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的“哈叭狗”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理论是凭空出现的。任何一种理论，特别是关于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为了适应一定阶级或集团的斗争需要而产生的。马尔萨斯出生于英国的土地贵族家庭，他的著作主要反映资产阶级化的土地贵族的利益和要求。他在《人口原理》一书中诡称无产阶级失业、贫困的根源是他们生育过多。他美化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平衡人口增殖和生活资料增长的最有效的制度。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则从分离亚当·斯密经济学说中的庸俗成分，并通过“注释”和“通俗化”的形式来构造一套为土地贵族的利益辩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武断地说不断地扩大土地贵族的个人消费，是使资本主义制度免除经济危机的唯一途径。
在马尔萨斯的思想中，明显地存在着两个特点：在反对工人阶级方面，他积极维护包括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利益在内的整个资产阶级利益，即拥护他们反对人民群众，反对无产阶级；而当土地贵族同工业资产阶级存在利益分歧并且相互敌对的时候，他就站在土地贵族一边，反对工业资产阶级。由于马尔萨斯的观点非常适合反对当时群众革命斗争的需要，所以博得了英国统治阶级的赞赏。马克思指出：“法国革命在不列颠王国找到了热情的维护者；‘人口原理’是在18世纪逐渐编造出来的，接着在一次巨大的社会危机中被大吹大擂地宣扬为对付孔多塞等人学说的万无一失的解毒剂，英国的寡头政府认为它可以最有效地扑灭了一切追求人类进步的热望，因而报以热情的喝采。”马克思还指出：“这部著作的实际目的，是为了英国政府土地贵族的利益，‘从经济上’证明法国革命及其英国的支持者追求改革的意图是空想。一句话，这是一本歌功颂德的小册子，它维护现有制度，反对历史的发展，而且还为反对革命法国的战争辩护。”
？？“私有制是最良好的制度”
马尔萨斯认为，财产私有社会制度是由人口自然规律的支配而产生的，是永恒的，不可被消灭的。它是人口增长同生活资料增长之间保持平衡的有效的和最良好的制度。财产私有制是限制人口增长的最有效的办法，它可以使社会避免贫困和罪恶等各种弊病。他说：所以在各文明国家里，现在所行的相关不很大的财产支配制度，似乎很可以确定为人微言轻最好的（虽然不是充胜任的）良药，来救治这个社会所患的各种弊端。按照马尔萨斯的廉洁，两性间的情欲必然存在，不能消灭，只有财产私有制和婚姻制度使每个人都担负起供养子女的责任，可以使无力抚养子女的人们自制不生出子女来，不致妄行纵欲、生育过多的子女。否则，耻辱和困难必将落到轻率地使自己和他的无辜子女陷入贫困的人身上。他还认为公有制和平等的制度，不能产生使人努力的种种刺激力量，而这种刺激力量乃是克服人类好逸恶劳的天性的唯一手段。而平等的社会、财产公有缺点本身只是一种幻想。如果财产公有制，人们一旦消除了贫困和饥饿的顾虑，人口增殖就会迅速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马尔萨斯说：毫无疑义，维持一个大家庭的困难的考虑而来的对早婚的自然限制，确实是广泛地在每个文明国家的一切社会阶级中起着作用，并在还可以希望由于下层阶级人民在知识和远虑方面不断改进以后，这种限制还能发生更大的效力。但是这种自然限制办法的运行，完全有赖于私有和遗产法律的存在；而在平等制度和财产公有制情况下，这种自然限制的办法只好用某些人为的规章制度来代替了，可是这种人为的规章制度非但是类型大异而且性质也不自然得多。“每一种平等制度一定很快就会在那种不可避免和必须的贫困和苦难中消亡，除非这样的人口增长受到抑制，不过这种抑制手段比由私有财产法律以及上苍和自然所加在每个人身上的抚养自己子女的道德责任所造成的手段还要残酷数倍”。可见，马尔萨斯反对社会改革，咒骂和攻击平等社会和财产公有制度到了什么程度。他一贯地毫不掩饰地为私有制度唱颂歌，不仅认为私有制是限制人口增长的最有效的制度，而且是发展人类智力和智慧，培养和提高人类德性的最良好的制度。他说：“不平等的社会状态化善良行为提供自然的报酬，并广泛地普遍地使每个人都希望在社会里往上升，而害怕沦落。这种社会形态无疑是发挥人的能力和智慧，并且是有利于人类品德的全面改进的。”可见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是要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人口自然规律最有效的最美好的永恒的社会制度。
