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兰德公司智囊团的顶级军事分析专家的艾伯特·沃尔斯泰特和伯纳德·布罗迪两位核战略先驱人物，被迫离开兰德公司后，兰德公司总裁科尔博姆也离开了，新上任的罗温总裁设立的“城市科技研究学院”却遇到了很大的难题。1965年，在洛杉矶的沃茨犹太人居住区发生的骚乱事件，似乎并没有影响到罗温领导下的兰德公司。罗温效仿兰德公司早年的风格，为新机构召开研讨大会，希望会赢得社会的赞助。在兰德公司与林赛纽约政府成功结盟之后，兰德公司在社会研究方面取得了部分成绩，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而，更为沉重的是，一名兰德公司的明星学者却将兰德公司带到了最危险的论战上。而对于美苏国际政策缓和的事态，美国政府将会做出怎样的决定，由纵多兰德公司学者组成的B组对抗又能否取得成功？
1.被迫离开的兰德公司科学家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不免会遇到挫折，无论你是默默无闻，还是星光璀璨，就如兰德公司里赫赫有名的沃尔斯泰特一样。1963年，由于布罗迪在科尔博姆面前的巧言挑唆，科尔博姆一时气愤之下，撤销了沃尔斯泰特在兰德公司的所有职权。这让成就卓越的沃尔斯泰特感觉到颜面尽失，沃尔斯泰特在兰德公司交情甚好的同事们不免为他感到惋惜和遗憾，然而却别无他法。
当沃尔斯泰特走出兰德公司大楼的时候，寒冷的空气让他顿感心情舒畅。在沮丧之余，他又暗自为当初的先见之明而欣慰——他选择春秋两季在学校给学生授课，其余时间回到洛杉矶从事兰德公司顾问的工作。
沃尔斯泰特从1951年至1963都在兰德公司工作，一共在兰德公司工作了足足12年之久，可以说，他人生的中间阶段都是在兰德公司度过的。他总是问自己，这12年是否是自己人生最辉煌和重要的时段？但这些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重点在于现在他已经被兰德公司轻易地扫地出门了。
尽管沃尔斯泰特在兰德公司有着极高的声望和众多的朋友，但这些都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关键是科尔博姆对他的行为感到了怨恨。因为他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都和空军形成了对立的关系，他不仅支持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还公然批判兰德公司的工作氛围枯燥无味且迟钝。可以说，沃尔斯泰特的这些行为对他自身形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当沃尔斯泰特得知自己被兰德公司的科尔博姆解雇了以后，他在对艾斯伯格倾述时，几乎整个过程都是热泪纵横，似乎遭受了极不公平的对待和莫大的委屈。当沃尔斯泰特倾述说：“我从未曾预料过我会被兰德公司解雇，或许我过于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又或许我把生活想象得太完美了，只是我怎么也没有预料到生活中会发生如此不幸的事情。”沃尔斯泰特没有再向科尔博姆争取什么，而是让科尔博姆给他一段找到另一份工作的时间。像沃尔斯泰特这种大名鼎鼎的人，想要寻找一份工作还是很容易的。机会很快就来了，加利福尼亚大学聘请他去任教，不久，芝加哥大学又授予他终身任教的荣誉职位。
在芝加哥大学校园的研究新生接待会上，校方向新入学的研究生们介绍沃尔斯泰特，那时，沃尔斯泰特的眼睛正盯着一个黑头发，白皮肤以及厚厚嘴唇的男孩子看。当这个男孩子自我介绍完毕以后，沃尔斯泰特有些惊讶地问：“你的名字真的是叫沃尔福威茨吗？”
那个男孩子肯定地回答道：“您说得很对，我的全名叫保罗·沃尔福威茨（后来成了美国的国防部部长）。”
沃尔斯泰特紧接着又说：“能告诉我你和数学家杰克·沃尔福威茨是什么关系吗？因为沃尔福威茨曾是我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
“噢，这看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不瞒您说，他正是我的父亲。”保罗·沃尔福威茨骄傲地回答说。
沃尔斯泰特笑容满面地说：“好样的，年轻人，我相信你一定会很喜欢芝加哥大学的学习生涯。”
对于沃尔斯泰特而言，1965年可以说是及其顺利的一年。在芝加哥大学里，沃尔斯泰特可以从事很多有利可图的职业，比如咨询顾问类的工作，芝加哥校方还允许沃尔斯泰特聘请更多的助手。不但如此，沃尔斯泰特还可以尽情挥洒他说教的习性，而他之所以离开兰德公司，也正是因为这种到处说教的特性使他成为了最具影响力也是最受争议的兰德公司科学家之一。在芝加哥大学里，沃尔斯泰特作为一名政治系的教授，就像罗马政治家新加图一样，提倡军事准备工作快速的进行，还抨击美国当局正在冒着被前苏联威胁攻击的风险，一步一步陷入战争的困境。
