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以后，沃尔斯泰特和艾斯伯特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直到将近两年后，即1971年6月，兰德公司被泄漏的绝密文件被公开发表后，艾斯伯特和罗温以及沃尔斯泰特的关系也因此最终彻底破裂了。对于这件事，兰德公司幕后的操纵者沃尔斯泰特只说了极其简单的一句话：“对于越战我可能也曾想过反对，但我对兰德公司一些学者们这种独断专行的行为感到非常厌恶。”
绝密文件被公开发表后，艾斯伯特辞去了兰德公司的一切职务，与此同时，尼克松总统以泄漏国家机密罪为由，要求司法部向美国最高法院起诉艾斯伯特，并下令禁止这些机密文件的发表。尼克松总统的举动无疑是火上浇油，反倒促成了艾斯伯特和伙伴们加速散布机密文件的趋势。而后，美国最高法院也否决了司法部一系列关于机密文件发表的禁令，并表示各大新闻媒体可以对这些信息进行发表。
艾斯伯特的行为使尼克松总统的名誉严重受创，为了尽快堵住信息传播的范围和速度，尼克松总统秘密下令，由查尔斯·寇尔森（尼克松的法律顾问）、G·戈登·林迪（联邦调查局退休特工）以及E·霍法德·亨利（中情局前特工）三人招募一批特务人员，组建一个名为“水暖工”的特别行动组，秘密从事一些非法活动。他们将一些媒体主要记者的名字列举在一份名为“敌人清单”的文件上；他们闯入艾斯伯特朋友的办公室，想要了解更多与艾斯伯特相关的信息；他们还潜入位于华盛顿特区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安装窃听器和偷拍文件，由此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政治丑闻之一的“水门事件”。
当厄尔·希尔伯特向美国最高法院检举尼克松政府非法闯入艾斯伯特朋友的办公室的恶劣行为时，美国政府最终撤消了对艾斯伯特的指控，艾斯伯特秘密窃取政府机密一事也就此不了了之。虽然机密文件的泄漏没有如艾斯伯特所希望的那样让越战停止，但这些文件却成为了使尼克松总统下台的因素之一。对此，尼克松总统曾经的助理H·R·哈德曼说：“引发‘水门事件’的不只是艾斯伯特，还有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发生之后不久，美国国会授权切断了进一步扩大越战的经费来源，之后不到两年，西贡被北越占领，越南政府总理胡志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在这一场泄漏国家机密的风波中，艾斯伯特幸免遇难已是万幸。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艾斯伯特一跃成为了著名的演说家、作家。在艾斯伯特最后的一次访谈中，他袒露了自己这几十年来的心声：“我总是会梦到自己又重新坐在兰德公司办公大楼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工作，梦中的情境有的很和谐美好，有的却是噩梦，只是，我再也听不到兰德公司学者们在分析研究过程中时而欢笑、时而争论的声音了。事过境迁，原本我以为所有的一切终将过去，但是时至今日，我依然是兰德公司总部最不受欢迎的人。而我最后一次想要进入兰德公司办公楼和老朋友们聊聊天，却被兰德公司的警卫人员拒之门外。我想说，仅仅只是聊聊天而已。”最后，艾斯伯特又补充说：“人的一生中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有时是我们无法预料及难以控制的，而有的选择则有可能影响人的一生。对于过往，我从不曾后悔，这大概就是每个人对于信仰的追求吧！就像我的好朋友马温和沃尔斯泰特。”
马温因艾斯伯特泄密一事辞去兰德公司总裁职务后，兰德公司就留下了一片“混乱的局面”。而很多人也都在猜想这个闻名世界的机构未来的前景会是怎样？会不会在美国政府一怒之下落得个被关闭的下场？事实上，在1972年罗温离开兰德公司之后，兰德公司理事会的代表们又邀请了一位前兰德公司的学者继任兰德公司总裁之职。这位前兰德公司学者便是唐纳德·赖斯。赖斯在进入兰德公司担任战略分析师之前更像是一位刚入门的高尔夫球手，从兰德公司离开后他转到美国预算办任副主管。对于兰德公司的邀请，赖斯一直想不明白兰德公司理事会为什么会选择自己。
上任兰德公司总裁之后，赖斯才发现自己的首要任务便是应付“艾斯伯特制造的混乱局面”，赖斯掷地有声地发表演讲说：“绝望一直都是存在的，不同的是，它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给了我们沉重的一击。我知道，许多人都在关心兰德公司的将来，我想，我会确保这样一个有着国际性意义的机构不会前功尽弃。”
对于兰德公司而言，国家机密文件在兰德公司泄漏以后，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促使兰德公司加强安全警备措施，每一个出入兰德公司总部的人都要接受例行搜身检查，谁都不能例外。而禁止所有职员单独复印机密文件曾一度作为兰德公司的一项章程来遵守，同时兰德公司也再三强调自己的信条：“你在兰德公司里面一切的见闻和工作永远都属于兰德公司所有。”