马尔萨斯一方面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辩护，一方面又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攻击。他认为无产阶级的失业、贫困和苦难，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造成的，而是人口自然规律、人类的本性所造成的结果，是命中注定而不可改变的。他反对葛德文所提出的私有制是人类社会失业、贫困和罪恶产生的根源的观点。他说：“葛德文先生在他的全部著作里所犯的重大错误是将人类社会里所难免的一切罪恶和贫困，几乎都归咎于社会制度。他认为一切的政治法规和由来已久的财产所有制度是万恶之源，亦即使人类堕落的一切罪恶的温床。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那末从这个世界里肃清一切祸害，看来不是一件绝对没有希望的事；因为理性似乎就是完成这样一个伟大任务的适当而胜任的工具。但是，事实往往却是如此：虽然社会制度好像是，并且实在也是，危害社会的极其明显而使人不能不相信的原因，但是这种原因，如果和自然规律及人类情欲所造成的祸害的更为根深蒂固的原因比较起来，实在是微乎其微，并且仅仅是表面上的原因。”马尔萨斯认为，任何幻想平等，任何大规模的农业条例，都不能免除人口规律的压力。“要社会上全体人的生活，都安逸、幸福，而比较闲暇，不必悬念自身及家属的生活资料如何供给，那是无论如何亦不可能”。所以马尔萨斯把葛德文等人描绘的平等社会看成是“黄梁一梦”，“想象中的一幅幻景”，永远不会到来的。在马尔萨斯看来，废除了财产私有制度，实行婚姻自由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消除了贫穷与罪恶，势必刺激人口迅速增长。而生活资料的增长总是有限度的，低于人口增长速度的，所以即使建立起了这种美好的平等的社会制度也必然很快趋于土崩瓦解。马尔萨斯说：“这种幸福而不朽的‘琼楼玉宇’，这些真理和美德的‘圣殿’，当我们清醒来回到现实生活，并思虑人生在世的实际处境的时候，就会像‘泡影’一样消灭于无形”。
马尔萨斯从他所维护的阶级的利益出发，极端仇视工人和劳动群众。更有甚者，他把反抗地主和资本家剥削的工人和农民诬蔑为“暴民”。“暴民是一切摧毁自由的恶魔中最凶猛的。所谓暴民，一般地说，就是多余人口的产物”。如果暴民起来革命的话，“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结果，必然是不断的变更和不停的屠杀，而只有建立一种绝对专政制度才能把这种血腥斗争制止”。“所以，下层阶级接受痛苦的压迫，并且一贯地把他们的痛苦归咎于他们的统治者，照我看来，似乎就是专制制度的基石，它的堡垒与护身符”。马尔萨斯毫不掩饰他仇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反动立场，他“宁愿屈服于强大的压力而绝不支持民众的暴动”，所以他主张对工人和农民和革命行为实行坚决镇压和不停的屠杀。英国劳动阶级因而十分憎恶马尔萨斯，咒骂马尔萨斯是“卖假膏药的牧师”，是“敌人的辩护者”。而地主资本家和形形色色的反动派却把他捧上了天把他的《人口原理》一书奉为反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圣经”。恩格斯严正地指出：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的宣战。
毋庸置疑，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的反动性是极其明显的。马克思在提示资本主义人口规律时指出：“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类干涉的动植物界。”资本主义大批的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是资本主义资本积累一般规律发生作用的直接后果。在这里随着执行职能的社会资本量的增长程度的提高，随着生产规模和雇佣工人阶级的扩大，随着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社会财富更加增长。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迅速加快，资本对工人的吸引力和排斥力相结合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因此从工人人口本身在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过剩的工人人口是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财富增长的必然产物，但它又是资本积累的杠杆，甚至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必要条件。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现象，绝不是像马尔萨斯所说的那样，是工人人口繁殖过快，消费资料供应不足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劳动者却腰缠万贯、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而创造财富的人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人类极端不公平的现象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邪恶制度的结果。“济贫法是一种使国家破产的制度”。