另一方面，沃尔斯泰特认为上天对待每个人都是公平的，至少在一件事情上他明显地感觉到了。因为，在沃尔斯泰特离开兰德公司后不久，科尔博姆也被迫离开了兰德公司，而向科尔博姆挑唆他是非的布罗迪也被宣判出局，后来布罗迪去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为北约对法军、核武器以及过分夸大其词的打击力度忧心如焚，最终使他成为了高卢人的工具。用沃尔斯泰特的话说，或许是布罗迪不怀好意的举动间接帮了他的忙，迫使他去追寻更加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
1967年1月1日，罗温代替了科尔博姆在兰德公司的位置，成为了兰德公司的新统帅。在罗温的带领下，非军事项目的研究工作不再是兰德公司的禁忌，比如安全模型、分级指挥以及量化基础在空军和国防方面都有采用，这些也都符合杰克逊时期的风潮。此外，把兰德公司研究项目扩张到社会领域的似乎正是罗温。罗温在接任兰德公司总裁之前就已经告之兰德公司理事会说：“在总统办公室内，我对国内社会问题研究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国防研究。千万不要小看了社会问题，它在研究领域中存在着巨大的意义，比如教育、犯罪、贫困以及人类健康等令人颇感兴趣的社会课题。”而这些在罗温看来很有研究意义的课题，在兰德公司还从未有人采用所擅长的研究方法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测试。作为兰德公司新任总裁的罗温而言，他和所有兰德公司创始者以及前几任兰德公司总裁的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兰德公司缔造成整个美国的第一智囊团。罗温出生在波士顿，早年曾是一名工程师。在兰德公司，他是资深级的元老。
罗温在1950年加入兰德公司智囊团经济学科，他的第一项工作便是协助沃尔斯泰特的基地研究工作，于是，罗温和沃尔斯泰特有了很长一段密切合作的机会。1953年，罗温找到希奇，表明了自己要想攻读经济学博士的意愿，希奇很赞成罗温的想法，并建议他进入牛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还答应写信给女王学院的院长，担保罗温能够顺利进入牛津大学学习。
两年后，即1955年，罗温成功获得了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证书，回到兰德公司后，他又协助沃尔斯泰特研究基地研究的后续项目——战略空军基地的选择与使用。1960年，约翰·肯尼迪入选美国总统，罗温上任国际事务国防副部长，1965年，约翰逊总统下令在联邦委员会内部使用国防部预测法，罗温被授予预算局的副主管一职，两年之后，罗温接受了兰德公司最高职位的邀请。
罗温上任兰德公司总裁三个月以后，在兰德公司机构的内部组织方面做了一系列的调整，并开始让兰德公司的研究工项实现多样化。罗温从兰德公司机构和美国政府之间的需求分析得出，兰德公司有必要设立一个“城市科技研究学院”的新机构。事实上，这个新机构就是兰德公司原有一个项目的翻版，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城市科技研究学院”旨在集中研究社会问题上。罗温还提出，这个新机构的组成成员可以是兰德公司智囊团现有的成员，也可以对外招募一批新的科学专家，致力研究国内存在的各种问题。
2.兰德公司与林赛纽约政府的结盟
1965年，在洛杉矶的沃茨犹太人居住区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骚乱事件，紧接着，在新泽西州也发生了同样程度的种族暴动，接踵而来的是密歇根州和底特律的暴动事件。在这些骚乱事件断断续续持续了两年之后，美国政府对国内局势稳定自信满满的心开始动摇了。美国政府认为，这些种族歧视、贫穷暴力等恶劣问题严重损坏了美国良好公正的形象，这种公正也促使其他国家效仿兴起。如果这些暴乱是美国民众因庇护正义或缺少工作而引起的，那么美国又如何在国际社会中以高人一等的姿势对人？又如何宣扬民主政策绝对优于共产主义制度？这些令美国政府烦忧的、急于解决的问题，自然地落在了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的肩膀上，而罗温似乎对兰德公司的工作系统胸有成竹。
罗温效仿了兰德公司早年的精神风格，就如1947年约翰·威廉姆斯在纽约召开学术研讨大会一样，罗温在1967年5月，为新机构“城市科技研究学院”组织召开了一次会议，旨在为这个新机构征集广泛的意见和相关赞助。当时，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员有沃尔斯泰特、政治历史学家理查德·E·纽斯塔特、肯尼思·阿罗，以及亚当·亚莫林斯基（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前任特别助理）等社会各界人士。
