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说：“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经历了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的探索，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最终确立和开辟了这条道路，做到既学习外国又走自己的路，处理好外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的关系。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现代化建设成功的关键。
一、学习借鉴，但决不照抄照搬
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包含了两层涵义：一是社会主义，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属性；二是中国特色，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切合实际、具有本国特色。在用以指导我们的实践，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则是在明确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强调做到既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处理好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国家与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关系，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反对照搬书本和照搬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处理好苏联模式与中国特色间的关系。
1.苏联模式与走自己的路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基本经历了从学习苏联到突出本国特色，从“走苏联走过的路”到“走自己的路”这样一个历程。因此，要“走自己的路”，离不开正确评价和对待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如果说照搬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脱离本国实际，教条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结果，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中体现。
从1917年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192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建立，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到1989年苏联解体，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留给后人很多经验教训。“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这是邓小平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评价。
我们知道，列宁在领导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则立场上，结合苏联实际，先后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对于探索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开拓了一条新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难怪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六次会见当年列宁的朋友、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合作者、美国大企业家哈默博士时，哈默以自己亲自体验现身说法，说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与当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道路是一脉相承的。但列宁倡导的这一好的思路，在他逝世后，却没有坚持下来。
斯大林是继列宁之后苏联的领导人，他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长达31年之久，领导苏联人民在帝国主义包围和封锁的严酷环境中建立并维护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我们一般所称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就是斯大林模式。虽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很多人严厉批判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种种弊端，但其实，产生于特定历史背景下的这一社会主义模式，在保证集中力量恢复和建立新生的政权体系，抵制帝国主义的遏制与颠覆上，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回过头来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它的基本特征是高度集权：经济上的高度集权表现在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实行排斥价值规律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并主要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政治上的高度集权表现在共产党一党独存，官僚主义、滥用权力和各种腐败现象严重，执政党的领导体制使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形成个人集权；思想文化领域同样高度集权，缺乏社会主义应有民主和自由。所以，当冷战格局解体，时代主题变为和平和发展后，国与国之间竞争的焦点转向以经济和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较量时，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相对比时，并没有体现出其应有的优越性，也没有完全满足落后国家的人民希望依靠社会主义改变命运的愿望，于是，这一条国际共运史上探索出来的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模式也就走到了它的终点。
认识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特殊而具体的模式，有利于我们解放思想，消除把苏联模式当作社会主义的惟一模式而始终坚持的错误做法，努力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具体道路和模式。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产生的理论前提。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探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
突破苏联模式，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何体现？
首先，要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多亚非国家越搞社会主义却越穷。“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
由此，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
搞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问题，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就是要改革，要变革各种束缚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各种体制和模式。认识到这一点，邓小平多次指出，“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改革作为根本体制变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甚至思想观念等等各方面变革。所以，邓小平说：“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1986年9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时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我们看到，在处理苏联模式与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系上，对于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认真总结，特别是对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构成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重要实践基础、认识源泉和参照系统；列宁开创的十月革命道路和新经济政策思路，构成邓小平理论形成的重要思想酵母和理论来源；20世纪8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战后时代深化了的危机，促成了中国改革新道路的开拓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正式确立；80年代和90年代交错点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战后时代的又一次危机，加上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急剧右转，使某些社会主义国家遭受了曲折，但也促成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升华、深化和发展。
