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马尔萨斯是极其反动的，其理论也是十分错误的，但《人口原理》发表后，其积极影响是明显的。它首先引起了1801年英国第一次进行人口普查，后来许多国家也开始关注人口普查工作。其次马尔萨斯掀起的人口理论的争论，引起社会对人口问题的关注、重视和经久不衰的研究，使人口问题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现代西方的人口理论有很大的发展，但不可否认这些理论就其基本思想来说仍然是承袭马尔萨斯的。再次它还使控制人类自身繁殖乃至计划生育成为当代众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一项重要的决策。这类政策的实际将对世界人口适度发展带来积极后果。
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人口理论基本上是沿着马尔萨斯的思想发展，经过一番妆扮，形成了各色各样的人口理论。
？？普雷斯主义
普雷斯主义即新马尔萨斯主义。它的基本观点和马尔萨斯学说完全一致，都是把人口现象看作自然现象，把人口规律看作自然规律，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和罪恶归因于人口增长过快。普雷斯（Francis Place，1771-1854）是英国的社会学家，在马尔萨斯与葛德文的争论中，他是马尔萨斯的积极支持者。1822年，他的代表作《人口原理的说明和例证》出版，这是一本积极宣传和论证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基本观点的著作。弗朗西斯·普雷斯断言，如果不抑制人口的增长，使其不超过生活资料或资本的增长，人民的生活状况就不能有重大的或长久的改善。他和马尔萨斯一样宣扬抑制人口增长，但反对马尔萨斯提出的禁欲和晚婚的“道德抑制”，主张实行避孕等人工方法来节制生育，认为这些办法是符合从属和道德原则的。这就为控制人口增长开辟了新的途径。他声称，采取这种“生理上的预防措施”，可以使一对夫妇不致生育超过他们所希望的数目的小孩，“使劳动的供给能够经常保持在对劳动的需求之下，而人口的数量能够经常保持在生活资料所能供应的水平上”。这样，不但人人都可能结婚，而且“所有阶级的文化知识和生活的舒适程度都会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国家也会在财力、实力和智慧各方面都会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避孕节制生育的措施在他心目中成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失业和阶级矛盾的救世“良药”。由于普雷斯极力宣传用避孕的方法控制人口增长，才出现了英、美等国开展大规模的节育运动。所以人们把弗朗西斯·普雷斯看作“新马尔萨斯主义”的奠基人。
新马尔萨斯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的流行，客观上反映了它适合于为垄断资本的统治服务。垄断资产阶级利用新老马尔萨斯主义，把工人群众和殖民地人民的贫困，把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都归因于人口增长过多。所谓“生存空间”、“人口压力”，更是利用新老马尔萨斯主义为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进行辩护的典型谬论。
？？现代马尔萨斯主义
现代马尔萨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国家泛滥。它与马尔萨斯主义的不同在于：马尔萨斯主义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主要是为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期出现的相对过剩人口进行辩护，而现代马尔萨斯主义则是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利用马尔萨斯学说为垄断资本辩护的一种反动思想体系。二战后，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世界霸权和世界市场的斗争更加激烈，西方列强以更大的规模扩军备战，全世界笼罩着核战争的乌云；民族解放斗争风起云涌，殖民地附属国纷纷独立，但由于过去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经济建设遇到许多困难，而人口又急剧增多，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动荡不安。战后，世界人口增长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发展，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每年以2%的高速度递增。这主要是由于摆脱殖民统治的亚非拉国家人民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生活上有所改善，从而人口自然增长率迅速提高。这样亚非拉国家生产力发展缓慢、经济文化落后与人口迅速增长形成了突出的矛盾。在这种新的历史背景下，西方出版了许多宣扬马尔萨斯主义的著作，战争威胁、民族解放运动、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贫困等等，都归罪于世界人口增长过多，特别是亚非拉人口增长过多。他们吸取了现代科学知识，采用新的材料，提出了新的措施，抛弃了马尔萨斯的一些露骨的提法，更具有迷惑性。他们高喊世界面临“人口危机”。世界人口如果仍按原有的增长速度增长下去势必造成粮食饥荒，自然资源枯竭，甚至面临“世界末日”，人类毁灭。
现代马尔萨斯主义最有代表性的首推“人口爆炸论”。“人口爆炸论”首先是由赫茨勒提出的。他在《世界人口危机》中写道：“世界人口”就像氢弹爆炸一样骤然增长了若干倍，近3年来，世界人口几乎增加4倍。从此以后，人口爆炸这个词就到处风行，说什么“人口增长比原子弹还可怕”；说什么当前世界上存在人口危机、能源危机、资源危机、粮食危机、环境危机，中心问题是“人口危机”，等等。
