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通过黄华的渠道得知北平当局准许他去之后，就给艾奇逊国务卿致电报告，把去北平之事提交给艾奇逊作最后决定。司徒雷登在报告中先撒了个谎，谎报说中共方面作了邀请，却隐瞒了自己主动与中共联络并私下做好了北上旅行准备的实情，诡称是傅泾波无意中向黄华提起，中共方面显然当成一回事了，巴不得请他这个美国大使到北平去。
在电报中，司徒雷登用很长的篇幅陈述了他这次北平之行的利弊。此行的积极意义，是使他有机会接触中共最高层领导人，能亲自向毛泽东、周恩来陈述美国的政策，表明美国对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担忧、对中国前途的希望。
通过与北平中共领导人交换意见，他就可以给华盛顿带回关于中共意图的最可靠的官方消息。
司徒雷登还认为，这种接触可以增进中共党内自由主义分子和反苏分子的力量。简而言之，此行“将是富于想象力的，是一次大胆的行动，表示美国对改变中国的政治趋势持坦率的态度，可能对今后的中美关系产生有利的影响”。
司徒雷登在报告中还说，此行也有不利的一面，可能在美国国内引起批评而使国务院为难。而在南京的外交使团中的同行们也可能误解，认为美国使节出尔反尔：先是提出一致对付共产党，现在又率先与它接触，并有可能成为各国大使们以这样那样的借口纷纷前往北平的开端。此时，美国大使前往北平会极大地提高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在国内外的威望。而这恰恰又是司徒雷登极不愿看到的。为了抵消这种“消极后果”，司徒雷登还征询国务卿要不要同样做一次广州之行。但他又担心这样两面奔走，会显得美国在擅自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很可能激怒中共，从而抵消访问北平的任何成果。
司徒雷登将北平之行的利弊瞻前顾后地详加分析，使艾奇逊的助手们意见也不一致，众说纷纭，弄得艾奇逊也没法最后决定，只好“提交最高一级”决定。
关于司徒雷登北平之行的报告，在杜鲁门大办公桌上压了好几天。
已经被对华政策搞得矛盾重重、尴尬不堪的杜鲁门几经犹豫，最终还是更多地倾向于司徒雷登在报告中所列举的不利后果，从而行使了否决权。
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宣布了新中国“一边倒”
的外交政策，更使杜鲁门感到非常恼火。他认为，此时如果派司徒雷登去北平同中共领导人会晤，不仅不会给美国政府捞到什么好处，反而会给人以美国有求于中共的印象，还会大大提高毛泽东和中共的声望。
7月1日，司徒雷登接到艾奇逊发来的电示：“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
7月2日，傅泾波来到南京外事处对黄华说，艾奇逊国务卿来电称，司徒雷登须于7月25日以前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并决定司徒雷登现在不去北平，以免引起各方评论。傅泾波还说，司徒回国短暂停留后即返回中国，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的大使馆里。
时可去北平。
黄华听了这些外交辞令，很平静地作了回答：去北平的事情是根据司徒雷登的请求而准许他去燕大访问的，至于去不去，由司徒雷登自己定。
傅泾波又问：司徒雷登返美后，怎样保持与中共方面的联络呢？
黄华说：没办法联络，而且现在考虑不到联络的需要。
司徒雷登得到黄华的回答后，感到灰溜溜的，越想越觉得懊恼，北平之行是去不成了，他自作主张费尽心思张罗半天，却落得一个只令他自己尴尬的结果。但他还有些不甘心，他还想等一等去北平的陈铭枢即将带回来的消息。
司徒雷登曾经发电向华盛顿报告说：
我已间接得到陈铭枢的消息，他已同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过话，他认为谈话结果完全令人满意。他报告说，他很快会经南京回上海，希望我能推迟原定的返美时间。虽然进一步的分析尚待我直接从陈铭枢那里得到消息才能作出，但我认为，他能如此迅速地见到这两位中共最高领导人，并得到他们的同意提前返回南方，这本身已很有意义。
因而，7月6日，司徒雷登向艾奇逊报告说，他将在7月12日-13日会见由北平返回上海的陈铭枢，并从那里得到毛、周的消息。在同陈会晤后，他立即返回华盛顿。
在美蒋的封锁下，新中国外交要“一边倒”
毛泽东在中南海住了一段时间后，也渐渐安下心来。此时，占据他心中的就是建国的大政方略。
随着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召开，6月中下旬的中南海显得更为热闹了。过去就在这个地方，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独掌国家大权，窃国大盗袁世凯策划复辟称帝，李宗仁把这里当做国民党北平行辕。如今在这里进进出出、欢聚一堂、谈论议决国事的，都是当代中华民族的精英人物。真是天翻地覆，这里已成为人民的中南海了。
新中国对外政策是由他亲自掌握制定的，张治中主张对外方针上美苏并重，从这次筹备会议的各方发言看，有相当的普遍性；他所敬重的张澜，还主张在如今世界冷战两大阵营的对峙中，新中国要走中间道路，主张他“要做铁托”；还有一些要走第三条道路的人士在到达北平后，也热衷于宣传外交“向美苏两面靠”的主张。
为此，他分别对张治中、张澜等都郑重地说过：我准备写一篇文章，专门答复你以及和你具有同样观点的人。
在渡江后，尤其是在攻占上海的前后，中共中央是曾经寻求同美英建交的可能性的。他通过在南京的中美之间试探性的接触，已经基本摸清了美国的底。
美国除了在上海解放后从青岛撤走了驻军外，未作其他任何积极的反应。美国国务院虽说让司徒雷登滞留南京，奉行的也只是“等尘埃落定”的政策。美国最高当局无意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反而还致力于同西方各国就承认新中国问题结成统一战线而对中共施加压力，要新中国不能和苏联结盟，要新中国同意维护西方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殖民利益，他们才能考虑承认问题。他们不理解新中国的独立自主的方针，愚蠢地认为中共一定会向他们乞求。他们一再预言：
你们不敢占领上海，因为你们无法管理好它，除非你们向我们屈服。他要求西方国家改变过去殖民主义的态度，因而，5月29日，他在为新华社的社论稿《祝上海解放》审稿时，加写了一段话：
这些外国政府如果愿意开始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那么它们就应该着手改变它们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
6月25日，国民党海军在美、英支持下，开始对上海港以及解放军已经解放的港口进行封锁，试图通过封锁用经济压力使中共在政策上向西方屈服。他曾经愤怒地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无耻行径说：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着，第一个神圣的原则在那里“依旧维持”着。
