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9点半钟，总统出来了。基辛格忍不住告诉总统：“来了！来了！周恩来的复信来了！”
总统将基辛格领到林肯厅，接过那两页信件，读了起来。尼克松也禁不住眉开眼笑。看着总统把信读完，基辛格笑呵呵地说：“我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两人兴奋地畅谈起来，谈到了两人辛苦多时共同起草的基辛格准备同周恩来会谈的第一次发言稿，谈到了在会谈中如何灵活处理，以免陷于被动，谈到了已经准备好的基辛格可以代表总统接受的十种不同的公报草案。
两人谈兴正盛，零时已过，全无睡意。
尼克松站了起来，特别兴奋地说：“亨利，你等一会儿。虽说我们俩都有晚上不喝酒的习惯，今晚破例了。”
尼克松起身出厅门，沿着走廊走至二楼另一头的家庭小厨房。他在一个橱柜里找到一瓶没有开过的名牌陈年库瓦西埃白兰地，把它夹在腋下，又从玻璃橱里拿了两只矮脚大杯，高兴地走回林肯厅。
在总统去拿酒的时候，基辛格独自在林肯厅里想起尼克松不止在一个场合说过的话：许多领导人最难接受的事情，就是授权别人替自己办事。基辛格这时觉得总统曾提出免掉派特使先行的这个环节，还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夹杂了个人的杂念也无可厚非。总统最后还是同意由他去打前站，充分表现了总统的理智与难能可贵。
尼克松回来了，斟了两杯白兰地，兴冲冲举起杯对基辛格说：“亨利，我们喝这杯酒不是为了祝贺我们个人的成功，是为了祝贺我们能够收到这封信和享受今晚难忘时刻的我们这届政府的政策。让我们为今后的世世代代干杯，他们可能会由于我们所采取的行动而有过和平生活的更好机会。”
基辛格意味深长地说：“我想起了几百年前从西方去中国的马可·波罗。”
尼克松灵机一动，说：“我们把你的中国之行起个代号，就叫‘波罗行动’。”
基辛格刹那间又感到沉重：“现代比马可·波罗时代强多了。隔洲隔洋可以直接通话。可是，我去中国却不能向您请示。您不怕我在北京将阿拉斯加卖了？！”
尼克松淡然一笑：“那几天，我会睡不着的。要是完成使命，就用一个电码尼克松高兴极了！
单词Eureka从北京给我发报。”
“Eureka，”基辛格重复了一遍，“发现。马可·波罗发现了中国，我能发现什么？”
“和平！”尼克松回答，“亨利，再干一杯，为这次重大的秘密行动。”
两人碰了杯。一向孤僻寡言的尼克松，这天晚上话特别多：“你看……”
尼克松桌上摆着研究中国的材料、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生活》杂志于1971年4月30日发表的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尼克松指着照片说：“毛泽东请一个美国人上天安门站在他身边。这就是一个象征，是传达给我的信息。我怎么没想到？”
基辛格羡慕地说：“中国人太精细微妙了，到底是经历了几千年文明的熏陶。”
尼克松慨叹：“我们真是太粗疏！人家毛泽东早在去年就讲了，我‘作为总统去也行，作为旅游者去也行’……博士，他为什么又讲‘双方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呢？”
基辛格托着腮陷入沉思。夜更深了。
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访问计划。
尼克松纳闷地问：“如果谈不成，我去北京又有什么意义？”
基辛格很快就思路大开，脸上喜悦的表情好像小孩考了一个满分：“我悟出来了！毛泽东这个人真不简单，他用他的语言讲出中美两国接触这件事本身的意义，它会改变世界的格局。就是‘谈不成’也是有意义的。”
尼克松兴趣盎然：“也就是说，连毛泽东也认为世界不再是两极，将要变成三极了。”
