每平方米：砖混结构补偿310元；住房为同样一种结构，居民的房子要比单位的房子每平方米要少64元。这又是一种无法理论的矛盾。
重庆市移民局杜华山处长在库区督促集镇移民搬迁时，到移民家做动员，移民老陈夫妻见到他突然双膝跪了下来，泪水像珠子似的往下掉。这一下使得他猝不及防，杜华山慌忙扶起夫妻俩。
移民老陈经营多年”码头“没有得到补偿，自己经营的旅馆是私人旅社，也有”按单位补偿“进行计算，因”单位补偿“比”个人补偿“的标准要高。老陈这个所谓的”码头“，只是一个可以暂时泊靠小船的地方，他也花力气砌了石板路，挖开一条小路。由于地处旅游热线，的确是他一家多年的生财之道。凭着这个旅馆和”码头“，他家的资产也发展到几十万元。可水一涨到156米，全家搬迁之后就断了原有的财源，他们什么也没有了。
长江水利委员会1992年核定的补偿标准，天王老子也不敢动。
杜处长对此也只能是一声叹息。他用了很多语言劝慰移民老陈夫妻，但他也知道，道理讲得再多也显得苍白无力。老陈这一家，失去的不仅是旅馆和”码头“，还有他们祖祖辈辈习惯生活的”原生态“。
民以食为天，解决吃饭是前提。移民说，没填肚子的东西，就是住皇帝老子的宫殿还是会天天做噩梦。涪陵敦仁移民小区的李文虎告诉我说：“以前住乌江大厦，住的是89平方米的房屋，搬到移民小区前，街道组织‘抓阄’分房子，谁知手气不好，一下抓到106平方米的房屋，多补了17平方米的钱，我多年的积蓄一下就花光了。一家三口人，女儿患小儿麻痹症，老伴去了重庆当保姆，我常常是一个人在家，住着106平方米的房子很是孤单。如果不搬迁，我的负担就没有这样重。现在住新的移民小区，买菜不便宜，以前1元能买到的菜，现在要1.2元。我原是船上的轮机员，退休后每月工资422.3元。”
“抓阄”，是库区政府和移民都认可的“世界公平法”。移民搬迁、分房、分土地、迁往何处等等都要靠“抓阄”来解决。有的移民户前后要“抓阄”七八次。
58岁的许以光说：“我是自谋职业者，地地道道的纯居民。以前经营餐馆，早、中、晚餐都卖，一家6口人，除养活自己一家人之外，还每月上缴100多元的税费。搬迁前，住房条件太差，房子又破又漏，每当刮风下雨，家里就有四五个脚盆接房子上的漏水，家里是稀泥，出门也是稀泥。搬迁后，住房条件全面改善，我们也很感谢政府。但是，我住的房子60.5平方米，实际量起来只有54平方米，6个多平方米给‘公摊’了，说是过道也要算给我。过道是大家走的，为什么要摊给我？我以前住的房子从来就没有公摊。说是淹多少平方米就还多少平方米，也没说要包括‘公摊’啊，对这个狗日的‘公摊’面积，我就是有些想不通。”
丰都县移民局的一位干部告诉我说：“移民搬迁，别说移民有想法，我们也有想不通的地方啊。比方，就拿我家来说，一家三口，在旧县城住着七八十平方米的房子，如果不是水要淹来，也可以住上10多年甚至一辈子的，现在整座县城全部淹没，我也得搬到江对面的新县城去。一‘抓阄’，新房子比旧房大二三十平方米，好是好啊，可就是钱受不了。搬迁到新房子，只要简单装修一下，加上贴的钱，少说也得多花好几万元哩。何况，居民的补偿，比单位的补偿还要低一大截，你说城市居民能没想法吗？”在补偿清算中，是有一些合情合理但又不合法的问题。农村移民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只淹土地，不淹住房，有这种情况的移民叫“单淹户”；另一种是又淹掉土地又淹掉住房的移民，叫“双淹户”。
一位曾任水利部门副总工程师的移民干部对我说，一般兴修水库，一俟决定下来，就会发布“封库公告”。主要的意思是告诫居民、村民不要在水位线下修房子。全国人大通过兴修三峡电站，也算是国家发布的最大的“封库公告”。长江水利委员会1992年核定移民的补偿标准就是法律依据，三峡淹没线下不允许修房屋，否则不给补偿。
但是，从1992年到2006年其时间跨度是15年，移民的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常言说，树大发丫，儿大分家，移民们当年只有几岁的儿女，都是挤在一床睡觉，长到一二十岁了，不得不分开，这就要建房子。当年10多岁的小伙子，10多年后就是二三十岁的大男人，要结婚娶媳妇、生孩子。传宗接代，延续香火，对农民来说就是天大的事，这也得建房子。
