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陈果拍的电影怎么可能只给我看呢，那人家得赔死。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我费了很大劲才懂。我小时候也这样，别的同学考了和我接近的分数就不高兴，总希望只有自己学习好。现在我接着收集王家卫的电影呢，只差了一部《旺角卡门》还没有，我希望有朋友能与我分享。好东西只自己看其实挺没意思的。
37.炒作 伤心总是难免的
炒作
从来没有一代人能够像现在的文化英雄们懂得炒作。张艺谋为《幸福时光》选秀是炒作，王家卫每部片子都请那么多明星大腕，何尝不是要那么个效应？这是个商业时代，炒作避免不了，最好的办法是静观其变，看着他们如何炒作也是很好玩的，偶尔学一两招还能助于谋生。而需要知道的是，炒作出来的东西大抵不是什么太好，吆喝得勤且高声的，除非有这个爱好，多数还是没信心的表现。我们最好的选择还是别信广告。
伤心总是难免的
伤心总是难免的。我不记得这是谁唱的一首歌的名字了，但它却总可以拿出来说事，否则很多时候会很难过。比如每次我们失恋。我是个挺自以为是的人，我知道这是缺点，但就是改不了。我觉得自己懂点艺术，这样的想法使我很关注艺术和搞艺术的人。张艺谋据说是中国拍电影最好的，连老外也那么在乎他，于是我就找他的电影来看，但没看懂。《一个也不能少》放映的时候，喝彩声一片。确实挺感人的，但感人的不一定就是电影，我真实的想法是这应该是一部纪录片。但我没敢声张，我觉得那么多人叫好是有原因的，我只是恨自己，那么好的片子，我咋就没看出其中的好来。我忍着。艺术嘛，没那么容易让人看懂的。直到《幸福时光》出现。他竟然把这样的东西叫电影！我觉得张艺谋挺幽默的，他是在拿中国老百姓的审美趣味开玩笑。
现在《笑傲江湖》又出来了，全国人民就又一次充满了期望。中国人的韧性委实是最好的，我们的足球队屡败屡战，屡战屡败，他们屡次成为英雄，又屡次被认为不值一文。黄建中大概是个好导演吧，他拍过一个好片子，所以他就是名导演了，永远是。这就是我们对于著名这两个字的评判标准。黄导最近特别喜欢谈他的《笑傲江湖》，每次谈起的时候还特别喜欢提到李安，提到李安的武侠，提到彼此如何想法接近，如何彼此仰慕。我因而记起自己刚作记者的时候，那段时间我很喜欢提自己采访过的明星，说他们怎么好接触，讲和明星一块儿喝咖啡。后来我不提了，因为我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了。阿Q捂着脸从街上跑过去，一边很兴奋地说他打我了。他算是终于把自己和那个地主建立起联系了。我没说黄建中特意要和李安套关系，他可能根本没必要。我只想提一些事实，只有事实是真的不容易改变的，比如李安刚刚在美国获得大奖，比如李安的《卧虎藏龙》拍得很棒。我们只想看一部好片子，至于这部片子的导演和谁怎么互相仰慕，说得礼貌点：和我没关系。说得粗俗点：关我屁事！
伤心总是难免的。真是。但每次我们在伤心之前却总是充满希望的，就像老谋子选秀时大家的津津乐道。老谋子像站在老家的玉米地里，对着满地的玉米棒子，沉着大志在肩的人常有的脸色宛如决定一件关系国运民生的大事似的考虑掰下哪个玉米棒子。其实无论哪个玉米棒子，还不是被贴成玉米面饼子。其间的差别，无非也就是大的还是小的好看的还是不好看的。做成白面饺子却不可能。但艺谋同志敢于尝试的勇气还是可嘉的，他学王家卫学出一部《有话好好说》来，结果搞得全国人民跟着头晕。好比是农民进了城，看哪里都挺好，就是道路太复杂，找不到家。
炒作是必要的。商业社会里杜绝不了炒作。但还是老话说得好：酒香不怕巷子深。好看的女人即使如貂蝉一般在乡间者，也不必担心有遗珠之憾。吆喝得勤且高声的，除非有这个爱好，多数还是没信心的表现。我们最好的选择还是别信广告。《雍正王朝》就是静悄悄出现的，但大家都说那是一部好片子。《笑傲江湖》我现在只知道邵兵被炒和金庸只要一元钱的大方。估计片子里的武打场面会很好看，但那是香港来的元彬的功劳。
炒作是很恶心人的，尤其是一些没根没底的炒作。《庭院里的女人》，不晓得是个什么样的片子，我特意说片子，是因为我不知道这样的东西是否也可以成为电影。很多片子称为电影都是对电影的一种亵渎。我在海报上看到宣传语是这样的：儿童不宜。现在的儿童不宜特别多。似乎儿童不宜了人们就会喜欢看。但事实上这只会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上海的正午》出版好长时间了，我一直没有找来看，朋友们聊天的时候也尽量避免谈起，我们是丢不起那个人哪！这样的东西只够摆地摊的档次。据说《上海的正午》又要拍成电视剧了。我想这是拿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水平开玩笑，就像我们都对别人的私生活感兴趣。