“毛泽东有句诗，叫‘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基辛格又分析起来，“此人气魄很大，是从大的全球战略上考虑问题的……”
白宫的夜景特别迷人。这座朴素而壮丽的欧洲乡村别墅式建筑在明亮的灯光沐浴下，更显得洁白如玉。白宫的主人为即将会见大洋彼岸那个文明古国的紫禁城里的领袖而兴奋不已。
洛德以十分高超的语言技巧对华裔妻子泄密
1971年7月1日这天，温斯顿·洛德在家里收拾行装。他的中国血统妻子贝蒂（她的中国名字叫包柏漪）在一旁帮忙。洛德马上就要作为基辛格的主要助手跟随基辛格开始那酝酿已久的秘密访华之行。这个时刻，他真是既兴奋，又苦恼。兴奋的是这次神秘的旅行事关重大，而且富于冒险的色彩，就像它的代号“波罗行动”一样，使人联想起数百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探险行动。
苦恼的是，他要去的是贝蒂的母国，要是能告诉贝蒂，她会多么高兴啊。但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了规定，他不能违反规定告诉妻子。洛德十分爱他的妻子，好几次都几乎将秘密告诉她，只是严格的纪律使他终于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
洛德和贝蒂的结合，用得着中国语言中“缘分”这个词。那是1960年，洛德自耶鲁大学毕业后到马萨诸塞州萨默维尔市的弗莱彻法律及外交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班上就有个富有魅力的中国姑娘。一次，在联合国工作的洛德的母亲邀请这个班的学生去纽约参观联合国大厦，晚上还在家里招待大家吃晚饭。洛德的父亲是美国纺织业的巨子，也为这个中国姑娘的魅力所吸引。后来，他鼓励洛德：“温斯顿，你怎么不和这位姑娘约会呀？”这样，两人就开始来往了。
1963年，他们在台湾驻美国“使馆”举行了婚礼。在他俩准备结婚时，洛德曾经受到警告：如果他与这位中国血统的姑娘结合，他将不能再接触有关中国的事务。在两种选择面前，爱神占了上风。直到基辛格到白宫出任尼克松的顾问时看中了洛德，禁锢才被解除。
昨天晚上，洛德和贝蒂一起在客厅看电视。新闻节目中播出了白宫发言人齐格勒在新闻发布会上发出的一项简短的公告：
……尼克松总统即将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博士于7月1日至5日到越南南方执行了解情况的任务。随后，基辛格博士一行将到巴黎去和美国驻法大使戴维·布鲁斯进行磋商。在去巴黎途中，基辛格将去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与官员会谈……
洛德听了齐格勒按计划对即将进行的访华秘密之行作了这番轻描淡写的掩饰说明，不由得粲然一笑。
敏感的贝蒂早已注意到丈夫最近的行动有些异常，还诧异他近来常向自己打听有关中国的知识。贝蒂瞄了丈夫一眼，有意识地说：“温斯顿，我觉得你们这趟旅行，并不像齐格勒刚才描绘的那么平淡。”
“是吗？”洛德装着若无其事，嘴角泛出一种无可奈何而又神秘的微笑。
今天晚上他就要启程了，贝蒂帮他收拾着行装。洛德内心的确泛起一股异常的波澜，望着贝蒂，欲言又止，想说又不敢说。
贝蒂问：“我凭直觉，女人的直觉，觉得你们好像要去干什么大事。”
“你真的感觉到了吗？”
“能告诉我吗？亲爱的。”
“遗憾的是，不能。”洛德深情洛德回忆当年随基辛格首次访华的往事。而抱歉地望了望妻子，摇了摇头，“这事要是成功，你将会特别高兴。也许你很快就会明白，这将是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祝你们走运！”她不再追问，拥吻了他。
洛德提着皮包走到房门口，又转过身来，放下皮包，走到窗边，意味深长而又充满感情地推开窗子，说：“贝蒂，你看，PeepingJack（偷看的小伙子）。”