基层政府只好根据移民一家一户的实际情况批准其修房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这类房子的批准权限一般在县级政府。1992年后批准建的房屋都叫“临时房”，这“临时”也太长了，差不多都是10多年的跨度。但是，当水涨起来，移民根据政府安排搬到高处建房。但1992年后建的、住了10多年的房子就不给补偿了。尤其是移民迁往外省市县安家扎根，当年核定的房屋补偿金，要随移民带往新居住地建房，而在原居住地1992年后建的房子却不予补偿。在这个问题上，移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因此闹一些情绪也是不难理解的。何况，淹没补偿标准有限，与移民们期望值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忠县移民局发展扶持科科长郭胜是个长得比较帅气的小伙子，他告诉我说，1992年后，库区不仅仅修有移民的“临时房”，还修有学校、操场、道路、绿化以及公共设施，如电线电缆、有线电视网、天然气管道等。1992年前的给补偿了，而1992年后的就不给补偿，同样的公共设施，有的补有的不补，也是移民搬迁中一件比较头痛的事情。
程功勋，个头不高，脸色黝黑，是奉节县移民局副局长，他认为，在复杂的补偿问题中，由于身份不同造成补偿单价不同是一个普遍的问题，移民反映的功能用房与普通用房补偿一样的价钱，电梯拆除下来也不能再用了，再恢复功能房，就得重新买电梯。对这类的问题，移民局也不好解释。
长江三峡工程是实行的开发性移民，对移民的损失是实行“前期补偿，后期扶持”，因此，“补偿”肯定不能等同于“赔偿”。
原长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移民专家傅秀堂曾说过一句话，“补偿”，还包含了通融和谅解的意思。
四、一场算账风波
这是地处长江中心的一个孤岛，建制是一个村，三个社，一年有三季四面环水，三峡涨水到156米之后，就形成了终年四面环水。
按长江水利委员会1992年调查的淹没实物指标计算，这个孤岛淹没各类耕地园地约2100亩，淹没房屋面积约31000平方米，240多户人家，安置移民人口为1179人。这个孤岛在三峡涨水到175米后还将剩400亩土地和20多户人家。
但问题也就来了，也就是说，这个孤岛不是全部淹没，在高处留有一个“尾巴”。按规定，水位线175米，迁移线177米以上是不补偿的。移民有意见，政府头痛。剩下没有补偿资金的20多户的人家怎么办？
江心只剩“屁股”大块地方，四周漫漫大水，而且处在主航道上。村民就医、子女上学、买米买菜都要涉水过河，出了安全问题谁负责？政府一咬牙，决定这个村得全部迁走，让他们自己联系到附近城集镇安置。无移民资金补偿部分，由政府勒紧裤腰带，先掏钱给村民补上。
三峡库区没涨水之前，有100多个江心孤岛，而这个江心孤岛是全库区最为富饶的一个村庄。孤岛比较富裕的成因主要有三：一是得“水”独厚的气候条件，在江风的吹拂下，庄稼一般要比当地早熟半个月，这在市场价格上有极大的优势；二是孤岛都有大批季节性河滩地可耕种，这些河滩地一般是折半计算，或者就没有计入过承包地；三是江心孤岛物产尤为丰富，盛产桂圆（龙眼）、柑橘、花生、芝麻、烟叶、草莓、榨菜等高附加值的农副产品。生活在江心孤岛的村民，其生活水准与当地农民比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上苍恩赐的风水宝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岛上还有不成文的风俗，姑娘一般找对象只在本地，把姑娘留在生活富裕的岛上，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可岛上资源有限，人口越来越多。
三峡要涨水，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江上孤岛的村民陷入巨大的震荡，平静优裕的生活一下被搅了个七零八落，人人都有一种失落感和恐慌感。