2.坚持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
不管改革给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多大的变迁，但我们有一点不变，社会主义制度不会变。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变的情况下的根本变革。“老祖宗不能丢啊！”“老祖宗不能丢”，就是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与原则，不能抛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这是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应有之义，也是邓小平反复重申的一个毛泽东所一贯强调的基本原则。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向外国学习，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只要是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都可以接受，否则，坚决不行。在邓小平理论中，更是旗帜鲜明地多次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因此，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一部中国近现代历史，已经比任何论述都更有力地肯定了这一点。坚持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的选择，有客观必然性。邓小平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了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
改革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始终坚持的方向和原则。邓小平也一再强调：“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决不能搞自由化，决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则，就如邓小平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首先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难道我们能够不坚持社会主义吗？不坚持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安定团结，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
人类社会历史显示，现代化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并行进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我们国家为什么没有与世界发展同序而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而把这一任务遗留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今天？犹如中国当初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当然中国也不可能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
中国历史上为什么屡经尝试，却难以走通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之路？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大问题。从现代化思维高度来看，说到底，是由于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系统综合作用。资本主义的最初发展，经济因素主要靠三大支点：一是扩大的商品市场，二是自由而廉价的雇佣劳动力，三是相当数量的原始资本积累。而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经济的固有特点，是同时存在两个方面的三位一体：一方面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小农经济，加上小手工业，再加上小商业的三位一体；另一方面则是官僚地主，加上官商，再加上高利贷资本的三位一体。这两个三位一体加到一起的结果，就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的三大支点总是难以确立：这种独特的经济结构，使本质上的自然经济加大了弹性，使商品市场难以根本扩大；这种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也使多数人束缚在土地与家庭的双重依赖关系的罗网中，使雇佣劳动规模受到很大局限；这种特殊的经济结构，也促使资金多用于购买土地、放高利贷等投机性商业和炫耀特权的奢侈性消费，而较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工业投资。
从社会因素的广阔视角来看，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还要靠三大社会支点：一是近代商品经济，二是近代民主政治，三是近代科学文化（科学精神 人文精神）。而秦汉以来的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在主导方面，却生成了一种三足鼎立、相互支撑的独特社会结构：因把家庭手工业和小商品生产包含到自身之内而增大弹性的农业自然经济，加上大一统式的、君主专制的封建专制政治，再加上体现宗族人伦精神、限制个人主体性的儒家传统文化。中国封建社会所形成的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使得资本主义难以充分完整地发展起来。
上述三大经济支点、三大社会支点，综合到一起，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契机；除此之外，还需要有外部契机。这种外部契机，看起来最重要的两条是：一条是参与世界市场的经济文化交往体系；另一条是能够保护民族独立和平等竞争的地位。而在中国，强大的封建主义借助于中国特有的地理生态环境，基本上（不是全部）采取了一种闭关锁国政策，游离于世界市场的有机联系体系之外；而在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末世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倒是被迫参与了世界市场竞争，却丧失了平等竞争地位，处于西方列强、国际资本的弱肉强食之下。西方列强刻意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商品倾销市场和投资场所。
正是这种内外契机结合在一起，使中国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形态内部，虽然生成萌芽在先，发展却严重滞后。因而，要想按西方模式，让中国也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私有化道路，那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正是在这种广阔深厚的历史背景下，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实国情出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逐步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这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必然的选择，理性的选择，正确的选择，智慧的选择。
如果说，在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没有选择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主体性与客观性双重因素统一的结果，而其中客观性因素更为突出，那么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通过实践只能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而不能选择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私有化之路，同样取决于主体性与客观性双重因素的有机统一，而其中立足于客观性的主体性因素更加突出。首先，建国50多年来，在这块东方大地上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在经济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政治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人民民主专政，在思想文化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作用，这些保证了中国不会搞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私有化。其次，在中国现实国情下，如果发生社会主义制度和价值体系的崩溃瓦解，完全转向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那将带来多么剧烈的社会动乱，前车之鉴，不就在眼前吗？再次，以中国如此薄弱的底子，如果按部就班地走西方式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那么显然只能充当一个极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发达列强的附庸，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就要一落千丈。
在这样的深刻历史背景下，我们必须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就势必使一个关系全局的特殊矛盾凸显出来：中国如何既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前景，又能汲取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以便发展生产力，走向共同富裕道路？苏联式的僵化模式，未能解决这个历史性难题；中国的改革开放，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实践。
