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处理好学习、借鉴外国模式与突出中国特色的关系，坚持走自己的路，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课题。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强调学习借鉴，但决不照抄照搬，把学习外国与独立自主相结合，坚持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革道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所以“成于邓”，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处理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七十年的斗争中，我们党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这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经验的集中概括，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经验的集中概括。要“走自己的道路”就要既突出本国特色，又学习和借鉴外国，但不盲目照搬。综观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什么时候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就会成功；相反，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
我们党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先后走出了三条“自己的道路”：一是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正是通过这三条道路，我们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做了“三件大事”，赢得了三个历史性的伟大胜利。这就是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所概括的：“第一，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第二，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三，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件事还正在做。这三件大事，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在军阀割据的时候，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领导人民建立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政权。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搞革命，我们也是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但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用农村包围城市。”之所以说它具有中国特色，是因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走像法国巴黎公社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城市中心起义”的革命道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无产阶级要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就必须建立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军队。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的正确性。正因为认识到这一点，当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从此中国共产党人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独立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毕竟只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最一般性原则，而且主要是根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规律总结出来的基本原则。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应该以什么样的道路和方式贯彻这一基本原则，就必须做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于是，在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的一般原则，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了要武装夺取政权，但其主攻方向在哪儿，是城市为中心还是农村包围城市？这就不得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当时中国的实际是什么样的呢？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同时，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80%的人口是农民，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而农民也成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业经济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主要地位，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可以离开城市相对独立，而城市却离不开农村，中国农村地域广大，“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再者，强大的敌人占据着中心城市，广大农村相对地说，敌人统治比较薄弱，革命力量可以在农村生存和发展。所以，无产阶级只有深入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军队，进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游击战争，才能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取得反帝反封建的胜利。
由于受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中心城市起义模式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虽然毛泽东等人早在1927年就已经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并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这一被毛泽东称为“上山”的道路在理论上并没有为全党认识和接受，在实践中遭受抵制。特别是那些教条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左”倾路线者始终认为，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了他的四肢，而没有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置他于死地；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斗争，主要是靠工人阶级的最后的激烈斗争――城市武装暴动。在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先后领导和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100多次武装起义。这些基本上以夺取和占领中心城市为主要目标的武装起义，大部分因为时间和条件不成熟，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而很快归于失败。这些起义的失败表明：在敌人拥有强大武力的情况下，企图在短时期内通过城市武装暴动，占领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即使取得暂时胜利，也不可能在城市长期坚持下去。只有当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全党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毛泽东领导创立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才占据主导地位，中国革命也从此打开了一幅新天地。
“一个国家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所以一开始不仅在国内，包括在国际范围内也未得到公认。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中国农村的武装斗争，但并不支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道路。共产国际的同志们一直怀疑中国党远离城市工人阶级而改变了党的性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屈服于外来压力而改变自己的选择。不难想像，如果教条主义地照搬共产国际所坚持的城市中心道路的西欧模式或俄国模式，如果屈从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压力，如果没有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独创精神，怎能形成适合中国情况、中国特点的关于革命道路的理论？当然也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毛泽东思想，更不会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毛泽东思想的继承――邓小平理论。
二、中国特色的改造道路
邓小平说过：“我们今天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所走的道路，是列宁所想过的，但是列宁没有能实现。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用了和平改造的办法。实践证明，这样做的结果，我们的生产不仅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得到了发展，既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教育了资产阶级。这是比较好的办法。如果普遍真理不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或者结合得不好，那末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像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其他各个方面，都有这个问题。”当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成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选择什么道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拘泥于“本本”，不照搬外国的现成经验和现成公式，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采取适合中国情况和特点的办法，创造性地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一方面在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等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向苏联学习；另一方面又从中国实际出发，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和办法，避免苏联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某些过火行为。
1.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革命问题主要是农民问题；能否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样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正如毛泽东指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如何实现农业社会化，把个体农民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毛泽东实现了把马列主义关于合作制理论和中国农村的实际相结合，通过互助合作化的途径，使农民通过合作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论合作制》等著作中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后，用组织合作社的办法，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事业，是无产阶级改造个体小生产的农业经济的惟一出路。苏联农业集体化基本是以此为指导进行的。
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借鉴了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在改造的目标模式（如建立以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农民共同劳动、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特征的模式）和改造的基本内容（消灭个体经济和个体经营）等方面受苏联的影响，但在改造的具体道路和做法上有中国自己的特色。
实行“先集体化，后机械化”的道路。毛泽东指出，在经济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缺乏生产资料和资金的中国广大农村，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他强调，马克思主义认为，协作能够形成新的生产力。在中国的条件下，即使没有大批农业机械，只要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发展合作经济组织，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提高生产力的目的。毛泽东这一思路，阐明了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并形成了先通过互助合作实现集体化，然后在集体化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
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而没有采用苏联直接建立集体农庄，基本上是一步到位的做法。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采取了依靠贫农、下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的阶级政策。所谓依靠贫农、下中农，也就是依靠占农村人口60%～70%的大多数，从而为农业合作化运动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避免了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依靠力量不足以及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保证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顺利进行；在对待富农的问题上，苏联消灭富农阶级采用了大量的行政手段和暴力措施，对富农财产无偿剥夺。而中国没有采取苏联那些过激做法，而是创造了消灭富农阶级和改造富农分子相结合的办法。在富农分子入社以后，通过同工同酬劳动，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实践证明，中国的做法，既减少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阻力，又有利于对富农分子的改造，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以上事实说明，在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我们党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合作化理论同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合作化道路，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顺利进行。
2.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认为个体手工业者和个体农民一样，既是小私有者又是个体劳动者，因此，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经过合作社的途径，把个体手工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