贝蒂一望窗外，只有楼房、绿树、蓝天，根本没人偷看。她急了：“他在哪儿？”
洛德吻了她一下，这才提起皮包出门而去。
贝蒂凝视着窗外，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
“Peeping，北平……我的天，他们是去北京！”
她自知失口说出了国家机密，赶忙用手掩住口。她的眼睛因为兴奋而发出亮光。
基辛格就要动身时，台湾“大使”竟然求见
1971年7月1日，基辛格马上就要启程去秘密访问北京了，他为即将来临的行动不安地祈祷着。尽管他充满着信心，但又觉得心中无底。也不知是上帝的安排，还是命中注定要使他的行动充满戏剧性，就在他要动身时，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先生来到白宫，要求与基辛格会晤。
事后，基辛格将他与沈剑虹的这次会晤，称为他“平生经历的十分痛苦的一次会晤”。
具有绅士风度、外表精明干练的沈剑虹走进办公室与他握手时，他眼中闪过一丝痛苦的光。他假装乐呵呵地与沈剑虹说起话来。
“你好。博士先生，听说你晚上就要出发去访问亚洲。”沈剑虹明明知道齐格勒宣布基辛格要访问的是“东南亚”，而有意识在说话中扩大为“亚洲”，暗含了他没有表示访问台湾而使沈剑虹感到遗憾。
“是啊，我是奉总统之命到东南亚去了解情况的。”敏感的基辛格听出对方用词的微妙含义，便特意重复谎言作解释。
“今年联合国代表大会的形势更为严峻，我觉得我们两国更应该协调行动。”
沈剑虹说。
“当然，当然。”基辛格意识到自己在敷衍对方，煞是痛苦，“要密切合作，保持一致。”
“但是，有消息说，贵国国务院准备了接纳北京的‘双重代表权’提案。”
沈剑虹抓住要害，单刀直入，“蒋总统对此是深为关切、坚决反对的。”
“沈先生，这是严酷的现实啊。”基辛格无可奈何地说，“连日本最近也表示要甩开我们，重新考虑在联大对中国的立场了。”
沈剑虹摇摇头说：“可悲，甚是可悲。你们对共产主义太软弱了。”
刚刚出任台湾驻美“大使”的沈剑虹已经感觉到，美国要改变历史了。本年4月下旬，蒋介石派蒋经国“应邀”来美访问，虽然受到美国隆重的接待，却恰巧刚刚发生了周恩来搞的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沈剑虹觉得，尼克松对蒋经国来访的接待，可能“是尼克松向他在中华民国的友人”“道别”的一种方式。
沈剑虹十分关注4月21日尼克松接见刚刚访问中国归来的美国乒协主席斯廷霍文。22日，蒋经国和基辛格举行单独密谈。事后沈剑虹问他，基辛格是否带给他任何重要信息，“他只笑笑，未发一言”。尼克松与蒋经国正式会晤时，“尼克松很有礼貌地倾听，但是未作任何承诺”。
蒋经国访美，在美国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倒是蒋经国在曼哈顿闹市区的布拉萨酒店正门前遇刺引人注目。正当蒋经国从酒店门前铺着红地毯的台阶进入正门时，闪出两名“台独分子”，其中一个凶手举枪就射，被便衣警探擒住右腕，使子弹偏高射出，蒋经国方逃此大劫。蒋经国遇刺不遂的事件，反而变成紧跟着“乒乓外交”
而轰动于世的热门新闻。这确实使沈剑虹闷闷不乐。
沈剑虹这次会晤基辛格，本意是商量在下届联大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时如何保沈剑虹的回忆录《使美八年纪要》中记述了这次会见基辛格的经过。
住台湾的席位，可是谈话并不如意，使他顿生感触，慨叹美国对共产主义太软弱了。
基辛格听了责难，并不恼火，反而不无同情地说：“沈先生，尼克松总统对此亦深有同感，十分苦恼。”
沈剑虹焦急而略含愠怒地说：“贵国要是抛出‘双重代表权’提案，欢迎中共进来，岂不是等于给急于讨好中共的国家打开了闸门？！”
基辛格虽然对沈剑虹印象不坏，此时亦很难聚精会神地跟其详细讨论这件事，只得安抚性地说：“对沈先生的感情及贵国的境况，我深表理解。我想，改天我们还可以在联合国大会的程序性的问题上再想一点办法。”