但是，参与会议的人员很快就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它没有争取到空军的赞助资金。在这一点上，与会者们一致认为：“兰德公司拥有这样一个富有的客户，会使兰德公司获益良多，尽管这个客户没有多余的时间来干涉兰德公司的工作状况，又或许在早些时候，这个客户就已经不再为兰德公司的成果而欣喜不已，但这个客户却从根本意义上存在着。然而，现在的城市研究新机构却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情况。”与会者们建议兰德公司至少得筹备到5年或以上的运转资金，才有可能使兰德公司避免一场经济不稳定的严重状况。他们还提议将新机构的办公地点设在兰德公司附近，并为新机构设立一个独立的理事会，这样就可以招募更多的年轻科学家，甚至比兰德公司社会学科容纳的科学家还要多。据初步统计，新机构将向社会雇用全职科学家，预计年经费在250万美元左右。
虽然这个城市科技研究学院没有得到空军的赞助，但它的诞生似乎是非常正确的。以前许多无法在专业知识上与兰德公司取得合作的政府机构开始雇用兰德公司智囊团，为国内问题提出最佳的解决方案；许多运输部门也委托兰德公司研究传感器在交通流量和效率方面的应用；而教育部和卫生局以及各种福利机构也正在斟酌城市科技研究学院的系统项目；此外，总统约翰逊早在3个月前就已经要求美国国会在社会研究项目上加大资金的投入，因此，城市科技研究学院获得了2000万美元的预算经费。但是，令罗温始料不及的是，他这番轰轰烈烈的举动却让另一个竞争者捷足先登。尽管罗温在美国政府圈内有着相当不错的人际关系，但这个竞争者与政府的密切关系比罗温更甚，因此，兰德公司不经意间就成为了连接城市研究与政府之间的纽带。
这个与兰德公司展开竞争的人就是约瑟夫·卡里法诺。卡里法诺出生在布鲁克林一个由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组成的家庭，卡里法诺在哈佛大学毕业后，被麦克纳马拉招募进了美国国防部大楼，他对自己的政治生涯感到无比骄傲，尤其以自己的政治职务感到自豪。后来，他又成功地进入白宫，成为了约翰逊总统在国内行政事务上的特别助理，主要负责监督城市新建立的住房和城市发展建设的工作。在卡里法诺进入白宫时，约翰逊总统对他说：“年轻人，他们极力称赞你的聪明才智，并认为你是哈佛大学里面培养出来的佼佼者。但我不这样认为，对我而言，你在布鲁克林城市的所见所闻远远胜过你在哈佛大学所学到的任何知识，尽管你和他们或许都不这样认为。”
卡里法诺觉得罗温关于城市学院的方案很有意思，如果美国政府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公众的认可，这将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卡里法诺却不想把这样一件好事让给兰德公司去做，或者说让兰德公司把这个风头抢了。在得知兰德公司已经举办了城市学院研讨会时，卡里法诺觉得自己应该快速行动起来，争取在兰德公司之前把城市研究问题开展起来，否则，可以为城市研究服务的人才便会被兰德公司一抢而空。于在，在兰德公司召开城市研讨大学一个月后，即1967年6月，卡里法诺也举办了一次城市发展研究大会，旨在探讨如何建立起城市发展研究机构，此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他又陆续召开了几次城市规划后续会议。他援引了兰德公司的行事风格——起用社会各界的智者，在城市整体问题上展开了深刻而又广泛的研究。
1967年12月，卡里法诺得到了总统约翰逊的秘密特许，并在其支持下，宣布成立了一个名为“城市学院”的非营利性机构。担任这个机构最高主席的是威廉·高汉，高汉曾是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以及麦克纳马拉的国防副部长。
城市研究学院从名义上而言，是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但它的日常事务、研究经费以及行政管理等诸多方面都与城市住房发展研究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受其指导。换言之，这个城市研究学院附属于一个名为“伟大社会”的计划——总统约翰逊曾提出一个理念，把美国建设成为物质与精神双重富裕的自由公平的国度，致力把美国贫富分化和种族歧视等不公平问题彻底解决——这个伟大的社会理念孕育出了公共医疗卫生补助与医疗保险制度，以及1964年的民权法案。
卡里法诺想方设法阻止兰德公司接收社会政策方面的研究项目，并利用职权给美国联邦委员会施压，让他们将大部分的研究经费拨给他的城市学院。不但如此，他还向各界决策机构和人士鼓吹城市学院的研究工作，甚至还用写信的方式将城市学院的信息传递给各个城市的市长和美国各州政府官员。他在信中一再强调，他的城市学院得到了总统约翰逊的鼎力支持，并鼓励这些人与他的城市学院建立起友好合作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