马尔萨斯从他的人口原理出发，极力反对当时英国实行的济贫法，力图论证济贫法有害无益，是一种使国家破产的制度。
1601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为了使因圈地运动失去土地、家园而无家可归的农民不致于到处流浪，于是把他们集中在一定地区，以保资本家获得所需要的劳动力，因此颁布了济贫法。具体实施办法是：责成教区对贫苦的工人进行救济；征收济贫捐；举行法律规定的慈善事业。按济贫法规定每个穷人可以在其出生的教区领取一定数量的货币和实物救济。可是，经过200多年后，到18世纪下半期，在失业人数激增和面包价格上涨的情况下，旧的济贫法已经不符合资产阶级利益。于是1795年英国开始广泛实施斯干汉姆斯制度，规定根据面包价格上涨的比例，每个“贫穷而勤勉的”人可以从济贫税中取得救济金。这规定使资本家能够把一部分工资负担转嫁给纳税人，因此它实际上起了鼓励资本家降低工资的作用，结果使贫民数量更为增加。18世纪未，产业后备军已经形成，资本家可以从市场获廉价的劳动力，济贫法已失去了它的作用。这时资本家就撕去了伪装的慈善家面孔，露出了狰狞的真面目，攻击劳动人民，极力反对济贫法。对于资本家来说，现在已经不是需要消灭赤贫了，而是需要它万古长存。马尔萨斯适应资本家们的这种需要，意图反对济贫法。
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第一版第五章中认为，济贫法只能使人懒惰、浪费，增加更多的过剩人口，促使粮食价格上涨，劳动力实际价格下降，减低人民的储蓄能力和储蓄意愿，不是为人类造福，而是给社会带来不可救药的弊病。他认为英国的济贫法往往使人口趋于增长，而养活人口的食物却不见增加。穷人明知无力养家糊口，也要结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济贫法在产生它所养活的穷人、创造穷人。人口增加了，而国内的食物不按比例增加，每个人的特许权的价值将降低。分配给每个人的食物数量必将减少，一天劳动所能购买到的食物数量也随之减少，他们之中必然有更多的人请求救助。因此没有济贫法，人民得到的才会多。他公开宣称：作为一种普遍通行的制度，济贫法确定是建立在完全错误的基础之上的。
他又认为，济贫院收容的人一般不能说是最有价值的社会成员，但他们消费的食物却会减少更为勤劳、更有价值的社会成员本应享有的食物份额，因而同样也会迫使更多的人依赖救济为生。如果让济贫院中的穷人比现在生活得好，则货币分配的这种变化将使食物价格上涨，将更为明显地使济贫院外的穷人的生活境况恶化。他还说，下层阶级的贫乏是根深蒂固的弊害，非人类智力所能疗治。他说应该形成一种风气，把没有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看作是一种耻辱。如果某些人根本没有可能自立，根本不可能养家糊口，只因可以指望得到教区施舍，便结婚成家，那这些人就是受了不正当的诱惑，不仅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幸，生活不能自立，而且还会不知不觉地损害同阶级的所有其他成员。一个不能养家糊口而结婚的劳动者，在某些方面可说是他所有劳动伙伴的敌人。
马尔萨斯提出了废除济贫法后的缓和社会矛盾的办法，一是废除教区法，给予英国农民行动自由，使他们可选择工作的机会较多、劳动价格降低；二是开发新的耕地，增加农业的产品，降低工资；三是设立济贫院，收容贫民。济贫院提供的饮食应该粗劣，其所收容的穷人凡能工作者都强迫工作。1834年英国实行新的济贫法，实际上是采纳了马尔萨斯的主张。新济贫法取消了货币和实物救济，规定贫民只能在设立的习艺所才能得到“赈救”。一切金钱或实物的救济都取消了，只承认一种方式——把穷人收容到已经在各处迅速建立起来的习艺所里去。这种习艺所被称为穷人的“巴士底狱”。那里的规则，足以吓退每一个还有一点希望可以不靠这种社会慈善事业过活的人。为了使穷人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去请求救助，马尔萨斯的信徒们挖空心思地把习艺所变成一处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在习艺所里的贫民担负着繁重的劳动，过着非人的生活。恩格斯当时指出：甚至监狱里一般的伙食也比这里好，因此，住习艺所的人为了能够进监狱，就常常故意犯一点罪。