二是兰德公司机构也因此丧失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所获得的一切荣誉和特权，也有人猜测兰德公司很可能会退化为另一种智囊形式——远离政治事务，集中向企业和私人领域发展，也就是变成像博思艾伦那样的咨询机构。
在赖斯担任兰德公司总裁期间，很多人认为他总是在不断地向政府争取拨款，只顾着维持兰德公司各方面的经营研究工作，而不关注将兰德公司作为一种具有标志性特征的机构去发展。对此，赖斯没有做出过解释。但是事实却证明，在赖斯领导下的兰德公司已经进入了各种项目的研究领域，比如教育、家庭、刑事、移民以及住房补助等方面。兰德公司接受赞助，开始进入咨询领域的前沿研究，并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人才，这使得兰德公司再次走向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阶层，由此也进入了兰德公司的白银时代。
另外，赖斯还设立了一所美国最大的私人研究院——帕地兰德公司研究院。它足可以与哈佛、卡内基·梅隆等高等学府相提并论，帕地兰德公司研究院主要是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做实质性的分析研究。最初成立的时候，它总共分为数据分析和统计的量化考核、微观和宏观的经济科学、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4个领域，后来成立了一项风靡一时的研究领域——前苏联问题。
截至1989年赖斯担任兰德公司总裁期间，兰德公司的非军事研究项止日益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兰德公司不再接受政治方面的研究项目。相反，在赖斯任期内，兰德公司与空军之间不仅取得了和解，而且赖斯还特别设立了一个名为“阿罗约中心”的研究机构，这个机构跨越了传统军种之间的竞争模式，因为它主要是用于陆军基地军事项目的研究。由于陆军方面的坚持，阿罗约中心必须按陆军的意愿建在加利福尼亚的一所理工学院内，陆军方面是想利用该学院展开附属研究工作。然而，在1982年，加利福尼亚的教员和学生们发出抗议，并不断地坚持说：“除非我们有机会审查研究计划书，否则我们坚决反对在项目研究书上签字。”
对于加利福尼亚教员和学生们不现实的要求，陆军陷入了困境。赖斯曾回忆说：“我和当时的陆军副参谋长弗兰克·斯托曼是好朋友，对此我劝他们将阿罗约研究中心转到兰德公司，而兰德公司和空军方面对此将会感到很乐意。”这就意味着不同军种的部门学会并实现了信息资源共享与和谐共处。
在1989年赖斯离开兰德公司到空军部上任部长的时候，他意味深长地说：“回首间，我发现兰德公司经历并走过了一个政治不断走向成熟和巩固的过渡阶段。”在兰德公司陷入困境的时候，是赖斯帮助兰德公司成功渡过了“艾斯伯特困境”时期，并带领兰德公司走向了白银时代，同时也实施了传统军事研究的新理念，促进了里根政府的诞生和前苏联的解体。赖斯在兰德公司任职期间可谓是功不可没的，尤其是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发展阶段，赖斯对兰德公司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兰德公司学习和工作的人举不胜举，其中就有兰德公司副总裁霍夫曼、著名的历史学家弗朗西、哈利勒扎德以及兰德公司幕后操纵者沃尔斯泰特等最具影响力的人，哈利勒扎德后来还成为了帕地兰德公司研究院的管事、美国驻阿富汗与伊拉克的外交大使以及最后的驻联合国大使。
总而言之，正如艾斯伯特所预料的那样，兰德公司对所有曾经在兰德公司工作过的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远比兰德公司发表过的任意一篇报告所带来的影响要显着得多。
6.美苏缓和政策的争议
沃尔斯泰特似乎永远都不会放弃人类基本的发言权。1974年的夏天，威尔夏比弗利山又迎来了一个温暖的早晨。罗迪欧街道两旁的店铺陆续开门营业，耀眼的明星们乘坐豪华轿车去斯卡兰或多摩享用温馨的早餐，不远处的电影摄影棚正在打造经典的好莱坞“英雄”，而新上任的黑人市长向市民承诺，会将洛杉矶打造成为名副其实的超级大都市。尽管前不久的“水门事件”几乎影响了整个东海岸的政治机构，但却丝毫没有动摇洛杉矶的政治面貌。这里的人们似乎对震撼性的政治事件早就习以为常。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温暖的早晨，沃尔斯泰特从报纸上得知，保罗·尼采从美国与前苏联第二阶段的战略武器谈判大会上退出。尼采是一位满头灰白的外交老将，他说，“水门事件”影响且破坏了整个谈判过程的氛围，他也因此而受到了指控，在那样的政治背景下，指望用谈判来维护国家安全是一件相当艰难的事情，因此，他决定退出。