38.沉默 沉默的大多数
沉默
甘于沉默的人并不多，其中一种方式是噤若寒蝉，是不敢说，另一种则是不想说，说出来和没说的效果差不多，所以不说。
辩才曾被认为就是人才，诸葛亮舌战群儒是一例，现在流行的大学生辩论赛是另一例。但沉默的却是大多数，而那些出尽风头的辩论高手们早就不知道哪里去了。然后他们知道所有的荣华与名声都可能是过眼烟云，真正留下来的，绝对不是美丽的词语。
沉默的大多数
我觉得我们都有一个误会，我们都在事实上承认了这样一种认识人的方式，一个人说出来多少，那么就可以认定这个人知道多少，反之，如果一个人不怎么说话，那也就可以肯定这个人肚子里没什么货。这样一种思考方式和我们的老祖宗曾经崇尚的三寸不烂之舌有关，据说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的一张嘴，就可以抵得上百万大军。这种人好像有很多，还有运气好的当了六国的丞相，这样嘴的能耐就更大了。于是辩才也就成了人才，诸葛亮舌战群儒是一例，现在流行的大学生辩论赛是另一例。但可惜的是前几年大出风头的那些辩论高手不晓得混到哪里去了，只有一个姜丰，托了中央台的福，但写出来的据说是小说的东西，又委实不像样子。《白鹿原》里有一个朱先生，本来是个不太多出门的儒士，说话非常节省，但总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我觉得还是朱先生这样的好。
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中沉默的占了大多数，他们的父辈是不太敢说话，他们则是受影响，后来就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但正因为沉默的是大多数，却反而成就了不沉默的那些人，所以，卫慧、棉棉和余杰他们一发言，立刻就享誉全国了。而又因为大多数在沉默，于是就有一种说法认为卫慧她们可以代替，于是，七十年代人就好像都是虚无颓废张扬浅薄如美女作家了。可笑的是说话的人认为自己说了话，所以自己就是正确的了，而不说话的那些人也就等于认可他们的话。这样的人好像还不少。因为主流的对七十年代人的印象就是这样的。我不想说这种人怎么样，这种看法怎么样，我只觉得他们倒是挺可爱的，因为很亲切，我3岁的外甥就有这样的概括能力。
我上高中的时候是个喜欢说话的人，无论自己的看法是否正确，但总喜欢表达出来。那时候我还喜欢写诗，喜欢踢球，当然暗地里还喜欢追临班的漂亮女生。后来我就成了班干部，再之后又被提拔为校学生会的干部。仕途顺利使我自我感觉良好，于是就特自信，好像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世界是你们的就是指的我。但后来上了大学，我反而沉默了，性格变化之快连我也很意外。于是，我连班干部都没混上，女朋友也就混不上了，总之我看起来碌碌无为，沉默寡言，最没能耐的老师也敢断言我将来没什么出息。但毕业的时候我最快地找到了大家看来最好的工作，大家很惊讶，这种惊讶我很有体会，因为高中时那些沉默的被我认为挺笨的家伙考的学校都比我好。我当时除了惊讶，还有后悔，我不知道我在大学里的领导们是否也和我一样。
不说话也没人把你当哑巴，这是我父亲常和我说的一句话，我现在觉得就是把我当哑巴又怎么的，反正我不是哑巴。我在大学里有一个好朋友，很知心的那种，但毕业后他没了音讯，他知道我在哪里的，但就是不和我联系。他在大学的时候是校宣传部长，处处比我强，但毕业的时候他却很惨，被分配到一个县城的档案馆里，每个月300元工资。我想他是在沉默里流泪。
现在社会的主流还是主张讲话，所以爱讲话和擅长讲话的总是看上去很荣耀。女孩子们也继承这种传统，她们喜欢会说好听的肉麻的话的男孩子。这种情况在高校里尤其严重，几乎没有哪个女生能够避免，如果谁很被动的就处到了女朋友，那么除了他很优秀之外，那个女生肯定还是个歪瓜裂枣。女孩子在那时候出乎一般人想象力的矜持，我的一个朋友鼓了好一阵勇气才对一个女生表达爱慕之情，孰料被拒绝了。毕业两年后，那个女生结婚，新郎的实力惨不忍睹，顶多也就打60分。后来班级聚会，那女生喝醉后问他你当初怎么就不坚持一下，再满足一下女孩子的虚荣心。我的朋友还是沉默。回来后他对我说女生真是厉害，在她们心中虚荣比终生幸福还重要。