3.如何对待资本主义
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竞争并存的当代社会，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这一问题上，邓小平始终强调批判地学习，即要向资本主义学习，但要分清良莠，要小心谨慎。学的过程就要实行对外开放，在开放中，要掌握好开放度，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有准备有步骤有限度地开放，要量力而行，决不能盲目照搬。具体地说，就是一方面我们要大胆地学习、借鉴和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对社会主义有利的因素，另一方面又要抵制其消极、负面影响。总的原则是，用资、融资、反资，趋利避害，这是邓小平一贯坚持的政策。
首先，我们要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上，存在把两种社会制度相对立的错误观念，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忽视了两种社会制度间的联系与借鉴，把很多并不属于资本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其社会基本制度范畴而加以拒绝和排斥，贻误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邓小平高瞻远瞩、解放思想，明确提出了我们在处理和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的评判标准――“三个有利于”的根本标准：“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从“三个有利于”标准出发，邓小平提出了要积极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先进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邓小平指出，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要采取科学的态度。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中需要坚决批判和防止蔓延的东西，什么是经济生活中需要坚决克服和抵制的资本主义倾向，如何正确地进行批判，要继续进行研究并作出妥善的规定，以防重犯过去的错误。比如，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科学技术本身没有阶级性的，资本家拿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国家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先进成果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利用呢？我们要把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总之，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
邓小平指出，“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这些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营方法、管理方法、发展科学的方法，我们社会主义应该继承。”“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济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学习，大胆借鉴与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甚至包括具体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促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诞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的理论成果。
很显然，邓小平从社会主义发展的高度，提出了大胆地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强调为了赶超资本主义，必须首先利用资本主义，因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代表着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高成就。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指出：资本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纪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高、还要大。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拥有者，最先进的管理经验的拥有者，资本主义的这些先进成果和任何历史时代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一样，都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它们反映的是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性，这是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从事经济建设都必须遵守的。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学习、不利用。资本主义继承了先前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和先进技术，社会主义也应当继承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和科学技术。邓小平在利用资本主义问题上，冲破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抛弃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从人类发展和社会生产的客观规律去认识研究问题，这就从理论上把许多存在于资本主义之中，而对社会主义有用的好东西、好经验，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禁锢下解放出来，运用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极大地缩短了我们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差距，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呈现一派生机和活力。
其次，我们在学习资本主义时，要自觉抵制“西化”、“私有化”。邓小平强调，中国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西方现代化并非理想选择，而且中国如果盲目接受这种模式，就会丧失发展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因此，对于资本主义价值属性范畴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及资产阶级民主化、自由化思潮，要坚决予以抵制。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定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
邓小平指出，“我们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用自己的力量比较顺利地战胜了林彪、‘四人帮’，使国家很快又走上了安定团结、健康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他告诫全党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总之，“过去‘四人帮’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那是荒谬的。”“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学习资本主义，采取“拿来主义”，就是要达到这一目的。
4.学习外国与独立自主
“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用我们的话讲，叫对外开放。”学习外国，我们就要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这也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坚持对外开放，把它作为我们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有客观必然性。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使我们只能对苏联和东欧开放，以后也关起门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难。“历史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从顺应生产国际化潮流的角度，“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整个人类的发展，已经高度一体化，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都被经济的纽带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任何国家和民族想闭关锁国，脱离于世界经济之外都是不可能的。对外开放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
