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头的家长一般是男的，不是女的。一个家庭分工不同，显示了社会地位和能力的缩影。
“当家的，天儿太热，歇会儿吧。”
秀丽习惯叫我是“当家的”，我称她是“丫头妈”，刚才的话，意思是关心我的劳累。
我说：“快紧点儿手，别磨蹭。”
秀丽点头：“中。”
我真的说了“天儿太热，歇会儿吧”，她一定会说“不累，你歇会儿吧”。
别人听起来，口气语调仍然是上下级关系。
“二哥，我来了。”
我抬头一看，是吴永强站在面前，肩上扛着一把锹。
永强年轻力壮，属猴，是七叔吴天佐的儿子。天佐与天佑是同胞兄弟，遗憾的是哥俩同伍，都是“黑五类”中的一员。“黑五类”是简称，范畴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简称为“地富反坏右”。天佐七叔和天佑九叔占了后两位。天佑是右派分子，天佐是坏分子。坏到哪儿，很简单。
他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搞过投机倒把，被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他的儿子永强躲避不了，叫“被教育的子女”。小学毕业，听说成绩是第一名，也未能考入初中。
我问：“永强，你来帮忙么？”
“是啊，我服从分派，是听了爸爸的吩咐。”
秀丽说：“七叔不是外人，亲里分。”
永强说：“二嫂子说得对，表面上是阶级敌人，心里是家长。事实是没有他，就没有我，划不清了界限。”
我说：“咱们是一脉，同族同宗。上辈是‘天’字辈，我们是‘永’字辈。”
永强说：“对呀，这是真理。一卯一楔。谁都知道，你家我的大伯叫吴天春，二哥你叫吴永文；我的爸爸叫吴天佐，我就叫吴永强，如果叫吴天强便差辈儿了。”
我说：“是啊，打断骨头连着筋呢。”
永强问：“二哥，你吩咐，我干什么活呀？”
既然永强懂礼法，我说：“你二嫂子和泥，你去挑水吧。”
“中。”永强抓过扁担，勾起了水筲，挑着扁担走出家门。
我对秀丽说：“永强这孩子不赖，脑瓜子机灵。”
秀丽说：“随七叔了，随机应变。我不明白，为啥他在批斗会上发言，还咬牙切齿地批判七叔呢？”
“哼，谁都知道，年轻人进步，要划清界限。”我说，“不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能划得清么？”
“清不清，天也不知道。”我说，“老百姓是墙头草，紧跟形势避免吃亏。”
秀丽说：“墙头草从来不吃亏，犟驴子才多吃亏呢。”
我说：“批判刘少奇的时候，有一条罪行，是吃小亏占大便宜。”
秀丽说：“永强占不了便宜，你不吃亏，也占不了便宜。”
水井在村头，永强跑一趟也得十来分钟。我和秀丽拉了几句，永强满头大汗，空手跑回来，说：“二哥，水筲落了。”
所谓水筲落了，是在井口提水晃荡时筲摘了扁担钩子。众所周知，下一步办法是捞筲。
我说：“没事找事，我找贵福二叔家借铁锚吧。”
我走出家门，借来了铁锚，拴上了绳子，我对秀丽说：“盼弟她妈，我跟永强去捞筲，你做饭。”
秀丽说：“你们想吃啥呀？”
“那天为了盖房从集日买的菜，还有五花肉，蒜毫，炒了就是一盘菜。”
我看了永强一眼，又说，“永强陪我作伴儿，喝二两酒。”
永强摇了摇头说：“二哥，我还没干活儿呢，咋能白吃饭？再说，我也不会喝酒。”
“不用客气，别外道，”我说，“我的话不是一句顶万句，是一句算一句。”
在井沿上，铁锚搜寻，很快把水筲捞上来了。我对永强问：“你天天用自家的扁担水筲挑水，为啥用了我家的扁担水桶，就落筲了？”
“这……”永强辩解说，“大概是我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麻痹大意了。”
我摇摇头，笑了笑说：“扁担钩子不一样，水筲大小不一样，熟悉掌握才能得心应手，万事都是开头难啊！”
