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经过两次推迟，才从苏联来到北京
其实，福特这个总统并不好当。他是未经选举而接任总统的，其政治地位自然很脆弱，加上其剩下的任期只有两年，接着就是1976年的大选，其大部分的精力将用于竞选。
福特在国内经济政策上执行的仍然是尼克松政府的那一套，由于各种环境的制约，没有什么起色。当时美国国内处在战后第六次经济危机，工业生产持续下降，失业人数剧增，通货膨胀严重，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他曾经采取削减福特访苏会见了勃列日涅夫，之后才同意基辛格访华。
政府费用、平衡预算、紧缩货币和信贷等措施，企图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但收效不大。在福特对国内政策使尽了招数还不灵的情况下，他就想通过对外政策来提高自己的威信。他并不认为对华政策是需要急于处理的。1974年11月中下旬，他出国到远东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在访问日本时，他作为第一个访日的在任总统赞扬了美、日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友谊。在韩国，他重申美国将继续支持韩国维护自己的独立。11月23日，他飞往苏联，与勃列日涅夫举行在他任期内的第一次美苏首脑会谈，而后就一项关于限制1977-1986年间核武器的生产和部署的新条约的基本框架达成了协议。
福特访问了苏联之后飞返华盛顿，这时，他才同意派遣基辛格在返程途中顺道访问北京。
对于美中关系，福特有自己的考虑。在1976年大选获胜之前，他是无法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只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拖的办法。在福特的影响下，基辛格在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也失去了昔日的热情。基辛格是在尼克松辞职后的一个星期开始制定访华计划的，目的是向中国领导人肯定美国对华政策的连续性，也为了抵消已经确定的同苏联人高级会谈的影响。基辛格希望至少安排两次访华：一次在9月间，一次在年底。但实际情况是，在福特的主张下，他只能在这一年的11月下旬从苏联返回时顺道去北京。这次，擅长于搞地缘政治的基辛格耍了一点并不高明的“小聪明”，竟然同意在中苏边界上的城市举行美苏首脑会谈，然后紧接着再访问北京，以强调美苏关系缓和对中国利益的影响，从而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政治目标。这表明基辛格还没有充分了解中国人，他的做法只能使中国人愤然，中国领导人仍然坚定地坚持自己的原则。他肯定要在北京碰软钉子。
黄镇将福特总统上班第一天就安排会见自己的情况，当晚就发电报向北京作了报告。福特会见黄镇与向毛泽东写信，这也只是两个象征性的表示而已，中国人从来都有“听其言而观其行”的传统。睿智而敏锐的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很快就对这位继任总统能否实现尼克松所作的承诺心存怀疑和十分不安。
从为基辛格新的访问所做的具体准备中，中方发现，基辛格的日程并非加快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而是试图表示这只不过是迈向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一个步骤而已，实际上拖延的最终结果是要等到美国的国内政治允许白宫中止与台湾的关系。
1974年11月25日，基辛格在海参崴美苏最高级会谈结束后乘专机来到北京。这次，基辛格全家都来了，包括夫人南希及其儿子和女儿。
基辛格在首都机场刚下飞机，前来迎接的乔冠华在握手拥抱时弦外有音地对他说：“博士，你过去来北京，都是从南面或者是从东面来的，你这次是从北边来的。”
基辛格应对着说：“我从西、南、东三个方向都来过中国，所以这次就试着从北边来。”
乔冠华说：“不知道博士是否知晓，影响中国天气的西伯利亚寒流都是从北边来的。”
我们没有任何手册，只有小米加步枪
基辛格抵达的当晚，就携带全家在邓小平的陪同下去医院看望住院治疗的周恩来。周恩来请基辛格给患病的尼克松捎去问候，却并没有说给新接任总统的福特捎去问候。
次日，11月26日、27日、28日，邓小平与基辛格连续进行了四轮会谈。
中方在场的有外长乔冠华，美方有新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
第一轮会谈开始时，基辛格为了缓和谈判气氛，指着摆在面前厚厚的三大本提要手册，说：“我将开始把这几本手册，从头到尾给你念一遍。”
邓小平幽默地说：“博士，你这几本手册有几吨重？”
基辛格故弄玄虚：“有好几吨重。还准备了不少，这仅仅是开场白。”
邓小平机敏而坚定：“我们方面没有任何手册，我们只有小米加步枪。”
在谈到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时，邓小平严肃地说：“我必须先放一炮。”
基辛格问：“对我？”
