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近几十年来的奥斯汀热，更多的读者已熟悉了此类社会风俗小说的风格，可能是通过电影而不是奥斯汀小说自身。这类小说刻画的是上层社会的社交行为，在肯定其基本稳定性和价值的同时意图揭露其缺陷。这一观点被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文章《礼仪、道德和小说》（Manners， Morals and the Novel）作了最权威的阐述，其中引用了《曼斯费尔德公园》（Mansfield Park）。【该文最早于1947年9月在凯尼恩学院（Kenyon College）《英语国家人民的遗产及责任》（The Heritage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的会议上宣读。】在结束于普鲁斯特之前，本章将考虑《安娜·卡列尼娜》和歌德的《有择的亲和》［Die Wahlverwandtschaften，1808，英译（Elective Affinities）］与奥斯汀小说的重叠，【托尔斯泰和歌德的作品都出现在苏珊·文耐特（Susan Winnett）的英语世界之外的八部优秀小说的短名单中，945页。其余几部包括德·拉法耶提（de Lafayette）夫人的《德·莱弗斯公主》（Princess de Clèves），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本章后叙），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家族》（Buddenbrooks）。更全球性的名单可能会包括中国曹雪芹的《红楼梦》和日本谷崎润一郎（Tanizaki）的《细雪》（Makioka Sisters）。】但也要通过展望作者对世界文学的兴趣来探讨此类典型风俗小说之外的社会圈子。托尔斯泰早期表现的从西方转向更广阔地平线的场景与歌德近似的情况相通，他早在托尔斯泰出生的1828年就开始谈论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了。
存疑的场景是对礼仪社会两位青年天真的社交举止间冲突的处理，一个是俄国男子，另一个是德国女人。令他们吃惊和沮丧的是，这些未来精通世故的人在与极不入世的人相遇时却有些欠缺。在《安娜》中，康斯坦丁·列文（Konstantin Lyovin）必须努力驾驭自己对一位客人的难以压制的感情，一位与其妻以流行的法国方式调情的社交人士法森卡·弗斯罗夫斯基（Vasenka Veslovsky）。列文将以不近人情的方式驱逐他的客人，甚至在他打开行囊之前。《有择的亲和》（Elective Affinities）中平行的情节是，当露西安（Luciane）（四名主角之一夏洛蒂的聪慧的女儿）出访到达时，她冷落夏洛蒂的侄女和不谙世故的监护人奥提丽。即使如此，此处奥提丽吸引了最有见解的人物，这些章节引用她发人深省的日记作为结束。《曼斯菲尔德公园》中的家庭戏剧危机，见多识广的克罗福夫妇，一出被更世故的耶茨先生欣赏的、有伤风化的的德国剧，穷亲戚和监护人范妮·普莱斯的身处窘境以及托马斯·伯特伦（Thomas Bertram）先生从加勒比海归来取消演剧的决定，熟悉这一切的读者会看到托尔斯泰和歌德的雷同。尽管克罗福夫妇远比弗斯罗夫斯基或露西安老练，家庭娱乐的奢念及范妮的穷亲戚和监护人身份和歌德相呼应；剧中的性暗示和动怒的主人与托尔斯泰相连。
尽管两部小说都对社会精英应有的非世故形象做了偏爱处理，各人的故事结局却趋向一个更广义的世界。可是“世界”不再与一个向上向前联系社会金字塔顶恭敬的观点相连，而是向外，向另一个世界文化的探索。这种更全球化的“世界”观展望了托尔斯泰在《什么是艺术？》中讨论的“全球文学”论。对歌德而言，更广的地域文化观预见了他在与秘书艾克曼交谈记录中对世界文学的评论。结果，弗斯罗夫斯基和露西安的情节也提出了一个关于小说和思想关系的有趣的问题。这一最初浮现于小说的散文表述才能的直觉—也即我们称谓的对思想的想象性理解—只有在这时，在几十年后，才充分展现于托尔斯泰的论著和艾克曼对歌德含蓄评论的抄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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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一论题的杠杆，我们先看看比和司汤达或福楼拜更详尽的《安