沈剑虹心绪不佳，只好告辞了。
基辛格在启程的这一天还和尼克松总统会晤了三次，最后一遍审查那些为出访准备的文件。尼克松激动的神情中也透露出遗憾，大约是遗憾这次自己未能亲自去北京。基辛格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实现突破带来的喜悦与成功会使所有的人兴奋，更何况总统本人就是决策的制定者。尼克松最后一次浏览了代号为“波罗行动”的厚厚一大册黑皮书，然后签了字，交给了基辛格。
在林肯厅，尼克松和基辛格还花了很多时间讨论未来与中国以及与苏联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先后次序。
基辛格再次把自己的担心向总统强调出来：“如果宣布在莫斯科举行美苏最高级会谈，那么与中国的对话就可能障碍重重；如果我们的对华外交过于活跃，又可能使我们的对苏政策受挫。”
尼克松说：“看来，苏联人对于原来暂定的在1971年9月举行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并不诚心，他们只是想利用我们的谈判起缓和的作用，以最高级会谈做诱饵来使我们作更多的让步。”
基辛格告诉尼克松，半个月前他和多勃雷宁在戴维营的谈话，给他的印象是多勃雷宁认为美方急于谈判，缺乏耐心，可以利用。基辛格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手里拿着什么牌。”
尼克松有点得意地说：“我才不忙于马上跟苏联举行最高级会谈。不然的话，我们的对华政策很难有进展。”
基辛格也有点幸灾乐祸地说：“莫斯科自己拖延时间倒替我们解决了难题。
我曾经设想，如果我突然告诉他，一个月以后我会在什么地方出现，真不知道多勃雷宁会做什么反应。”
尼克松沉默了一会儿，决然地说：“亨利，不管莫斯科怎么反应，同中国的最高级会谈要首先举行。希望都寄托在你这次出访了。我打算先飞去北京，然后再飞往莫斯科。”
基辛格望着灯光下尼克松那张下颏突出的脸、那双因兴奋而转得比往常要快的眼睛，心中对总统生出一些敬意。总统作出访问北京的这些决定，既没有同行政部门商量，又没有同国会商量，一旦出了差错，将完全处于无法为自己辩护的困境。然而，总统还是十分果敢地独自作出了这些决定。基辛格问：
“快要起飞了，总统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尼克松提出：“我已经说过几次了，亨利，我还是想把你这次会谈地点改在北京以外的地方。”
基辛格当然领会总统的言外之意，便委婉地答道：“当然，首先出现在北京的美国代表，最好应该是总统本人。可是，中国人的回信是邀我们在北京谈。”
尼克松满脸不悦，又说：“那么，你必须说服中国人，在我访华之前，他们不要接待我们在政治上的反对派。听说民主党有人也想要访华。”
基辛格说：“总统，我可以进行说服。但是，我担心中国人不是任人可以左右的。”
尼克松此时的心情十分复杂，他望了望窗外的草坪与灯火，说：“我又兴奋又迷惘，感到我俩像是沿着喜马拉雅山的悬崖探索前行，随时都会粉身碎骨。”
“很难担保我这次秘密之行不会泄露。”基辛格也很忧虑。
尼克松蹙着眉头问：“万一走漏消息怎么办？”
基辛格略加思索，说：“只好由白宫发表一个简单的声明，我已拟好了内容：
‘基辛格博士应中国人的请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举行了会晤。在基辛格回来并向总统汇报以后将发表一个声明’。”“管用吗？”尼克松问。
“这样一个平淡无奇的声明能否平息一场暴风雨，我是不抱任何幻想的。”
基辛格说。
尼克松用显得沉重却很坚决的声音说：“要创造历史，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亨利，我还是祝你一帆风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