顺应时代潮流，立足于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国际背景，我们要抓住有利时机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因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模式的国家之间竞争共处、共同发展。而和平的国际背景为发展经济和扩大国际间合作提供了必要条件，国际政治格局由两极向多极转变，世界经济也面临着大转折，一个亚洲太平洋世纪正在到来。亚太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和更为广泛的合作机会。应对这种有利时机，拓宽我国对外开放的范围，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我们的对外开放，不仅是西方，还有东方；不仅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包括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全方位的开放，可使我们做到取长补短，并可以避免对某些方面或某几国的倚重，使我们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游刃有余，掌握主动权，不至于受少数国家和地区的支配和摆布。”
邓小平一方面强调要积极学习借鉴，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另一方面又要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并且把这一原则作为对外开放中必须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
他说：“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我们要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也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但是必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应始终做到，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在对外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成为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也坚定不移地坚持我们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坚决捍卫我国的主权和独立，决不容许任何国家以任何形式对我国内政的干涉。要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要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坚持两手都要硬的政策，保持中国人民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要防微杜渐，时刻保持对资本主义的高度警惕，与一切形式的和平演变进行最坚决的斗争。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西方国家千方百计在中国制造动乱，企图打赢“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希望“和平演变”中国的社会主义，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鉴于这种情况，邓小平有针对性地指出：“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的，人民拥护，怎么能够接受外国的干涉加以分析改变呢？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别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中国的事情我们就得自己管。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与此相一致，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我们也不能依赖别人，只能把建设的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否则，只能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或者是看着苏联人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啊！”
“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邓小平强调二者的辩证关系。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坚持独立自主，才能保证对外开放的健康发展；也只有坚持对外开放，才能更好地坚持独立自主。我们必须处理好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独立自主的关系，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我们要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要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的权利。我们决不做外国的附庸，也决不吞下任何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坚持在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完整的前提下，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坚定不移地执行对外开放政策。
二、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一个“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特有称谓，揭示了我国作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具有的特点。一方面，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性质与根本属性；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别的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经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后发式、赶超型现代化，可否向西方现代化汲取经验？可否向新崛起的东方现代化国家汲取经验？
1.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性质
现代化作为对人类社会生活状态的描述，可以和不同社会制度相结合。到目前为止，就不外乎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多次强调和重申我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
我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性质体现在什么地方？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这就表明了，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政治制度，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意识形态领域。这是我们坚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保证。
2.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这表现在：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是邓小平理论破题的标志，它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了新贡献。
毛泽东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是毛泽东思想破题的标志；邓小平开辟了一条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这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破题的标志。这是因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多方面的内容，但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是核心内容。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众多内容和任务中，只有在这个中心任务和核心内容方面取得根本性突破，才能够称得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破题了。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正是在这个中心任务和核心内容上取得的根本性突破。
如果说，在马克思的时代，社会主义只有建立在大工业的基础上才会成为可能；那么，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竞争共存的当代，社会主义只有实现现代化才能取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才能生存、发展并最终站稳脚跟。而世界发展的历史表明，不搞市场经济就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我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上没有过发达的市场经济，现实中生产力极为落后，与发达国家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尤其需要通过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人们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看作是水火不相容的，在这个问题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始终没有能够取得根本性的突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特殊国情相结合，开辟了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新道路，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最重大的理论成果，是这一理论破题的最根本的标志。在中国只有这条道路没有其他道路能够引导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