邓小平说：“空炮还是真炮，看你喜欢哪一种。那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如你们所说，你们欠了我们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基辛格还是亮出了美方的观点。基辛格说：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问题是我们怎样完成这一过程。我想将我们遇到的问题分成几部分：这就是台湾外交地位问题与我们的外交关系问题以及我们在台湾的军事力量问题和我们承担台湾的防务问题。我们的问题与日本不同，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不同于与你们已经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任何国家。首先，我们存在着正式的防卫关系，美台间订有《共同防御条约》；其次，在美国存在着一大群人，他们在历史上就是亲台派。在这种情况下，美方提出：第一，美国准备按日本模式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需有一种变通，即我们在台湾维持一个联络处，在北京建立使馆；第二，确定美国从台湾撤军的时间表，到1976年夏天撤出一半，剩下的在1977年底全部撤出。但在撤军的过渡期，我们还没有找到邓小平回应说，我们没有手册，只有小米加步枪。
妥善解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的方案，希望中方声明和平解放台湾，以便美国考虑放弃美台防御关系……
邓小平盯着基辛格，这是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立场明显的倒退，因而心里十分不快。基辛格自知理亏，说话有些吞吞吐吐，不很流畅。不待基辛格将话全说完，邓小平就打断他的话，问：就这些啦？
基辛格：是的。这是基本的，这因为美国有法律上的问题。
邓小平一言挑明：实际上这条法律是由你们自己制定的，对吗？
基辛格：哪条法律？
邓小平：你们就是那些制定法律的人。就是你们对台湾防卫承诺的法律。
那是你们自己确定下来的。
基辛格：当然，这完全是真实的。
邓小平直截了当地指出：好。既然你们可以制定法律，那自然你们也可以废除它。
基辛格：这也是真实的。我们的观点不是那不能做。我们的观点是我向你解释的那些原因……
邓小平：你的考虑(倒联络处方案)，从本质上说，我们感到，它还是“一中一台”的变种。
基辛格：为什么是这样？
邓小平：主要是你们的立场倒退了，改变了联络处的立场。现在的情况是，你们在北京建立了联络处，我们在华盛顿也建立了自己的联络处，你们在台湾还保持着大使馆。这本身表明，还不存在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如果你颠倒一下位置，在北京设立大使馆，在台湾设立联络处，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人民会得出一个结论，这实际上是“一台一中”的翻版。因此我们觉得难以接受这个方案。
基辛格：我们希望实现的，是同台湾一步一步地分离……
邓小平：很明显，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就解决台湾问题而论，假定你们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台湾问题应该留给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至于我们用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相信毛主席已经在他的谈话里讲得很清楚了。
基辛格：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毛主席声明了两点：一个他相信问题最终要用武力来解决；但他也说，中国可以等待一百年使问题得到解决。
邓小平：是的，他是那样说的。当然，一百年这个数字是象征性的。
基辛格：当然，我理解。我要说的是，一百年以后，我将不再是国务卿了。
邓小平：毛泽东主席已经把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部事务、它应该留给中国人来解决讲得很清楚了。
基辛格：我同意。这也正是我保存的谈话记录。
邓小平对基辛格说：阁下可以研究我们的大炮
在这几轮会谈中，在广泛地谈到核武器、缓和、中东冲突、柬埔寨问题、中苏关系及能源危机等世界上别的问题之后，话题又回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邓小平重申了中方的关系正常化三原则。
邓小平：博士阁下，中方只能按照日本模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一旦华盛顿终止了它与国民党当局的《共同防御条约》，台湾问题就成为中国人自己解决的内部事务。在这一过程中，任何形式的评判和保证，以及任何形式的卷入，我们都不予接受。如果是你们还需要台湾，以及你们国内还有困难，还有待于时间，那么，我们可以等待。
在11月28日下午举行的最后一轮会谈中，双方各自谈了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基辛格说因为欧洲和日本不能构成强大的战略力量，所以美国基本上处于世界的“第一线”。邓小平委婉地反驳了美国在所有的地方都处在“第一线”的说法。
邓小平：……刚才博士几次说到开炮问题。似乎博士对炮火非常关注。
基辛格：我要深挖洞。
邓小平：我赞成深挖洞。可炮必须开。博士说，炮火的频率和精确度都提高了，由于精确度提高了，炮火能否停下来就不好说了。我认为，研究一下炮开得究竟有没有道理是必要的。因此，我想提出这一点以引起你们的注意是有用的。也就是说，现在在许多问题上，美国正处于第一线。当然，美国也并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处在第一线。
基辛格正想说什么时，邓小平看了一下时间，暗示会谈该画句号了。
邓小平最后以一句幽默作为结束：“阁下对炮感兴趣，可以多研究我们的大炮。”
由于美国从原有的立场上倒退了，当时美国的评论家们普遍认为，基辛格此次访华“受到了冷落”。尽管基辛格表达了包括会见毛泽东在内的全部的兴趣，但主人告诉他由于毛正在长沙而“不方便安排会见”。后来基辛格从另外的渠道听说毛泽东在长沙会见别的外国客人，他只好悻悻然地去访问了苏州。
基辛格再次见到毛泽东，已经是十个月之后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