娜·卡列尼娜》和歌德的链接。总体来看，虽然托尔斯泰对歌德的看法因在他1878年完成《安娜·卡列尼娜》后所经历的宗教危机而变得非常负面，但在老年，两位作家均在世界文学中起了同样作用。作为众所瞩目的先哲，他们被远道而来的访问者包围，管家甚至不友善地加以阻止。这情形清晰地鼓励文学超国界论的反响—即超越国家和语言界限向更博大的外界伸延的写作。再者，无论之后曾有过什么否定判断，年轻的托尔斯泰对歌德是有仰慕的。他高度褒奖《浮士德》（Faust）第一部分和《少年维特的烦恼》（Sorrows of Young Werther）；之后，既然他又声称曾阅读歌德选集三遍，他肯定也是知道《有择的亲和》的。【参照封·格罗尼卡在《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Leo Nikolaevich Tolstoi）中的讨论，特别参照143—145页、154页、157页。】
他对《维特》，特别是主人公赞叹的迹像，出现在《安娜》中。也像歌德世界著名的第一部小说一样，它是从一宗令作者着迷的自杀事件中获得灵感的。在渥伦斯基与安娜的早期恋爱中，他母亲极力促成，希望这世俗的关联能为她儿子在俄国首都彼得堡上流获得一席之地。然而当这恋情变得认真起来时，她却以一种“维特式的绝望激情”宣泄怨恨（《安娜·卡列尼娜》，2章，18节，174页）。文中的引言显得十分虚假，因为它轻易的都市腔忽略了她儿子对安娜已婚身份的冷漠和维特在洛悌嫁给阿尔波特后瘫痪般心痛的差距。这里比较渥伦斯基和维特的关键—对那些在母亲肩后读书的人来说—是去体验那种竟能导致自杀的铤而走险的激情。渥伦斯基的母亲无法预见这种可能，虽然渥伦斯基在《安娜·卡列尼娜》中部会经历一场有瑕疵的自杀而幸存。在小说结束时，却是安娜会表示极端的“维特式激情”。
母亲对歌德的引用是极其不当的，她抬出维特的名字只为炫耀知识：恋爱的特殊痛苦成了纯社交失礼（faux pas）。此处她有别于她的作者，他的悲剧感有争议地超过了歌德。倘若安娜真是维特，那么托尔斯泰描写她投身火车下的早期意识流风格便有极大的感情强度。叙述的观点使读者直接陪伴了她生命最后几个绝望的小时。这种处理与歌德迥然，后者担心他的描绘会过于生动从而使维特最后几周成为疏远的第三者角度的记录。托尔斯泰的即时性是他现实主义有关死亡的标记，但也显示了他拒绝遵从文雅社会的传统。易卜生（Ibsen）的法官布拉克（Brack）批驳海德·盖布拉（Hedda Gabler）的自杀，说“人们不做这种事”，【参照易卜生的《海达·盖布拉》（Hedda Gabler），428页。】这部小说作出了打破偶像、非世俗的、但具移情作用的回答：“做，他们做，文学对此应当迎头面对。”其中有题的一章写到列文死于肺病的哥哥，题目直率：“死”（《安娜·卡列尼娜》，5章，20节，499页）。
弗斯罗夫斯基被逐出列文庄园（《安娜·卡列尼娜》，6章，6—15节，566—605页）伴随着另一个和歌德误导的联系，这次是《浮士德》。故事开始，斯蒂法·奥布朗斯基（列文之友，在列文婚后是他的连襟）与他们夫人的远亲弗斯罗夫斯基一同来访。这个年轻人或许是后来在贝特丽·福斯卡雅（Betsy Tverskaya）社交沙龙（《安娜·卡列尼娜》，3章，18节）出现的法森卡。他也会在下一节（《安娜·卡列尼娜》，6章，17、22节）出现，作为渥伦斯基庄园的网球客，他时髦的腔调和炫耀的创新与列文脚踏实地的家风格格不入。弗斯罗夫斯基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目空一切的上层人，惯于持一种列文所说的“过节的生活态度”。以其肥胖的大腿和无可压抑的调情，他是《战争与和平》中阿那托里·库拉金第二的年轻而无奇的版本，一个笨拙地追逐玛丽公主、企图绑架娜塔莎、然后又在波罗地诺战役丢了一条腿的年轻纨绔贵族。
浮士德是在这一节结尾处出现的，在一次过夜的猎游中。他们在干草堆上安顿后，听到农妇的歌声。弗斯罗夫斯基自己是个歌手，他找到了吸引他的“乐趣”（俄语的“veselo”与他的名字恰巧回音）。他离开，与农妇谈笑风生后回到同伴中。以一种法—德语式的流畅，他对其中一位独施热情：“迷人！Charmante！十全十美的格雷琴（Gretchen）！”斯蒂法从小说开始就显示是一个情场高手，且自觉津津有味。然而列文曾与农妇有染，此刻决心忠于夫人，佯睡。