马尔萨斯认为济贫法还会使工资普遍降低和很多工人失业。按照马尔萨斯的看法，维持劳动的基金实际是不变的，工资高低决定于工资基金的多寡，救贫法会助长人口增加，同时使在乡村靠津贴抚养起来的人口自然并且必然地流行到城市去。劳动的供给超过对它的需求，就会导致降工资。劳动供大于求，要获得充分就业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此外马尔萨斯还从多方面论证救贫法有百害而无一利。他的主导思想是穷人没有被救济的权利，贫民是他自身贫困的原因，救济手段在他们自己手上，而不在别人那里，政治和社会对此无能为力的。实行救贫法，只会制造更多贫民，使物价上涨，工资下降，社会各阶级生活普遍下降，人口增加。由于不具备有效需求，所以也不能刺激生产发展，反而会阻碍生产的发展。因此马尔萨斯坚决主张废除济贫法。
？？土地贵族的孝子贤孙
19世纪20年代，萨伊、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等人否认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理由是商品与商品相交换，无异于商品以商品来购买，买和卖是均衡的，供给和需求也是平衡的，所以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马尔萨斯驳斥了这种错误理论，认为商品同商品交换的理论是错误的。他说：“事实上，商品决不都是和商品交换，很多商品是直接和生产性劳动或私人服务相交换的。显然，这很多的商品，和他们所要交换的劳动比较起来，它们的价值可能因过剩而下跌，正像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与劳动或货币比较起来，会因供给过剩而下跌一样。”马尔萨斯正确地认为把商品交换简化为物物交换，毫无根据地把货币抽象掉是没有道理的，譬如说：“当一啤酒花种植者运1万袋啤酒花到威希尔市场上去时，他决不会想到帽与鞋的供应情况，正像他不会想到太阳上的黑子一样。那么他想到的究竟是什么呢？他想用啤酒花换什么呢？穆勒先生的意见似乎是：如果说他所需要的是货币，那就说明说话的人对政治经济学一窍不通。然而我个人宁可让人说成一窍不通，也仍然毫不犹豫地明确指出，他所需要的的确是货币；并且还要说，在目前的社会状况下，他送上市场进行交换的大宗商品必须换取货币，否则他就不能进行他的啤酒花种植。”因此他认为在消费和生产、需求和供给之间必然存在着矛盾，正是这种矛盾将导致生产过剩危机的发生。
马尔萨斯从西斯蒙第那里抄来了“消费不足”的危机的观点，反对李嘉图、萨伊等人否认危机的看法，但他承认危机的目的却与西斯蒙第完全不同。西斯蒙第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和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在181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一书中，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利润，各生产者之间完全受自由竞争的支配，使用机器进行生产，企业不断集中，这一切都造成了生产的无限扩大。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又使得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生产劳动者却收入不足，日益贫困。这样就破坏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比例，缩小了国内市场，使产品实现遇到了严重的障碍，因而必然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但马尔萨斯作为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辩护人，掩饰和抹杀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他的天职。他提及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矛盾、需求和供给的矛盾，但并不批判它。其目的在于证明土地贵族、国王、神甫，以及形形色色的寄生阶级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极端重要性。他断言，正是他们只买不卖，只需求而不供给，才使商品、利润得以实现。这样一来马尔萨斯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吹捧土地贵族，论证土地贵族和地租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因此，必须有一个相当大的阶级，他们愿意也能够消费掉比他们所生产的数量更多的物质财富，否则商人阶级就不能继续有利地生产多于他们所消费的数量。在这个阶级中，地主无疑地居于显著的地位；但是，假如地主没有他们所养活的大批从事私人服务的人手的帮助，单靠他们自己的消费就不足以保持和增加产品的价值，并且不能使产品数量的增加足以抵消其价格的下降而有余。”如何解决有效需求的问题，也就是消除生产过剩的危机问题。