人口爆炸论者继续鼓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本观点，把人口增长和食物增长相对比，断言人类的繁殖比他们的食物供应增加得快。当前世界人口过剩，特别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人口过剩，是这些国家贫困、落后、饥饿、失业等一切问题的根源，并胡说“人口过剩”和“生存空间不足”就是战争的祸端。
据此，他们认为人类的“生存之路”，是要减少人口，特别是减少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即所谓的低等的阶级和种族的人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竟然公开鼓吹运用“战争、瘟疫和饥荒”等手段，消灭现存人口，甚至认为发动核战争，才有助于解决世界人口问题。福格特说：“智利民族的主要幸福之一，也许是最大幸福，就是高度死亡率”，在他看来，医生是“有严重罪行的人”，乔·斯彭斯发明的治疗疟疾的药物“也许是一种和原子弹同样危险的力量。”因为这使得“阻碍人口增长的最有效的因素开始失去作用”。这种论调十分荒谬。
与“人口爆炸论”相辅而行的就是“自然资源枯竭论”。他们认为当前世界上存在着种种危机，中心问题是“人口危机”。他们利用现代科学提供的材料，说明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迅速增长，今后世界粮食匮乏、资源枯竭、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等等，人类将面临世界末日。以多尼拉·H·米多斯为首的罗马俱乐部，集中了许多国家的不同学科的17名专家，利用现代科学知识和计算机技术，进行专门的科学研究，出版了一本《增长的极限》的报告，作者以全球的粮食、自然资源、能源、环境等方面的材料与世界人口增长进行了比较，得出了一个难以解脱的“人类困境”的悲观结论，宣告了由于资源的耗竭和污染指数的增长，在2000年以前，人口和工业增长就会停止，整个世界由于资源危机而崩溃。福格特说：“目前人口太多了，世界上有限的资源不足以为其提供较高的生活标准”，“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的‘资源资本’都正面临着严重的枯竭”。他认为，由于人口增加，人类滥用土地，许多土地的生产能力已经大大下降，适于耕种的土地不断减少；人口增长和土地负载能力下降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唯一的“生存之路”只有减少人口。虽然，福格特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富毁灭性的限制因素之一，“对土地来说，自由竞争和牟利动机是最大灾难”。但他仍坚持“人口决定论”，他说，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给高速增长的人吃光了，人口多资源少，“目前人类的处境就如同一个人穿着一双小了两号的鞋子。我们必须了解这一点，而不要再埋怨经济制度运转不灵”。而英国社会学家泰勒在1926年出版的《世界末日》的书中断言：人类将在最近30年内毁灭，因为地球上人口过剩了，什么都用光了，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
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引进人口质量概念，用生物遗传学来区别阶级，用种族的不同来区分优劣。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是“具有优秀遗传素质”和“高度天赋”的“富有进取心”的“高等人”，而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则是“心理不健全”、“先天低劣”的“下等人”。“就是在整个人口中，在一极端，是被社会所公认的不适宜的人，例如低能的人；在另一极端，包括社会最高阶层的人。这些人具有财富和社会声望等”。因此，要避免人类遗传素质的下降，现应减少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人口。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国家是优秀民族，而第三世界国家则是劣等民族，在生存空间不足的条件下应首先让优秀民族获得生存和发展。发展中国家则是靠美国来养活的，美国加重税收负担和增加公债，仅仅是为了“养活两洋彼岸的多余居民”。
现代马尔萨斯主义大肆宣扬人口增长造成地球上资源、粮食、能源等危机和环境污染，“人口爆炸”将导致人类社会前景暗淡和世界末日将要来临等等，并把这一切统统归罪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增长，公开鼓吹借助于战争来减少人口，从而消灭危机和失业，然而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要害恰恰闭口不谈，这就是由于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统治、剥削和掠夺，造成了这些国家经济文化的长期落后。其手段和马尔萨斯如出一辙，其目的完全是为了掩盖垄断资本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掩盖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掠夺，以及其本国的失业和严重的经济问题，从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利益，为新老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扩张政策服务。
在60年代喧嚣一时的“人口爆炸论”、“人口危机论”、“资源枯竭论”等现代马尔萨斯主义的理论，宣告了人类的末日。而到了70年代中叶以后，世界人口增长速度不是日益上升而是开始下降，甚至连“人口爆炸论”和“人口危机论”所依据的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率也在逐步下降。近年来世界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事实宣告了“人口爆炸论”、“人口危机论”和“自然资源枯竭论”的破产。现在人类正胜利地向21世纪迈进。