回家的路上，盼弟蹦蹦跳跳地放学了，嘴里还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得是毛泽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琢磨琢磨，句句是实话。在大海里驾船靠舵手，方向正确，躲过了暗礁；庄稼人种地靠日头照耀，雨露滋润，能让禾苗旺盛；干革命就是打江山，搞建设，缺了毛泽东思想，只有失败，没有成功。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很简单浅显，盼弟她妈都知道，鲤鱼、草鱼离开水，死了。黄瓜、甜瓜离开秧，不长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离开共产党，老百姓就走投无路了。不太准确的是最后一句，日头早起晚落，怎么落不下去，停留在天上呢？太阳不落，遮阳戴凉帽，建议应该改成“毛泽东思想是伟大的辉煌”。
管这么多干啥？先吃饭。
屋里炕上放好了桌子，摆上了蒜毫炒肉和烧鸡蛋，两副筷子、两个碗，还有一壶散白酒和两个盅子。秀丽和闺女不能平起平坐，上炕陪客，这是规矩。
永强受宠若惊，搓着手不好意思，说：“二哥，把我当且（客人）了。”
我说：“你不是且，是成年人。你主动来帮忙，出了力气，不挣工分，吃顿饭，喝口酒也是感谢呢。”
“中，我对得起老肚和老胃。”永强说。
我倒了一盅酒，拿出火柴，点上了盅里的酒，冒出蓝色的火焰。捏着酒壶脖儿烫酒，永强问：“二哥，酒怎么烫呢？”
“喝凉酒、花脏钱，早晚是病。”
“听说酒的滋味是辣的，为啥爱喝呢？”
“辣椒也是辣的，南甜北咸，西辣东鲜，酒是粮食的精华，大诗人李白因为喝了酒才能写‘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如果不喝酒，恐怕就是‘床前一双鞋，穿上遛大街’了。”
永强哈哈大笑：“二哥原来是大诗人啊！”
语言奉承，我勉强地也笑了，说：“你也学会溜须拍马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我是湿鞋，不是诗人。”
永强喝了一盅酒，咧了咧嘴：“哎呀，这是受罪啊！”
我说：“受罪受苦，对年轻人也是锻炼。不经风雨，看不到世面，你年龄不小了，该成家立业了。”
永强像舞台唱戏的人物，用了一个词儿：“唉，一言难尽啊！”
“到底有啥事？”
“二哥，我的终身大事，左右为难啊！”
“咋回事？
“我的婚姻，也是大姐的婚姻，同时是魏桂花的婚姻，还有魏守富的婚姻。”
“越说越糊涂了，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问，“永强，谁叫魏桂花和魏守富？”
“我要从开头说，贵福家二婶给我说个对象，是魏家庄的，听妈妈说，这叫‘换亲’。”
秀丽说：“我知道，贾景山家的三头媳妇就是换亲。”
我问：“咋个换法儿？”
永强说：“明摆着呢。我的爸爸是坏分子，魏家庄的那人家是富农，让我和魏桂花成亲，也让我大姐嫁给桂花的哥哥魏守富。”
哦，原来是这种办法。说起来，算得上是门当户对。狼找狼，虎找虎，屎壳郎配上拉拉蛄。有人说是两全其美，有人说是狼狈为奸。
我摇摇头：“雪上加霜啊！”
永强说：“二哥，你给我出个主意。”
“啧啧，”我咂着嘴，不便表态。同意吧，不仅影响了永强的思想觉悟，更重要是影响了下一代的前途。不同意吧，永强搞不上对象，就要打光棍，形成的结果是后继无人，老了也无依靠。
秀丽插了一句话：“家庭成分不好也是人，能缝缝补补做衣服，会烧火刷碗会做饭，好歹有个伴儿。”
这种观念是通常的出发点，我不能否决，只好表态：“永强，听你二嫂子的话吧。”
永强说：“我考虑考虑。来，二哥，喝酒，酒总是酒，反正将来魏守富是孩子的舅，三三得九也是九。”酒和九同音，有人把酒还说成“三六”。
吃罢饭，忘不了正事。永强很卖力气，动作利索。大概与吃这顿饭有关，假如不吃饭、不喝酒，力气就缺乏了源泉，心情也不充实。
吴天佑是隔壁邻居，溜溜达达地走过来，他的手里还拿着砖头般的半导体收音机。
我说：“九叔挺闲哉啊！”
“永文，永文，出大事了。”
“啥大事？”
吴天佑拧大了音钮，收音机的正在播送。吴天佑说：“你们听，主持人语调严肃沉重，播出好几遍了。”
