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一年中，我们对于美国在华侨民的情况，曾经向你们作了适时的和具体的通知。但是，关于中国在美国的侨民，特别是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我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和适当的回答。因此，一年来中美双方在日内瓦会谈的结果，对我们来说是更不能满意的。
……
我们认为你们来函中说及的建议是有用的，即中美在日内瓦的会谈在更有权力的一级进行，以便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解决，并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我们双方之间目前有所争执的某些其他的实际问题。我们将按照这个建议派出大使级的代表同你们的相当级别的代表在日内瓦会晤。
当天下午3时半，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递交致梅农的信函，并请他将此信同样转告尼赫鲁总理。周恩来将从英国渠道传来的美国新建议和中国的答复及时转告给梅农与尼赫鲁。周恩来指出：关于中美双方在日内瓦即将进行的大使级接触，“只是美国的一个姿态，主要的问题是要经过印度、苏联和英国三国从中斡旋，特别是梅农先生的斡旋。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中美谈判，解决关键问题，也就是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当然，这需要一个长的时期，而不是一个短的时期。”
他在西花厅的院子里看着想着，跟在身后的秘书提醒他上床睡一会儿，今天还要主持国务院的全体会议呢。
7月18日这天，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作了根治黄河的报告，回到西花厅后，在下午4时40分，又接见了英国代办欧念儒，接受他递交的杜勒斯所建议的关于中美大使级代表第一次会晤日期的新闻公报。
欧念儒走后，他着重考虑的就是此次会谈中方首席代表的人选了。
他考虑了好几个同志。他想起了去过纽约出席联大安理会的伍修权。修权同志今年5月间才去刚建交的南斯拉夫任首任大使；他又想起了驻瑞典大使耿飙，耿飙在延安时代接待过美军观察组，后来在军调部也有与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他还想起了曾在板门店与美国人进行朝鲜停战谈判的乔冠华，冠华还不是大使……
想来想去，他考虑得最多的就是今年5月间刚去华沙接任驻波兰大使的王炳南了。
王炳南去年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已经作为中方代表参加过几次中美关于侨民与留学生回国问题的谈判。再说，王炳南有十年从事外事工作的经验，和美国人打交道的时间比较长，熟悉美国人的思想、作风和处事方式。好些美国人也认识和熟悉王炳南。
他想起了那年在重庆向美军借电台的事。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王炳南陪同周恩来会见卓别林夫妇。
那是抗战刚胜利毛泽东与蒋介石举行重庆谈判后不久，国共双方在各地不断发生摩擦交火，双方也在重庆就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而谈判，在重庆的南方局任务很重。南方局在重庆与延安联系使用的秘密小功率电台，已经不能承担联络的繁重任务。他想起了王炳南与美国人的关系，就对炳南说：“你去找美军司令部借一台大功率的电台给我们用，并请他们派人来安装。”
王炳南稍有犹豫，还是应允了。
他又问：“有没有困难？”
王炳南说：“我会努力去办的。”
应该说，这个任务是很困难的。当时，杜鲁门接替因病去世的罗斯福担任美国总统，执行的是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要从美军手中借出一部大功率电台来使用，是很不容易的。与王炳南关系很好并主张援共的美国外交官高斯、谢伟思、戴维斯等都以“亲共”嫌疑被撤回国了，但王炳南仍与美军驻华总部长官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次日，王炳南即去美军司令部拜访，主管长官一口答应。当天，美军司令部就派出了4名技术人员，来到中共代表团驻地，安装了一台400瓦的电台。
当晚就能使用了。
说起王炳南与美国人打交道的历史，要追溯至30年代。
1936年春，王炳南与他的德国妻子安娜利泽刚从欧洲回来，奉命协助杨虎城工作，担任杨的秘书。他在西安利用这一特殊的身份，安排了美国人埃德加·斯诺与其同伴马海德医生越过敌人围剿的封锁线，去陕北红区访问。这就产生了后来闻名于世的斯诺的《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他与斯诺、马海德从此成了终生的好友。
西安事变中，他作为杨虎城将军的亲信、助手，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全部过程。特别是他作为杨虎城、张学良两将军信赖的联络员，在西安事变中起了牵线人的作用。他还安排了美国着名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采访杨虎城，将西安事变真相公布于世。事变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给王炳南写信，高度评价他在西安事变中所作的贡献。