此外，在现代西方人口学说中还有所谓的“人口转变论”、“人口零增长论”和“适度人口论”等。这些理论一样，无非是想从人口的规模、水平、速度找出一个人口再生产的规律，然后对这个规律作出有利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解释，在本质上与马尔萨斯主义是一致的。
？？马尔萨斯的门徒——凯恩斯
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西方人口增长速度减缓下来了。19世纪中叶以后，死亡率降低，出生率开始显著下降。这就是所谓的人口革命的人口现象。于是西方的经济学家们担心人口资源不久是否会发生枯竭；为了经济发展，人口是否反而有增长之必要。这样就要求以强调人口动态方面的人口论来代替强调人口黑暗面的马尔萨斯理论。凯恩斯主义是这种趋势的产物。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虽然成长于人口缩减的时代，但长期以来他作为马尔萨斯的信徒，反复主张的都是人口过剩。凯恩斯十分推崇马尔萨斯，称马尔萨斯是“剑桥的首席经济学家”，认为只要奉行马尔萨斯的理论，资本主义世界就可以完全改观。他说：“如果19世纪经济学发展的主干不是李嘉图，而是马尔萨斯，今日的世界该是怎样一个更为聪慧、更为富庶的天地啊！”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危机、失业、无产阶级贫困化等社会灾难，完全可以用马尔萨斯的理论而得到拯救，因而马尔萨斯主义应该“永存”下去。1919年，他发表了批判凡尔赛和约的《和平的经济后果》，分析第一次大战后的欧洲经济，指出经济危机实质是过剩人口的危机。他认为在马尔萨斯时期，社会灾难的魔鬼是人口问题，而现在呢？人口可以维持在一个“稳定增长”的水平，“人口的魔鬼给控制住了，”但还没有解决失业问题，所以“失业的魔鬼从有效需求的裂缝中站了出来。”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要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过剩”问题，而凯恩斯则认为解决了“有效需求”问题，资本主义“过剩人口”问题也就迎忍而解了。凯恩斯还在另外几篇文章中，如《曼彻斯特商业卫报》杂志的人口时评里发表的一篇文章、1930年《人口与节制生育》、《我们的孙辈时经济的可能性》，反复玩味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的主张。就连当时的西方经济学家都认为凯恩斯一味固守完全没有意义的马尔萨斯过剩人口论，是极为不幸的事。
直到1930年后，凯恩斯才承认人口缩减的事实。在1930年《货币论》中，他认为欧洲的人口问题并非马尔萨斯那种过剩人口问题，而是在于人口缩减的危机。为此，他提出了有效需求的理论。这个时期凯恩斯对马尔萨斯的关心已从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转到了《政治经济学原理》。1933年撰写了马尔萨斯传记《罗伯特·马尔萨斯——剑桥最初的经济学家》。1935年在剑桥大学主办的马尔萨斯逝世100周年纪念会上作了纪念马尔萨斯的讲演。讲演中说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相继对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贫困，另一个是失业——怀着关注的心情。年轻的马尔萨斯以其闪烁的天才说明了，失业并非由于生产力不足，而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所造成。
马尔萨斯对于使自己困惑的失业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所引起这样的问题做直观的理解，提出了生产量由有效需求所决定这个有效需求原理。但对有效需求不足到底是什么理由产生的，却不能作充分的说明。他也没有一个阐明有效需求结构的理论。把马尔萨斯这一不完全的有效需求原理最初形成理论体系的当然要算凯恩斯的《通论》。1937年凯恩斯在优生学会上做了题为《人口缩减的若干经济后果》的讲演，开始了他的所谓新人口论。凯恩斯主义的要旨是企图通过国家机构，调节资本主义经济，达到“充分就业”，以解决“消费不足”（即对个人消费品的需求不足）和“投资不足”（即对生产消费品的需求不足）来提高“有效需求”。他认为“有效需求”，如果主要是依据人口和生活水平的变动的话，那么只要人口发生缩减，在生活水平没有充分提高的条件下，就会使有效需求不足，发生慢性失业。此后，如果人口缩减进一步显著发展，这种长期停滞局面也就变得更加严重。照凯恩斯的说法，由于人口缩减确实可能逃避马尔萨斯所谓的人口过剩的魔鬼。但是只要因人口缩减使有效需求减少，如果没有一个消费水平提高与之相抵，这一来就又要发现另一个叫做失业的魔鬼。这个魔鬼也可以叫它为马尔萨斯的魔鬼。年轻的马尔萨斯从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低下出发，在他的《人口原理》中放出来一个叫做过剩人口的魔鬼，但到了后来，马尔萨斯为了说明失业的发生，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失业的魔鬼。于是凯恩斯下了一个这样的结论：如今马尔萨斯的过剩人口魔鬼被链子锁了起来，马尔萨斯的失业的魔鬼又要切断锁链逃出来。人口魔鬼被锁了起来，我们虽然解除了一个威胁，但又由于资源不充分利用，我们受到另一个失业魔鬼的威胁，更是较前有增无减。
凯恩斯的前后期思想都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和经济学理论有紧密的联系。凯恩斯企图通过他所杜撰出来的“充分就业”、“有效需求”等理论，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过剩人口问题，其实质不过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在20世纪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翻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