但是，手工业与农业有不同的特点，如手工业个体经济是商品经济，生产活动离不开市场，手工业者行业众多，有行业帮会等传统。这些特点客观上要求对手工业合作化采取一些与农业合作化不同的方针和政策。为此，党和政府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在具体改造过程中从供销合作入手，逐步发展到走生产合作的道路。与此相适应，所采取的经济组织形式，是从手工业供销小组到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再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逐步前进的步骤和方式。
手工业合作化的基本实现，解决了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大大促进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为壮大社会主义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3.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由此提出了和平赎买的设想，但马克思没有机会实现这种设想。列宁在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构想，并在1918年和1921年两次提出赎买的主张，但都因得不到俄国资本家的合作而失败。党中央和毛泽东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紧密结合，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对民族资产阶级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主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用“和平赎买”的方式，逐步地把以剥削工人剩余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1956年毛泽东说：“学习苏联也得具体分析。我们搞土改和工商业改造，就不学苏联那一套。”就是说我们党没有采用苏联那种宣布国有化，实行没收的办法，而是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长期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出发，采取“和平赎买”的办法，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道路。这条道路的内涵是：对民族资本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对民族资本家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在经济上实行“和平赎买”；在实践中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改变了一旦宣布国有化，便一举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传统做法，以逐步过渡的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也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
总之，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的过渡时期，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目标模式方面，虽然还是以苏联为榜样，在具体道路上却带有中国自己的特色，从而用新的经验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中，在工作上虽也有毋庸讳言的缺点和偏差，以致在长时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但是就整体来说，在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消灭了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无疑是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又一伟大胜利。
三、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
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各地发展极不平衡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一次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苏联为鉴戒，走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在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在经济建设方针和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民主政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理论观点。由于这一探索没有根本摆脱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并没有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但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认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既是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所取得的正确经验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其失误和教训的纠正与借鉴，使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的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继往开来，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也就是所谓的“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于毛，成于邓”。
1.毛泽东的探索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当时首先碰到的是如何对待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问题。由于新中国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需要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而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在工业化建设中所取得的高速度显示了苏联模式的威力，并且这种模式又适应了新中国在工业化初期着重发展重工业的需要，因此，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几乎是照搬苏联模式。“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全国各族人民的理想追求和奋斗目标。“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1955年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率先提出了以苏联模式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问题。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正式提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导语中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他以后又说：“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显然，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已经阐明了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学习别国长处，借鉴别国经验，走自己的路，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基于这样一种思想指导，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取得了初步而可喜的成就。如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观点，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和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出发点和目的；正确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可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的理论，成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立足点；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突破了斯大林曾经提出的“阶级斗争越往后越尖锐”的观点，对于实现把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措施无疑奠定了理论依据。此外，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和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方针、原则等方面提出了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仍有指导意义的一系列思想观点。这些思想和观点也就或者为邓小平理论所继承，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为邓小平理论所吸收，成为这一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2.邓小平的总结
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这就是指，虽然毛泽东较早地从苏联建设暴露出来的问题中意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因此，决心另辟蹊径，探索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但是，他自己在探索中所取得的一些正确的理论成果，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有的还出现了严重的背离，后来在探索中存在的错误倾向逐步发展，先后发生了“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样长时间的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其结果，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步入正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没有确立起来。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实现了党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的拨乱反正，并且深刻总结和吸取了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经验教训，也借鉴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墨守成规转到全面改革，在实践中成功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而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最终摆脱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即苏联模式的影响。这一历史过程主要经历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点到十二大正式提出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点。这次会议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为我们党正确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科学地认识我国国情；为我们党克服多年来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按照正确方向寻求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全会果断地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就在实质上恢复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新的条件下，邓小平反复强调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要适合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他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又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他从我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等基本国情出发，提出我们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搞现代化建设，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邓小平以极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深刻地总结了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主要失误及其经验教训，指出：“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这就指出了过去在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方面以苏联为榜样的历史教训。他又说，我们过去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搞了好多年，导致的结果不好，鉴于过去的教训，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必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这样才制定了开放和改革的政策。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正是鉴于过去“搬用别国模式”、“固守成规”的教训，才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主张。与此同时，邓小平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四项基本原则，指出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这就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指出了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显然，以经济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心任务，既坚持改革开放，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邓小平将全党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概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结论，并得到党的十二大的一致肯定。他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由于我们党找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而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不仅在实践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在理论上也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应当指出，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认识，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在党的十二大作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我们党相继在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公有制多样化理论等新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沿着这条道路，党的十六大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归结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我们继续坚持和贯彻邓小平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新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