马尔萨斯认为要促进生产的持续发展，保证财富的不断增长，就必须经常保持足够的有效需求。在马尔萨斯看来，单纯的社会生产力，是不能刺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的。他认为就财富的生产来说，“最有利的三种重大因素是：资本的积累、土地的肥力和节约劳动的新发明”。但这三大因素能够便利生产，增加供给，然而却不能对需求提供刺激，它们与需求无关。增大的供给没有与之相适应的需求增加，就会出现供给超过需求而引起产品价格下降，使资本家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利润，这样生产就不能持续地按比例发展，并往往会造成产品过剩，发生生产过剩危机，阻碍财富的增长。因此，必须提高对产品的有效需求。马尔萨斯指出：“对于决定于分配的产品价值的增加，最有利的因素是：（1）地产的分割；（2）国内和国外贸易；（3）使社会中占适当比例的一部分人从事于私人服务，或者可能以其他方式提出对物质产品的需求，而不直接参与产品的供给。”在这里的第一条措施是土地财产的分割，就是要巩固资本主义的土地私有制。在马尔萨斯看来，土地如果像封建时代那样集中，或者像法国那样分割成小农经济，都是于有效需求的增加十分不利的，因此，英国的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应当很好地巩固下来。可见它是直接保护土地贵族的利益的。第二条意思是说发展国内外商业可以增加社会对商品的有效需求。土地贵族可以因此享用各种各样的奢侈品。在以上三个能增大有效需求的原因中，他特别重视的是第三个原因，其目的在于说明在财富增长过程中，只从事消费而不生产的阶级的存在和发展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而且在马尔萨斯看来，应当尽量的扩大他们的这种个人消费，不然经济危机就要爆发，资本家就要遭到损失，甚至破产。
马尔萨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之所以会出现供给超过有效需求而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主要原因就是资本积累。因为在他看来，资本积累会使那些本来从事私人服务方面的非生产劳动者变成生产工人，造成市场上的商品大量增加。但是生产工人的增加并不会引起他们的需求或消费的增加，其原因是这些增加的工人不外是从原来从事私人服务的部门转移过来的。这种转移不会增加他们的总数。因此对社会来说，总劳动维持基金是不会变化的。然而就资本家和地主来说，由于积累，削减了个人消费，因此他们的有效需求显然是下降的。这种下降使得增加工人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找不到买主，导致普遍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必然发生。他说：“由于资本积累，本来从事私人服务的人转变为生产性劳动者，于是，市场上各种商品的数量显然会异常地增加，可是两类劳动者的意愿和能力根据假定是下降的，这样与劳动比较的商品价值就必然会降低，以致大大地降低利润，因而暂时抑制进一步的生产。这正是过剩这个名词的含义，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过剩显然是普遍的而不是局部的。”因此，资本积累不会被利润率的下降自动限制，“过度热心的积累，必然不可避免地导致商品的供给超过社会结构和习惯所允许的消费。”认为，由于过度的积累降低了对商品的有效需求，才破坏了生产的动机。他同意李嘉图的意见，食物的成本上涨，通过影响工资，会逐渐削减利润，因为工资和利润是相反方向的变动。但是解释商品过剩的现象，必须根据短期利润变动的理论来论证。他认为当利润率上升时，将出现一种积累量大、消费量减少的趋势。增加的积累虽然将会使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受到雇佣，从而较多的商品将可供购买，但因为短期内人数不变，又因为要弄清楚消费习惯需要时间，消费品的有效需求抵消不了由于资本家和其他有钱人的积累或储蓄所造成的有效需求的下降。结果商品只能按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降低了利润，最后破坏了积累或储蓄能力。
从增加有效需求的3个因素看，他认为资本积累增加的财富，不能由生产者增加消费来实现，因为这会导致生产费用提高，利润下降，从而减少或消灭资本积累的动机。也不能由资本家来消费，因为他们的欲望是资本积累。