拿我的朋友来说事，是想说现在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才重要，不知道你说了不等于真理就在你手里。事实上早在卫慧、棉棉、周洁茹这批姐们儿在文学界杀出来之前，七十年代人在体育、演艺等年轻人容易出成绩的领域已经扮演主角了。生于1976年的刘国梁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成为乒乓球的双冠王的时候，没听见有人喊七十年代人来了，文学刊物上推出了那么几位年轻作家，现在弄得好像我们七十年代出生的人都跟“××宝贝”一样疯狂似的，说我们嬉戏，调侃，玩世不恭，不负责任，说我们永远是时尚的奴隶。有时我很迷惑，心想这是说我吗？如果不是我们出了问题，就是说话的这些人，我希望他们到字典里查一下这几个词：以偏盖全，张冠李戴，不知所云。现在我想和前辈们对比一下，这样可以更清楚地知道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你们像我们这么大的时候，大学一毕业，就成国家的人了，工资福利什么全有，这辈子你就差不多算一劳永逸了；当然考不上大学也没关系，如果家在农村，你老爸老妈会给你说个媳妇，然后分给你二亩地一头牛，你就算成家立业了，虽然不比谁强可也不比谁差；如果在城市，街道老大妈说不定会帮你的忙，顶不济待上几年业，让你老爸早点退休你接个班算了。现在呢？说句实在话，实际上正是从七十年代人开始，才真正开始面对就业、买房、工作上的竞争等等一系列五千年来中国的年轻人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国家分配不了工作，分配的工作也不能上班，上班也保证不了开工资。换个工作，甚至换个城市吧，户口什么的又紧紧地咬着，所以很多七十年代人才选择了漂。漂是没有根的，这种感觉只有我们体验过，其中的沧桑感也许几十年稳定的生命里也遇不上。
我们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代人，但我们连石头都没有。事实上我们和前辈们距离是比较近的，至少比较听话，现在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就要成长起来了，什么叫另类，前辈们也许就要有切肤的感受了。希望不要说出诸如你当初怎么就不坚持一下，再满足一下女孩子的虚荣心之类的话来，因为那是要酒后吐真言的。喝醉了可不是好事。
39.创造 注意力文化
创造
七十年代出生的这拨人的创造力是惊人的。他们有各种理由出名，他们懂得了“注意力文化”的规则，事实上可以说是他们制定了这个规则。他们不甘寂寞，而且他们学会了不寂寞的方法，知道了怎样不费力气地借鸡生蛋。当然，这种创造很多也是表面上的，有的甚至是新瓶装旧酒，有的是拉大旗当虎皮。但他们的创造力却是没法抹杀的，至少他们提出了新的概念，新的语汇，新的精神，哪怕只是普及一些新东西，哪怕只是创造性的西为中用，他们总是能把一种新出现的东西炒作得热热闹闹。
注意力文化
七十年代的文化人也快有一个集体了。虽然他们大约都不愿意，但还是可以把他们归为一类人——方舟子、余杰、卫惠、棉棉、韩寒、郁秀、夏建统。划分的标准很简单，以年龄为名义。
这一代文化人有鲜明的特质，一方面他们是年轻的学者，另一方面他们又是都市叛逆的代表者，两者交相辉映在媒体的喧嚣下。大家都不甘寂寞，而且，大家也都懂得不寂寞的方法，因为大家都懂得“注意力文化”的规则。所以，他们的出名和前一辈人比较起来，显得轻松多了。余杰只因为站在了余秋雨的对立面上，就很快为国人所熟知了，这样的借鸡生蛋的招数前辈们使用起来还不顺手，所以他们就会把诸如垃圾这样的词汇挂在七十年代人的脖子上。
今天，7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回过头来看余秋雨、王小波、韩少功，甚至高行健、王朔，或许会觉得他们犹如骑着嘎吱嘎吱响的二八加重自行车在中关村大路上自娱自乐的老人，比起上一辈穿长衫步行的文化长者们显得更加不合时宜的滑稽。从这个角度说，他们的叛逆才被上一辈人看来分外强烈。因为表现出来的方式非常直白，所以难以接受，上一辈人也就没有时间审视七十年代人的精神内核，草率地宣布“竖子不可与谋”。
七十年代人被笼统地称为新人类，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新的提法罢了，上一辈人的父母们没有把这个提法喊出来，所以现在看来还比较新鲜。然而新人类是否有他们的新意却还不好说，很难讲他们与上一辈人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如果有的话，也只是表面上的，是因为科技的发展。新瓶装旧酒的例子太多了，拉大旗当虎皮的例子太多了，我们有必要保留一些谨慎。这一代新的文化人倒真的可以创造一些新的东西——新的概念，新的语汇，新的精神，哪怕只是普及一些新东西，哪怕只是创造性的西为中用，他们总是能把一种新出现的东西炒作得热热闹闹。从普及的速度看，七十年代人显然是让人羡慕的，前辈们努了一辈子力，大概也没有他们如此地为人所熟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