弗斯罗夫斯基和渥伦斯基的母亲一样，引用歌德以显示其谙知西方文学。可是他的知识却更不贴切。于是当他赞美农妇的嗓子，并将她与歌德的平民（住在城市，而不是农民）相比，美化她的下层地位时，弗斯罗夫斯基就搪塞了道德的含混和格雷琴故事的悲剧负担。当浮士德遇到她时，他已在梅菲斯托费勒斯（Mephistopheles）模棱两可的帮助下变成了一个贵族。但假如弗斯罗夫斯基的社会优势复制了地位的不同，他就不会觉得有什么道德的不当。更显著的是，他示意着性吸引无趣的“迷人”，忽视了等待她的珠胎暗结，被爱人的遗弃、放逐、发疯、杀婴和死刑，只因浮士德。以他生就的乐天无忧，弗斯罗夫斯基可能注意到的是一个女演员的美貌和动听的嗓音，但不是基于歌德的古诺（Gounod）歌剧中她的悲剧。【他或许看了近来访俄的克里斯丁·尼尔森。她在古诺的玛格丽塔（格雷琴）中的角色很著名，这在小说初已有贝特西公主和她的同伴们讨论（《安娜·卡列尼娜》，第二章，第4、6节，29页、133页）。之后，渥伦斯基的朋友比特里斯基（Petritsky）也唱了格雷琴的一句古诺的《浮士德》歌词（《安娜·卡列尼娜》，2章，20节，178页）。】
世界性再一次浓缩成对西方文学零星的暧昧知识。这些贵族如何理解歌德反映了《安娜》中，早期渥伦斯基带着来彼得堡作环球旅行的王爵对俄国的反应。急于享受“民族乐趣”，这个人要品尝“快步马赛、烙饼、猎熊、三套车、吉卜赛人和俄国人砸罐狂欢”。但即便这种态度，一部拙劣历史片的回忆，也只产生更简化的世界性。毫无俄国性，它的特点是“法国演员，芭蕾女孩，白海豹香槟”，一套包括弗斯罗夫斯基的“迷人的格雷琴”，法国化了的“俄国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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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娜·卡列尼娜》的俄国，这种松散的全球一体性更多地体现在彼得堡而不是莫斯科。它首先与首都的上流社会相连，托尔斯泰这样讥讽地补充道，“一手死抓着宫廷，生怕掉进半上流社会”，这句俏皮话回荡着奥黛特在普鲁斯特七卷本从雏妓登上巴黎最佳沙龙的演变。托尔斯泰也从另两个人身上鉴别了“上流社会”与有闲阶级对服装、娱乐和闲言的兴趣。其一是图谋高位的官僚，另一个是自称“彼得堡社会的良心”的虔诚贵族。他戏剧性地刻画了三组人物的伪善，然而最可恶的是时兴的表里不一。在弗斯罗夫斯基情节中，这些特征达到了妄想和几近荒唐的新高度。这年轻人悠闲地徜徉在一组灾祸中—胡乱管理列文的马，胡乱弄枪，吓人的游戏，又乱吃别人的饭。然而他对年轻女人的如鱼得水才真正表达了他的社会性。以此类推，列文对他来客的不快也增进了读者对这位笨拙的主人公不入世的认知。狩猎之后，当这年轻人对列文太太吉蒂发起第二轮调情后，他终于对弗斯罗夫斯基失去了耐心。之后，列文阴郁地走进弗斯罗夫斯基的卧室，试图以主人应有的礼貌展开一场交谈，然而他的肢体语言却泄露了天机。他的手紧张地瞎搞一片木头，结果那木片从他被不断激怒了的手中折断。这一姿势颇具深意，因为它揭示了列文的内心动荡，他目睹了弗斯罗夫斯基重现渥伦斯基早期对吉蒂的成功追求，这展露了忠实的丈夫对其妻增长的亲密。至此，她是以这方式表达感情的，最值得纪念的是在争论去德国浴池地该做什么时折断朋友法兰卡阳伞的一节（《安娜·卡列尼娜》，2章，25节，234－236页）。不久，列文对弗斯罗夫斯基下逐客令，随后用一辆旧车和一堆干草座将这受惊的社交明星送至车站。最后这一细节可能象征报复法森卡在粮仓拒绝睡干草堆的一幕；同时，更笼统的，是平淡无奇的，非世俗化的乡村生活对首都知识（savoir-faire）的胜利。当托尔斯泰可爱的亲戚，一个俄国宫廷随时等候的夫人阿列克桑德拉写信给作者，抗议“弗斯罗夫斯基不应打道回府”时，托尔斯泰则奋起为列文辩护。【参照特纳，《卡列尼娜指南》（A Karenina Companion，43页）。他帮助提供了相关的段落。虽然A.A.托尔斯塔亚（Tolstaia）是宫廷的侍女，托尔斯泰很珍视她的宗教敏感，正如他回答的语调表示的。她不应被视为具有像弗斯罗夫斯基那样毫无顾忌的社交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