后来，杨虎城被迫出洋“考察”，王炳南夫妇送杨虎城登上黄浦江上的外轮后，不久就离开上海来到武汉，从此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成为周恩来重要的外事助手。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为中国的执政党时，王炳南就跟随周恩来在国统区与美国人交往了。当时在武汉成立了直属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对外宣传小组，这个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由王炳南具体负责，组员有陈家康、章汉夫，后来还来了乔冠华。该组的主要任务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对外宣传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并安排和处理一切属于外事方面的工作。他在武汉先后安排了加拿大白求恩大夫、印度柯棣华大夫去延安，还与艾黎、斯诺和史沫特莱等商定建立中国工业合作社。在武汉，他还与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史迪威将军、海军陆战队的卡尔逊上校、美国驻汉口总领事戴维斯等都有频繁的交往。这些接触可算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驻华机构及人员的最早交往。
武汉失守后，中共南方局也迁往蒋介石政府的陪都重庆。1939年，叶剑英宣布南方局正式成立外事组，组长就是王炳南，副组长陈家康，组员有乔冠华、龚澎、李少石、章文晋、刘光、陈洁等。外事组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冲破了国民党一党办外交的局面，争取了英、法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当时，外事组争取国际援助的重点是美国。遵照周恩来指示，外事组积极活动，广交朋友，深交朋友，结识了美国驻华军事总部人员、使馆人员、美国记者等。王炳南就与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参赞范宣德有很多交往。美国使馆年轻的外交官戴维斯和谢伟思，以及埃弗特·屈姆莱特、包瑞德上校，还有美国新闻处的费正清、麦克·菲谢等，都是王炳南的好朋友。他同史迪威在重庆重聚时，史迪威已经担任远东战区总司令，两人成为好友。用王炳南的话来说，两人“建立了相互信任和尊重的友好关系”。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相当了解中国国情的史迪威将军，痛恨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向华盛顿当局建议让蒋介石和共产党会谈，坚决主张把军事援助给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游击队，并打算在华北和华中建立军事基地，与八路军共同对日作战等。
经外事组和美国朋友的共同努力，1944年6月间，由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打破了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访问了延安，向全世界大量报道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生气勃勃、艰苦抗战的真实情况。紧接着，在外事组、史迪威将军和来华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的推动下，美军观察组于1944年7月在包瑞德上校的率领下到延安地区考察。观察组包括16名现役军人、2名外交官。这是进入解放区的第一个美国官方代表团，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重视和热情接待。观察组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赞扬中共的抗战政策，建议不要推行扶蒋反共的政策。
日本投降后，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王炳南担任了他的秘书。《双十协定》签字后，王炳南奉命去美国驻华使馆，通知罗伯逊代办：中国共产党欢迎杜鲁门总统12月15日发表的声明，欢迎马歇尔将军作为总统特使来华。1946年初，马歇尔来华后，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美国三方代表组成张治中、周恩来与马歇尔的三人委员会，调解国共冲突。叶剑英担任三人委员会下属“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王炳南就作为周恩来、叶剑英的直接助手为国内和平奔波。他与马歇尔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保持联系，转达传递周恩来的意见和信件，并协助周恩来与马歇尔、司徒雷登进行会谈。国民政府从重庆迁回南京后，中共代表团也于1946年5月从重庆迁至南京，周恩来任首席代表兼中共中央南京局外事工作委员会书记，王炳南任副书记兼代表团发言人。在周恩来回延安后，王炳南留在南京，在十分复杂、险恶的环境下，严谨而灵活、大胆而细致地开展对美国代表、国民党代表的工作，直至1947年3月撤回延安。紧接着，中共中央成立外事组，叶剑英任组长，王炳南任副组长。在战争的困难环境下，他还主持编印了供中央领导外事决策参考使用的《美国手册》。
所以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王炳南确实是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首席代表的最佳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