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它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特别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党的中心任务的转变，必将开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的探索过程。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作比较，我们还会发现它们的模式是不尽相同的。如果说，第一次飞跃的模式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那么，在第二次飞跃中，由于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普遍原理，特别是实现现代化必须搞市场经济的这一普遍原理，在马克思主义的原有理论中是没有的，因此，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总结和提炼出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的普遍原理。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依据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各个个别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出实现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然后又把这种一般规律运用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从而开辟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显然，这是对第一次飞跃的模式的创造性发展和更新，是一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模式。我们党称这种模式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种新模式涵盖包容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但同时又包含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最新实践、最新探索。这就表明了我们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拘泥于马克思是否曾经说过那样的话，甚至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也要解放思想，否则，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它为马克思主义的振兴提供了重大的历史契机。
马克思主义被称为过去一千年人类最突出的理论成果，它的生命力是极其旺盛的。但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步入低潮时，有人以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真的如此吗？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形成了一种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简单化理解，同时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很快消灭商品经济的看法不无关系。这种传统观念不仅使现实的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中越来越处于不利的态势，而且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停滞。这种理论的停滞大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指导实践的功能。邓小平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开辟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极大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大发展。以此为契机，马克思主义获得了重新振兴的巨大历史推动力。在当代世界，以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为突破口，马克思主义的队伍在重新集结，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正在酝酿着重大突破。
3.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汲取
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邓小平审时度势地指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封闭只能导致落后。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因为与世界隔绝而导致发展停滞的曲折经历出发，邓小平警告我们：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所以邓小平理论不仅广泛汲取了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还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博大胸襟，广泛汲取了东西方现代化的历史经验。
（1）向西方现代化汲取经验。西方国家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沿阵地、“桥头堡”，代表着现代经济发展的最高点，也是衡量我们的现代化水平的参照系，如何实现现代化，首先就是向西方国家汲取经验。
第一，学习借鉴西方现代化先行的历史经验，把学习西方、推进现代化作为振兴中华的历史必由之路，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发展起点、加速手段、赶超捷径和迅速改善民生之道。邓小平把对外开放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大声疾呼，学习西方现代化先行经验：“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中国现代化是后发现代化，不能从头做起，要利用后发优势，走大器晚成之道，就要把西方现代文明成果拿过来，借以解决中国现代化中“起点低，目标高”的特殊矛盾。“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学习西方现代文明成果，是不能逾越的历史必由之路，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不仅必然导致落后挨打，而且与现代化方向是水火不相容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只有首先学习西方现代化文明成果，才能真正超越西方现代化，真正显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优越性。“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第二，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以科技革命为火车头推动近代工业化的历史经验，把科技现代化作为中国四个现代化、整体现代化的先行与关键。从邓小平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来看，他深入系统地思索过西方国家以科技革命作为先导带动整个现代化的历史经验：“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人们使用的生产工具，掌握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都大不相同。今天，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生产设备的更新，生产工艺的变革，都非常迅速。”正是站在这个世界历史高度上，总结了西方世界以科技革命带动近代化起飞的历史经验，邓小平同志重新阐发了早先由周恩来提出的闪光思想――“四个现代化，科技是关键”；因为，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第三，学习借鉴西方以现代科技革命、信息革命为动力带动全球生产力革命的历史经验，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紧紧盯住现代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的发展潮头，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把科学技术作为带动现代化经济起飞的第一生产力、第一推动力。在70年代末，邓小平敏锐地作出了现代科技革命正在兴起的世界历史性判断：“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1988年，基于对现代科技革命全球潮流的观察，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从1986年，他积极支持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提出的跟踪现代科技发展最新潮头的“863计划”。1991年4月23日，他为全国“863计划”工作会议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旨在使中国现代化跟上信息革命最新潮头。
