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论语·述而》
孔子说：“财富假如可以求取的话，即使是市场上的守门人我也愿意干。假如不可求取，还是干我所喜欢的吧！”
在人们的心目中，孔子是个有理想、有道德，主张“克己复礼”、“以仁治国”的圣人。但圣人也要吃饭，也要喝水，也要生活啊。孔子一直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和住所，周游各国如“惶惶如丧家之犬”，所以这位“圣人”，有远大的志向，同时也很清贫。
可以这么说，孔子的志向和他的清贫是成正比的。那么，是不是越有理想，就应该越清贫呢？是不是越清贫，就能越有理想呢？孔子对于金钱，或者说是对于财富观的看法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在孔子看来，贫穷不是他理想的社会，他希望人民富裕。借用继承了他的思想的孟子的话就是：往上说赚的钱足够孝顺父母，往下说赚的钱足够养活妻儿，在好的年景能一年都吃饱饭，在不好的年景也起码不会死。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孟子·梁惠王上》
问题在于，致富要走正道，要合于义，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用正当手段致富”。如果靠投机钻营、坑蒙拐骗来“致富”，那孔子是绝对不干的。如果是那样，孔子宁可吃粗饭，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孔子认为这种穷困生活中也有快乐。行不义之事而得来的富贵，在他看来好比天上的浮云。
孔子的弟子冉有后来被孔子号召其他弟子 “鸣鼓而攻之”，原因就在于他帮助鲁国的大贵族季氏搜刮民财，本身冉有做生意就有钱，但他不知足，有钱了还要更有钱，不知足你就用正经手段再赚啊，他却采取了“捞偏门”的不光彩手段，为自己捞取富贵，这不正是“不义而富且贵”，孔子自然是深恶痛绝的。
孔子不反对人们致富，认为这是人的正常要求。但他一是反对求“多”，如季氏富了还要更富，贪得无厌；二是反对以不义手段求富。在《论语·里仁》篇里，孔子明确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意思是：发财做官，是人人所想要的。但是如果是用不正当手段得到的，君子是不接受的。
让我们看看，君子是怎么处理送上门的金钱的！
东汉名臣杨震是当时闻名天下的大学者，有“关西孔子”美誉。杨震客居异乡二十多年，一直是靠教书得来的微薄收入奉养老母。州郡闻其名，屡召不出，直到50岁时，在朋友们的劝说下，才应聘到州里任职，为官以廉能著称。杨震入仕之前家境窘迫，长期过着自食其力的清贫生活。他除了教授学生之外，还借种别人的一块土地，亲自耕耘，维持生计。当时的人都很敬重他，但他从不接受别人的馈赠，他从荆州调到山东任东莱（今山东莱州）太守，路经昌邑县（今山东金乡西北）时，昌邑县令王密特来参见。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双赢、多赢，皆大欢喜。小人爱财，贪得无厌，你怨、我怨，自他俱损。王密是杨震在荆州时举荐的秀才，他为了报答杨震的知遇之恩，当天晚上趁夜深人稀，怀揣十斤黄金呈献杨震。杨震批评他说：“作为老相识，我比较了解你，你怎么会不了解我呢？”
王密以为他假意推辞，便说：“夜里不会有人知道这种事情，请大人放心收下吧。”
“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能说没有人知道呢？快给我收起来！”杨震严肃地训斥了他。王密惭愧地收起金子拜辞而回。从此，杨震“夜畏四知，严拒私谒”的品德一直被后世赞美。
杨震是很有钱吗？不是，他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靠教书、种地生活。这说明他收入微薄，他是很需要钱的。王密送他黄金，以报知遇之恩，从道理上讲，杨震是完全可以收下的。别人也不能说什么，又不是行贿。况且，当时在场的只有他们两个，这收人财物的事儿也不会被传出去。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杨震认为，王密送金这种行为，是与他平常遵守的“仁义之道”相悖的，虽然我缺钱花，但不能违背了“仁道”，于是才坚持推辞了。说明真正的君子，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坚守自己的原则——“取之有道”。
孔子还说过这样的话：在世道清明的社会，一个人不能富裕，仍然贫贱，是一种耻辱。在政治黑暗的社会，一个人如果不甘贫贱，钻营富贵，也是一种耻辱。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作为贫寒的读书人，除非你去攀缘权贵，钻营豪门，剥削百姓，或混个官儿当当，很难靠诚实和劳动致富。而孔子是绝不会折损了自己的人格去为五斗米折腰的，因此，他能够安贫乐道。
和孔子形成对照的，是他的两个弟子，一个就是冉有，投靠季氏盘剥人民来谋取自身富贵。另一个就是大白天睡大觉的宰予，后来也为富贵投靠到齐国田常门下作乱。这两个人都受到了孔子的唾弃。
今天，许多人都在努力致富，甚至是挣大钱，发大财，这无可厚非。但我们在挣钱、赚钱时，不能不提醒自己，不要贪得无厌，更不要去赚昧心钱、黑心钱。像一些人造假酒、假药、假账等，钱是赚到手了，可伤天害理，最后自己也倒霉，甚至于触犯了法律，落得个身陷囹圄的悲惨下场，这不是害人又害己吗！
这是一个容易让人迷失的世界，在追逐名利的时候，千万别迷失了原本善良的自己。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论语·泰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