沃尔斯泰特坐不住了，他决定在这个近乎于“天堂”的地方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于是不久后，沃尔斯泰特站在威尔夏大道比弗利餐厅的演讲台（舞台）上，他以一份研究报告图表为依据，满腔义愤地公然抨击国际社会关系的缓和态势。他坚信，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存在着各种威胁，只有竭力抗争才会取得绝对性的胜利，而不抗争的行为会使美国陷入极大的危险之中。
沃尔斯泰特义愤填膺地发表着自己的演讲，正如他以往在其他任何场合所提出的警告一样——不抗争的美国是没有希望的。此次的听众大部分都是外交机构的先觉者。并且，在头一天夜里，沃尔斯泰特在前兰德公司同事詹姆士·迪格家中的宴会上，他就将早就准备好的演讲报告大肆宣扬。当时，著名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和《华尔街日报》的罗伯特·L·巴特利等高级编辑都在场，他们和参加宴会的其他人一样，都很乐意在沃尔斯泰特激情澎湃的演说中，享受着主人供应的美味食物。
实际上，沃尔斯泰特在这个晚宴上的演讲只是一个开端，接下来，他在全国各个角落及媒体论坛中坚持不懈地展开了漫长的游说行动。然而，拥有政策权的高级官员和知识分子们始终认为美国有抵御前苏联的兵力，这种自负的现象被沃尔斯泰特称之为“导弹差距后遗症”。在威尔夏大道比弗利餐厅演讲的那个早晨，总共有40多名官员与兰德公司学者聚集在这里听沃尔斯泰特的演讲。在演讲的过程中，沃尔斯泰特再三强调“导弹差距后遗症”那种自以为是的想法简直是荒谬的，如此下去，极有可能给了前苏联军事袭击的可能性。
40多名官员与兰德公司学者们本以为沃尔斯泰特的演讲是加利福尼亚军备控制中的话题，诸如“替代性疯狂计划”（又称共同毁灭原则，是美国针对前苏联核战争的官方政策）等，然而让听众们意外的是，这些都不在沃尔斯泰特的演讲内容中。
沃尔斯泰特认为，现实存在的事实是——美国一直都低估了前苏联军事武器能力的破坏性及毁灭性。他极力用报告中的图表向听众讲述他的观点，尽管一些听众多次试图打断他的演讲，但他依旧不肯返回到座位上，依旧发表着自己的演说。沃尔斯泰特之所以如此坚持，意在唤醒此前的兰德公司同事们以及各界知识分子，并让他们立刻做出行动，至少也要让他们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
虽然，沃尔斯泰特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离开了兰德公司，甚至他现在也不再是美国政府官员，但他孜孜不倦的演讲却对民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为，所有的民众都知道，沃尔斯泰特是美国顶级的核战略专家、著名大学的权威教授，是美国最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人物之一。尽管当时的美国总统没有回应他在演讲中的提议，但他人生中许多在国防部大楼、国家安全局以及前兰德公司的同事们都会热烈地响应他坚持发出的呼声。
演讲中，沃尔斯泰特回顾1972年美国国会颁布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和《第一阶段限制战争武器谈判》一事，当时沃尔斯泰特就发出警告，提醒美国政府不要被前苏联表面上的承诺给蒙骗了。事实上，在1969年前苏联的军事能力有所增长时，他就特别警告过美国政府和民众。因为在限制战争谈判初级阶段时，前苏联政府就私底下部署了许多轰炸机、导弹和弹头。但不管他如何悲叹呼吁，美国政府对国防防御系统上存在的漏洞都视而不见。沃尔斯泰特认为，如果美国不及时有效地修补这些国防漏洞，极有可能引发一场核屠杀。
在沃尔斯泰特始终不渝的演讲活动中，听众们逐渐觉悟到他的提议具有重要的意义，又或者说听众们早就意识到了。当沃尔斯泰特终于演讲完毕，在如雷贯耳般的掌声中，他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尽管如此，但也并非每一位听众都相信他的预测。因为，他此次的演讲报告数据是在两年前的旧数据资料上估算出来的，而许多人却早已获悉，美国现有许多弹头已经进入到实验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在几个星期后，沃尔斯泰特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对他在演讲中的一些内容重新提出了质疑，其影响堪比他1959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恐怖的微妙平衡》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