第四，学习借鉴西方借助相互开放的国际化、全球化趋势推动现代化起飞的历史经验，坚决打破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果断地实行全面开放方针，让开放的中国紧紧跟上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大潮。其实，早在1975年全面整顿时，邓小平就要求注意到全球一体化的新趋势，“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外国都很重视引进国外的新技术、新设备。把他们的产品拆开一看，好多零部件也是别的国家制造的。”90年代视察上海、倡导浦东开发时，他进一步指明了全球一体化的新走向，“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
第五，学习借鉴西方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双管齐下的历史经验，根本突破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僵化模式，让市场和计划两手并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在18世纪和19世纪，亚当？斯密时代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搞的是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没有什么宏观控制和宏观计划；而到了20世纪，凯恩斯时代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普遍走向有宏观控制的现代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两手并用。邓小平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种世界历史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和计划市场两手并用论的闪光新思想。他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
第六，学习借鉴西方现代化中充分利用股份制形式与金融市场的历史经验，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中，也要大胆尝试采用股份制等形式，探索开放金融市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1986年，邓小平要求借鉴西方现代化银行制度与金融市场的历史经验，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把银行作为国家财政的钱口袋、实行无偿信贷的制度，实行金融改革。他说：“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我们过去的银行是货币发行公司，是金库，不是真正的银行。对金融问题，我们知识不足，可以聘请外国专家做顾问嘛。”1991年，邓小平视察上海、倡导浦东开发时，又提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相匹配的金融中心论，也是借鉴了西方现代化的金融经验，以解决中国现代化起飞时特别短缺的资金来源问题。他说：“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还进而提出了证券市场、股份制形式要大胆借鉴、大胆尝试的问题。他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2）向东方现代化汲取经验。邓小平不仅注重借鉴西方近代工业化与现代社会化的历史经验，而且十分关注把这两大历史过程合二为一的东方现代化起飞的新鲜历史经验。邓小平理论从东亚现代化过程中，主要汲取了四条新的历史经验。
第一，学习借鉴东亚现代化起飞中持续加速发展，登上新台阶的新鲜历史经验，开创中国改革开放，加速发展，实现现代化起飞的新道路。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1978年10月和11月间，邓小平先后出访日本、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思想主旨之一就是认真汲取东亚周边国家现代化经济起飞的历史经验。1991年8月20日，在同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总结东亚起飞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抓住历史机遇，实现跨越式、台阶式、飞跃式发展，赶上“亚洲太平洋世纪”的时代列车，趁势实现中国现代化经济起飞的战略构想。他说：“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这方面也有国际经验嘛。好多国家都是这个样子，十年就跳出来了。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也在发展，但与他们比较起来，我们人口多，世界市场被别的国家占去了，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压力，算做友好的压力吧。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要研究一下，我总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机会难得呀！”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也正是广泛汲取了东亚经济起飞的成功历史经验，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路”的闪光思想，提出了实现现代化起飞的“中国的发展战线”，他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第二，学习借鉴日本与东亚现代化过程中科技教育先行，借助于现代科技革命大势的新鲜历史经验，把科技教育现代化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先行和关键，首倡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题发表的著名讲话，开门见山地指出：“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同时他说，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1978年10月24日，访问日本的邓小平十分幽默地说道：“日本早有蓬莱之称，听说有长生不老药，这次访问，也是为了得到它；或许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我想把日本发展科学技术的先进经验作为礼物带回去。”1988年9月5日，邓小平首次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伟大科学论断，“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为此就必须开放。否则，不可能很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
第三，学习借鉴日本及东亚现代化过程中交通先行的新鲜实践经验，启迪我们抛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以钢为纲”的战略选择，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现代化起飞的需要，正确解决中国现代化经济起飞过程中的“瓶颈环节问题、先导产业问题、发展基础产业的战略重点问题”。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借鉴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历史经验，首倡交通先行论的战略选择。1978年11月17日，日本人池田一郎写信给邓小平，开门见山地提出建议，通信设备的现代化，应当放到首位。12月2日，邓小平批示“有些参考价值”，并转给余秋里、谷牧、康世恩等副总理批阅。1979年1月6日，邓小平同几位副总理谈经济工作时，强调指出：“投资的重点，要用在电、煤、石油、交通、电信、建材上。”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等人研究我国经济发展长期规划时，又以日本人的现代化经验为引子，发挥了交通先行论的基本思想。他说：“一个是交通运输，也包括邮电通信。日本人土光敏夫来中国访问，我征求他对搞长期规划的意见，他希望把交通问题放在重要地位，其次是邮电通信，这确实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关系极大。”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向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一些同志谈话时指出：“中国发展经济从何着手？有位日本朋友提了两点建议。第一点，先把交通、通讯搞起来，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这位日本朋友看来主要指的是土光敏夫；而这一建议的提出，参照了日本现代化历史经验，则是确定无疑的。这个交通先行论的思想闪光，并不是一闪而过、倏忽而逝的，前面有1978年访日期间的思想铺垫，后面还有1986年8月邓小平视察天津时，对李瑞环等天津负责同志谈话的呼应：“你们这里有些基础设施比上海好，有些事情办起来可能容易些。”“要研究投资方向问题。日本人说搞现代化要从交通、通讯上入手，我看有道理。我们在这方面老是舍不得花钱。”
第四，学习借鉴东亚现代化经济起飞过程中注意加强法治、文化教育的新鲜历史经验，克服一手软、一手硬的问题，实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真正做到两个文明一起上。经过反思1989年政治风波的重大历史教训，邓小平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改革开放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1992年南方谈话的后半部分，专门谈了这个重大失误问题，并要求借鉴新加坡的有关经验，彻底解决一手软、一手硬问题。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邓小平以容纳百川的广阔胸襟，从西方现代化中借鉴了六条重要历史经验，又从东亚现代化中借鉴了四条新的历史经验，并把这东西方现代化的十大历史经验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新模式。邓小平之所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一个重要的历史根据，就是邓小平有战略眼光和博大胸怀，放眼全球，立足世界，纵览东西南北，把中国的发展放在全球大背景下，把中国的发展与整个世界的改变联系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