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
美国的封锁必须打破！
在美国维护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利益的错误对华政策所造成的双方对峙中，中国共产党除了联合以苏联为代表的一切反帝力量奋起反击外，别无选择。
“一边倒”就是对美国支持蒋介石实行封锁政策的一个针锋相对的回答。
与此同时，在渡江胜利后，特别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5月30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奉命离开广州回国，标志着苏联完全放弃了对国民党残余政权的支持和利用，苏联对华的弹性政策遂告结束。苏联态度的转变鼓舞了中国共产党人。早在5月初，斯大林已经同意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去苏联访问，同斯大林就建国工作、技术援助和国际形势进行会谈。
6月24日下午6时，他给胡乔木写信说：“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似不宜用新华社社论形式，而用你的名字为宜）。……请你好好安排时间，并注意抽空睡足觉。你起草后，我帮忙修改，你可节省若干精力。”
胡乔木写的这篇纪念“七一”论文，稿子写出后他没有采纳，而是自己重写了一篇，这就是毛泽东原来对张治中、张澜说过要写的文章，也就是着名的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该文在文章中明确地宣布了当时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这篇文章说：
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
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现时，这也是幼稚的想法。现时的英美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者，他们会给人民国家以援助吗？我们同这些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设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下借钱给我们，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进步党派，正在促使他们的政府和我们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善意的，这就是援助，这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行为，不能相提并论。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在孙中山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请读者们看一看孙先生的遗嘱吧，他在那里谆谆嘱咐人们的，不是叫人们把眼光向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孙先生有了经验了，他吃过亏，上过当。我们要记得他的话，不要再上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1949年7月，全国政协筹备会议期间的天安门城楼。
1949年7月19日，邓小平在致华东局负责人的信中，对这一方针的制定，作了精辟的论述：
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帝国主义之范，而一个多月的经验看出，帝国主义就我之范也非易事。这一时期双方斗争实际上都是试探的性质，直到英美摊出封锁的牌。封锁，在目前说来，虽增加我们不少困难，但对我们仍属有利，即使不封锁，我们的许多困难也是不能解决的。但封锁太久了，对我是极不利的。打破封锁之道，毛泽东强调从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川康青宁诸省，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及台湾。同时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内部政策强调认真地从自力更生打算，不但叫，而且认真着手做。毛主席说这两条很好，与中央精神一致，我们这样做，即占领全国，一面倒和自力更生，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
1949年9月，全国政协第一届大会在怀仁堂召开时怀仁堂大门口。
7月7日，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各党派各团体发表联合宣言，拥护“一边倒”方针。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明白接受了这一方针，奠定了它的法律地位。
新中国当时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是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产生的，具有极为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为新中国在对美外交的策略上赢得了主动地位，对于洗刷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的污泥浊水与百年屈辱，赢得了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新中国虽然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但一贯有着独立自主的传统，仍然坚持着中华民族独立的基本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基于这种立场，鉴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在50年代中期，新中国适时地改变了外交上“一边倒”的方针，大力倡导各国人民在五项基本原则上实行和平共处。
出兵朝鲜：毛泽东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
即使加大了安眠药的用量，他也还是睡不着。
在美军仁川登陆后，他已经苦思焦虑，反复思考，好几天没有睡着觉了。
但是，在1950年10月1日这天，他还是保持着旺盛的精力，与40多万军民一起欢度国庆一周年。
他双手扶着天安门城楼上的栏杆，俯望着天安门广场上喜庆欢乐的人海，心却系在与我国东北边境紧邻的那个冬瓜形的半岛上。欢庆新生的共和国一周年国庆节的群众，挥舞着彩旗，呼喊着热烈的口号，唱着欢快的歌曲，但却没有能够冲淡他凝重而复杂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