而移民补偿资金的标准对他们来说，就显得难以接受。
从2002年开始，他们多次到区、市，甚至北京上访。他们反映的主要问题：一是土地补偿标准低；二是补偿土地面积不足；三是要求将村组副业（村办榨菜厂）按工矿企业补偿；四是龙眼树应作为特种果木予以补偿；五是要求按外迁移民对待；六是要求淹没线上的土地按《国土法》征地补偿；七是要求对移民购房、经商、入学等出台优惠政策；八是要求提前享受后期扶持；九是淹没线上房屋、学校、高压线补偿偏低；十是要求公布1992年调查实物指标的原始依据。
单从移民反映的问题来看，似乎都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这个江上孤岛的移民兄弟可能忽略了一点，就是三峡移民补偿标准对整个三峡库区是“一刀切”，是“黄鳝泥鳅扯成一样长”，是“一碗水端平”的产物，而不是针对部分“情况特殊”的社、村、乡、县。
于是，书记、镇长带着工作组进驻江心孤岛，夜以继日地做移民的工作，一住就是3个月。
第四个月，工作组突然“升格”，由一区领导任组长，带着100人入驻江心孤岛，专门调了一艘轮船停泊在岛上作为工作船。开会、谈心、做工作，干部编组、分户、落实责任；同时动员在城区机关工作的江心孤岛籍的干部、职工、教师回村做三亲六戚的政策解释工作。
由于移民反映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土地补偿标准偏低这个问题上，无论怎样思想攻心，政策解释，他们始终认为算的账不正确，不对味。于是，“撒向孤岛都是怨”，工作组挨骂，给工作组做饭的移民还差点没挨一顿好揍。
半个月过去了，移民搬迁仍然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于是，双方进行公开算账。参加算账会的有村移民代表和村社干部12人，重庆市移民局、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区审计局、区司法局、镇政府和当地新闻单位的记者等等。通过几天的公开算账，村移民代表对算账的结果和1992年长江水利委员会调查的原始资料没有提出大的异议。
当区、镇政府认为通过算账已达到“风平浪静”的目的时，谁知，一场更大的风暴来临了，移民认为算账不公平，组织几十人到北京找到了国务院三峡办，要求再一次公开算账。
于是，第二次算账会的阵容和规模可以说空前强大，也可能是三峡移民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高规格的算账会。
参加这次算账会的有国务院三峡建委办公室、长江水利委员会、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市移民局、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和镇政府等单位的负责人。移民方认为第一次参加算账的代表只有12人，太少，于是增加一倍，选出了24名代表，并“取消”了村干部作为代表的资格。
此次算账会在一家四星级酒店进行，是一次“真刀真枪”的移民补偿算账会。翻文件本本，拿规章制度，找原始依据，查实物测量……算账结束后，村民选出来的24名代表傻眼了：其结果与第一次算账结果一样，而且比三峡库区“一刀切”的补偿标准还高出一大截，生产安置费补偿标准超出库区人均7000元的上限标准，高出部分是当地政府给这个江上孤岛的优惠政策。移民仍然不服，坚持认为只有他们自己算的账才是正确的账，区政府算的账，是一笔“糊弄人的账”。江心孤岛的“具体情况”就应该“具体对待”。
一个要“具体对待”，一个搞“一刀切”。移民大队人马与算账大队人马对峙、僵持，并擦出了一阵阵“火花”……移民们提出来的补偿标准偏低的问题也是事实。因为《土地法》规定：“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用土地的补偿费标准和移民安置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