我和永强停住手，听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下午4点钟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
我说：“能有什么重要广播？如果是美国总统尼克松来访问，会谈不会谈，举杯不举杯也与百姓无关，老百姓更重要的是吃饭和睡觉。”
吴天佑问：“永文，你怎么不关心国家大事？”
我说：“我盼望着，渴望着，希望着——全有望，送来救济粮、救济款，比喊口号强得多。”
永强也说：“二哥说的是实话，大实话。”
吴天佑说：“听着，听着，风声雨声读书声，家事国事天下事，与我们的生活紧密联系呢。”
“嘟、嘟、嘟……”报时钟响后，广播员的声音传播出来，令人屏住了呼吸，沉重的语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晴空霹雳，神州震惊，地球似乎停止了转动……哀乐的韵律骤起，感染了每个人的情绪。
吴天佑张大了嘴巴，呆愣着；秀丽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永强趴在墙头上抽泣；我情不自禁，眼角无声流下了泪水。
这一年太不平凡，神州华夏的悲哀凑在一块儿了。1月8日，国务院周总理逝世了，闹出了“反革命天安门事件”；7月6日，人大朱委员长逝世了，当月来了唐山大地震；9月9日，大救星毛主席竟然也逝世了，难道能风平浪静？
谁也没有说话。
我把毛主席的画像请出来，放在简易房前面。
“咱们跪下，磕头吧。”我说着，俯身两手扶地，跪下了。
秀丽和永强也跪下了，吴天佑却说：“永文，悲痛悼念不是下跪，应该鞠躬，不能遵循封建传统啊！”
这句话我并不赞同，毛主席不是一般的人，是救星，是菩萨，是神仙，既然逝世了，跪拜才是规矩。我抬起头说：“我们崇拜毛主席，老人家去世了，磕头感恩才能尽心尽意，若不磕头，心里堵得慌。”
吴天佑执拗：“我鞠躬。”
我说：“九叔你有你的自由，鞠躬吧。”
吴天佑点头：“也好，也好。”
殊途同归，大同小异，面对毛主席的画像，吴天佑九叔肃立，鞠了三个躬。我和秀丽、永强俯伏在地，磕了三个头。
10.掸瓶和铜钱
鞠躬和磕头不是政策的规定，而是多年的礼节。不管鞠躬还是磕头，谁也不过问。毛主席逝世，是全国人民的悲哀，心目中缺少了欢乐和幸福。自觉自愿的新风源于倡导，人人的胳膊上戴了黑纱，胸前戴了白花。
从古到今，家里有家长，国家有主席，这是规矩。国家国家，国与家分不开。听老人说，经历过“双国孝”，光绪皇帝先死了，第二天慈禧太后死了，全国禁止一切娱乐。在新中国，大救星毛主席让我们翻了身，永世不忘。
加上地震房屋倒塌，不说海阳市，独莫县也是两大悲哀啊。
乡亲们到广场集合了。
追悼大会上，镜头上主持人是王洪文，念悼词的是华国锋，旁边还有叶剑英、张春桥和江青，我从来未见过面，全部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谁有资格，谁有能力，老百姓的心里没有谱儿。上层决定谁干，我们没有非议，都拥护。
这样的国家大事，我参加了公社的追悼大会，三鞠躬结束，就下起了瓢泼大雨。众人逃窜，衣服全湿了。
俗话说，各扫门前雪，不管瓦上霜。不说全国，也不说平原省、独莫县、湾子公社，我琢磨着搓绳寨的乡亲们如何生活。
我的地盘，是一个院落。简易房夜里有了耗子，叽叽乱叫，干扰人们的睡眠。早晨起来，我用土和砖头把窟窿堵了。想不到耗子不甘心，第二天竟能用爪子掘开，继续捣乱。
有人发明了一句歇后语，叫“狗逮耗子——多管闲事”。大点儿看家，不会逮耗子。其实高手是猫，耗子是天敌。光强了，猫眼的瞳孔可以收缩成一条线；光暗了，猫眼的瞳孔可以张得又圆又大。它听到老鼠的一点响动，屏息凝视，一连就是几个钟头，把耗子等出来，扑上去即马到成功。
可惜家里并没有养猫。
怎么制裁耗子呢？
发现家里还有两个掸瓶。我认为，既然叫掸瓶，大概是用来插鸡毛掸子的。天佑九叔不同意，却说：“胆瓶，形状直口，细长颈，削肩，肩以下渐硕，腹下部丰满。因器型如悬胆而得名。”
且不管写成“掸”还是“胆”，釉面有图画，在一棵芭蕉树下几个美女拿着扇子游玩，瓶底上有几个字：大清乾隆年制。据爷爷说过，这是奶奶来出嫁时，陪送的嫁妆里有掸瓶，失去价值了。