马尔萨斯强调，要维持适当水平的有效需求，单靠工人和资本家的支出是无能为力的，特别是工资冲击着利润，而资本家对积累的兴趣，总是大于购买消费品的兴趣，于是生产力随着储蓄的增加而扩大，更恶化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由此马尔萨斯提出食利阶级和其他不从事生产的消费者阶级对维持有效需求的重要性。认为他们属于只买不卖的阶级，对消除生产过剩可以作出贡献。特别是地租是来自土地级差的剩余，出自这种收入的支出，只增加有效需求，而不增加生产成本。
此外，他还指出，还有一批不从事生产的消费者阶级，如卑贱的奴仆、政治家、医生、法官、律师、僧侣等，他们的支出也增加了有效需求，抵消了由于积累过程所产生的消费不足。马尔萨斯由此向社会证明，一批不劳而获的地主阶级及其他寄生阶级，是绝对不可少的，这些人不仅不是社会的累赘，而且还成了“功臣”，应该让它呼奴使婢，任意挥霍，尽情享受，不然的话，社会就会遭到劫难！不仅如此，就连土地贵族的地租收入，马尔萨斯也是吹得神乎其神，他说：“事实上，没有这一部分，就没有城市、没有陆军、没有海军、没有艺术、没有文化、没有精良的工艺品、没有来自外国的便利品和奢侈品，也就没有那种不仅使个人高尚和尊严，而且使全体人民蒙受其利的文明而优美的社会”。非生产性的消费是社会的安全阀，没有它，商品过剩和资本过剩的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这就是马尔萨斯为什么要承认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马尔萨斯明明白白为大土地所有者等寄生阶级辩护。马克思指出：“马尔萨斯并不打算掩盖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相反，他是想要突出这些矛盾，以便一方面证明工人阶级的贫困是必要的（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他们的贫困确实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向资本家证明，为了给他们出卖的商品创造足够的需求，养成脑满肠肥的僧侣和官吏是必不可少的。”
马尔萨斯的观点说穿了非常可笑。他说的这些不生产的消费者究竟用什么来购买商品呢？按照马尔萨斯的说法，他们不过是以地租及租税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生产物价值的一部分，然后再用这部分价值在等价以上去交换资本家的生产物，全部利润就得到实现。这等于是说，一个人生产出来的商品没有人来买时，他应该先付钱给别人，然后叫别人再用这个钱来买他的商品。可见，这种庸俗的辩护性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马尔萨斯有效需求原理，当时没有受到重视，到了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出现普遍萧条，才被凯恩斯吸收到他的学说并加以发展，形成消费需求不足理论。从此，“有效需求不足”就被视为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失业和“危机”的根源，他们抹杀了这个“根源”的根源——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
马尔萨斯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但是他把消费不足作为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不正确的。消费不足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的经济现象，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存在广大劳动人民的消费不足，但并没有造成经济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因此，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治之症，马尔萨斯妄言以扩大非生产消费的支出来避免它，那完全是一种骗人的鬼话。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马尔萨斯为了维护土地贵族这个没落阶级的既得利益，编造出一套理论，拼命吹捧一群寄生虫，真可谓土地贵族的孝子贤孙。
？？“寄生虫”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马尔萨斯为土地贵族辩护的立场贯穿于他的整个著说中。在他看来，不劳而获的寄生阶级不仅是避免经济危机发生的“功臣”，而且还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实现经济增长的“功臣”，似乎离开了这群寄生虫们，整个世界就停滞不前了。马尔萨斯的这一观点具体体现在他的经济增长理论中。