旧物新用，有办法了。
我双手举起掸瓶，往石头摔去，“呯嗙”一声，变成了大大小小的瓷片。
秀丽听到了响声，走过来问：“当家的，咋把掸瓶摔碎了？”
“紧跟时代，破旧立新。”我说。
秀丽摇摇头：“我不明白。”
“破旧就是破四旧，立新就是立四新。摔掸瓶属于破旧，上面画的是穿着绫罗绸缎的小姐，吃饱了瞎折腾，妄想复辟倒退呢。说到立新，我用瓷片堵耗子洞窟窿，这瓷片碴子锋利，耗子们怕扎爪子，让它们知道我的厉害！”
“哦，我明白了。”秀丽说。
我拿起瓷片，塞在耗子洞里。
这时，听见了街上的几声吆喝，“收购瓷器了——”一个推着独轮车的中年人小贩走过来，独轮车上有两个筐子，里面有青花碟子、绣花的饭碗，还有帽筒。为了避免破碎，用锯沫子倚着。
他问：“兄弟，你家有旧瓷器么？”
“买瓷器干啥？”
“收藏。”
“收藏？有啥用？”
“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瓷器开始叫‘四旧’，不少瓷器摔碎了。收藏是新政策，可以收购。”
我问：“收购了做什么？”
小贩说：“瓷器叫文物。内行人说，文物的价值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历史进步的标志，可以研究借鉴。还说了一套理论，说明古往今来，宋朝有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清朝也有郎窑、年窑、熊窑、臧窑、唐窑，解放以后，唐山在明朝嘉靖年间就有了陶瓷作坊，制作水缸、饭盆。外国人还在书本上申明，多姿多彩的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我弟弟上外国学院毕业了，曾说‘瓷器’与‘中国’在英语里是一个词……”
我不耐烦了，说：“我是百姓，不听废话。掸瓶要不要？”
小贩说：“我检验检验。”
我对秀丽说：“我刚才摔了一个，屋里还有一个，你搬出来，让师傅看看。”
秀丽转身就把完整的掸瓶抱了出来。
小贩端详了一番，说：“这是前清的瓷器，底儿上印着‘大清乾隆年制’
的字呢。”
秀丽问：“到底值多少钱？”
小贩举起手，张开手指：“不多不少，标准是五块！”
“哟，”秀丽望着我说，“另一个白摔了，白搭了。”
我抱怨小贩：“你早来三分钟就是两个掸瓶，我们后悔，你也后悔。”
秀丽也说：“五块钱就能买20斤鸡蛋呢。”
我又问：“这个掸瓶真给五块？”
“错不了，有规定。”小贩说。
我说：“你别糊弄人，假如掸瓶是宋朝的给多少？民国的给多少？”
小贩说：“锅不打不漏，话不说不透。县里成立了文物管理所，还要举办一次全县瓷器展览会，因此雇佣了一批收购员，我是其中之一。政策规定，瓷器分等级，宋朝的掸瓶一个10元，明朝的掸瓶一个8元，清朝的掸瓶一个5元，民国的掸瓶一分不值。”
“好了，随便吧。”我说。
小贩从口袋里掏出一本收据，晃了晃说：“我不是小贩，而是收购员。
里面有公章，我要开单据，还得报账。”
我说：“你原来吃皇粮，挣工资啊！”
小贩摇摇头：“嘿嘿，我还没有那种资格呢。实话说，我是老百姓，临时工，如果收购一个瓷器，国家给2%的报酬，100块是两元，你家的掸瓶不摔碎收购了，我还能收入一毛哩！”
话刚落，贾贵福来了，手里拎着沉沉的麻袋，对我说：“永文，是不是来收破烂的？”
我且尚未回答，收购员接过话头说：“不是收破烂，我是收购瓷器。”
关照双方，我自然对小贩——哦，不叫小贩，该叫收购员，就说：“收购的来得好不如来得巧，你有买卖了。”又对贾贵福说，“二叔你拎来的瓷器，是啥？”
贾贵福弯腰解开麻袋，说：“你们瞧瞧，不是瓷器，是铜钱。”
解开麻袋，我蹲下身，看上去那些铜钱绿锈斑斑，残破不全。
太奇怪了！贾贵福三辈都是扛活的穷人，怎么积攒了十数斤铜钱？我抓了一把辨认，毕竟读过书，初中毕业，能认字，上面有“开元通宝”，还有“康熙元宝”。
“你家有这么多家当？”我问。
贾贵福说：“这不是遗产，是捡漏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