马尔萨斯与李嘉图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于他区分了“静止局面”和“早熟停滞”。所谓静止局面是指在土地资源衰竭以后所发生的资本和人口出现零增长状态。马尔萨斯认为这是在资源约束下人口和资本动态均衡增长的结果。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人口增长率是工资水平的函数，而资本增长率则是利润的函数；并且，资本与人口相互需求将调节工资与利润，资本和人口不同的增长速度有可能会成为自身的限制。即是说，当资本增长快于人口时，会形成很大的劳动需求，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必然导致高工资水平，从而使利润率降低，于是资本积累的动力和源泉逐渐减少；当人口增长超过资本积累速度时，则工资下跌，利润率开始回升，工资下跌到一定程度人口便不再增长。所以，在人口和资本增长过程中，每一种利润率都转化为某一资本增长率，而这一利润率是与一定的人口增长率相联系的；同时，每一种工资率都可以转化为某一特定的人口增长率，而这一工资率又是与一定的资本增长率相对应的。因此，人口与资本彼此协调的均衡增长率只能在运动过程中实现，相对的供求关系变化成为这一过程的动因。最后，“当一国的资本由于积累的不断增进以及可耕地枯竭，而不复增进的时候，资本和利益及劳动报酬必然在长时期内逐步减少，直到它们最后都低得不能进一步鼓励资本的增加，也不能进一步对于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维持生活资料为止”。这时，整个经济增长便进入静止局面。
但是，马尔萨斯认为这种局面在任何国家从来没有过，实际上也永远不能达到。在现实的经济增长中，容易发生的是不同于静止局面的“早熟停滞”状况，即在自然资源还没有充分利用时，人口和资本的增长就已受到了抑制，甚至原有的财富和人口都发生显著衰退的现象。这样，马尔萨斯就把增长过程的停顿分为两类。其一是任何国家，由于获得生活资料的困难最后一定会出现一个比较停滞的时期；其二是由于缺乏有效需求，往往也会造成类似的停滞现象，即“早熟的停滞”，它涉及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处于不发达阶段的国家所出现的“早熟停滞”。马尔萨斯认为当时的波兰就属于这一类型。其特点是国家还处于封建制度统治之下，土地由农奴耕种，劳动产品完全属于农奴主。在这种情况下，“财产所有制和人民的奴役状况对于任何种类的产业都不能起鼓励作用。”并且，剩余产品的分配也极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地主除豢养一大批食客外，就别无其它办法来花掉他们的进款；另一方面，很少有人能够积累新的资本和增加对劳动的需求。所以，国内显然就没有一批人对土地的剩余产品形成充分的需求。于是，潜在的资源长期处于沉睡状态，多少年后依然贫困，人口稀少。马尔萨斯认为这类国家经济增长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发展工商业，扩大资本主义部门，从而提高对农产品的有效需求，通过这个过程便可渐渐走出长期停滞的状态。
第二种情况，处于工商业发展阶段的国家出现的“早熟停滞”。其特征是在土地尚未利用，即经济还没有发展到受资源制约的地步，便出现了利润低落，随之而来产生了对劳动的需求疲软、资本和人口增长日趋缓慢的局面，即“财富的增进——在时期还不成熟的时候就遭到阻碍”。马尔萨斯把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按马尔萨斯的分析，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从事生产性劳动的那些人产生的消费和需求，决不会单独形成积累资本和使用资本的动机；而人口、资本、技术改良、土地资源这些对生产最有利的发展要素只倾向于便利供给，而与需求无关，它们不可能单独地对财富的不断增长提供充分的刺激。由于没有足够的有效需求，经济增长的刺激与来源就难以得到保证。
马尔萨斯认为，为了保证财富的不断增长，生产能力和分配手段必须结合，而分配手段的目的在于达到一种“适度储蓄”。具体说来就是通过三种形式：地产的分割、扩充国内外商业、保护和发展非生产消费来减少储蓄，提高有效需求程度。地产的分割有助于重新分配大土地所有主的收入，从而有可能产生较多的中产阶级，强化消费倾向；国内外商业扩充无疑可以增加社会对产品的需求，刺激消费。而作用最主要的莫过于保护和发展非生产性的消费。这种消费主要以赋税收入为基础。来自利润和地租的赋税，又把购买力直接打入市场，可达到双重效果，“早熟停滞”便得到克服。这说明，马尔萨斯全然低估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必然会发生无法克服的困难。
马尔萨斯尽管意识到总需求不足必然会导致增长过程中断，出现“早熟停滞”，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但他错误地利用这种矛盾来论证一切非生产阶级存在的合理性，以及这些阶级非生产的花费对持久增长的重要性，这充分表明了他为寄生阶级辩护的立场。
除了强调有效需求对经济持久稳定增长的重要性以外，马尔萨斯还提出一种农业、制造业之间平衡增长的观点。
在论述产业平衡问题时，马尔萨斯是在英国的特定背景之下强调产业平衡的。当时英国农业产值尽管在国民经济中居领先地位，但在近50年内已发生大幅度下降；而制造业不论从产值的比重，还是从就业人口所占比例看，进展都十分快。产业资产阶级为了保持工业的高增长，希望从海外获得廉价谷物以降低工资提高利润率，土地贵族则从自身利益出发，反对谷物自由进口，以此来保护日趋没落的农业。马尔萨斯主张产业平衡增长的思想，就成为后者手中的理论武器。
马尔萨斯认为，国内粮食产出决定长期的人口增长。也是其他产业发展的最终限制，因为农业是一个国家长期发展的基础。所以，忽视农业，较多地倚重制造业、商业，势必影响人口和财富的长期增长。由此，马尔萨斯反对通过对外贸易从各个国家获得粮食维持迅速增加的工业人口，以减轻本国由于土地资源的日趋耗竭而形成的增长制约的观点。他指出，放弃农业、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这样做等于把自身的发展寄托于一个外国农业增长的基础之上。当粮食出口国生产发生萧条、或彼此交换的工业品或农业品之间存在的有利价格比率丧失之时，必然影响到工业国人口和生产的扩张水平，资本和人口的增长也就会趋于停滞。总之，依赖一个不受本国控制的不确定的外部市场会使很大一部分人口“遭受工业国家在商业途径上必然遭到的波动和变化”，只有发展农业，实现本国粮食自给，才是一种可取的方式。
但是马尔萨斯又指出，如果一个国家以农业为主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还必须有与农业规模相适应的工业才行。这是因为尽管粮食增长和人口增长的极限是与土地资源耗竭联系在一起，然而土地生产力并不是决定产出量的唯一条件，还必然对农产品有足够的有效的需求，农业产量才可能达到土地生产力允许的最大程度。而工业发展的作用不仅在于可为农业增加资本品的投入，而且更重要的是工业发展起来能够形成一种工农产品之间相互需求。在马尔萨斯看来，通过这一相互需求维持一个稳定或上升的价格水平，对于保持增长的利润动力十分重要。因此，“每一个领土国家，在它向富庶进展的自然过程中，应当为自己生产工业品。”这样，土地产品就能在国内找到现成的市场；并且这样的一个市场特别有利于资本的不断增加。他还认为，由于工农业“齐头并进”有利于财富的增长，人口增长的极限便可向前推移，从而工农业平衡增长的国家有着和单独发展工业或单独发展农业的国家不同的增长极限。马尔萨斯的这些观点，足以表明他对产业平衡增长的重视程度。
产业应该保持什么样的比例或速率才是平衡增长，马尔萨斯并没有明确表达。但他指出，应使“农业与工业并驾齐驱，并使农业与工业两个阶级之间能保持一种更大的平衡”。而且必须使商业和工业方面的人口与农业人口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如果再考虑工农业两大部门产品必须形成相互有效需求的观点，马尔萨斯所谓平衡增长就会有工农业之间产值比率不变、增长速度一致的绝对含义。显然，这不符合经济增长的史实。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和人均收入的增长，农业总产值比重必然出现下降。所以现代产业平衡增长无非是指按产品根据各自需求的收入弹性增加产出量。马尔萨斯之所以赋予平衡增长上述含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在于其人口增长的假定：既然劳动人口只要具有糊口水平以上的生活资料就会增长，那么对农产品的需求就决不会随收入水平上升而缩小。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马尔萨斯确信农业只要在国外谷物不自由进口的情况下，必然会与工业一起平衡增长。由此可见，虽然马尔萨斯的平衡增长的内涵与经济生活必然趋势并不相符，但却是与他的理论体系一致的。
从经济史的角度看，马尔萨斯强调工农业平衡增长，无视增长过程中经济结构自在转变的事实，并不符合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他无非是想通过产业之间的平衡增长，来创造出一种较稳定持久的产出扩张。但是，他是把创造增长刺激的任务放在资产阶级化的土地贵族身上，放在非生产阶级身上，从而使他不可能像李嘉图那样把这种寄生阶级作为社会的赘瘤加以批判。不过，马尔萨斯产业平衡增长思想却为后来强调部门平衡发展对均衡增长起重要作用的发展，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了一种早期的理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