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我谁都不怪，只怪自己带少了钱。当然，我也恨那个劫匪，你为什么不打重一点呢？
一碗鸡肉
爹要回来了。
出差两个多月了的爹就要回来了。
娘听到爹要回来的消息后，把家里唯一的那只母鸡杀了。娘是从信中知道爹要回来的。娘杀黑母鸡的那天，就是爹要回来的那天。
爹在县城一家工厂跑业务。一年365天，他差不多有340天在外面度过。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话，爹就通过信件与家里保持着联系。娘不识字，爹的信无疑就写给正在读小学的我了。这次出差，爹在信中说：“……我可能六月三号回家……”娘于是就在六月三日那天把家里唯一的那只黑母鸡杀了。娘没有上过学，分不清“可能”与“一定”在含义上有什么区别。娘只知道，爹约定了一个叫做“六月三号”的日子回家，爹就一定会在这个叫做“六月三号”的日子回家的。
娘掐着手指头算啊算，终于到了“六月三号”这一天。这天娘比平时起得更早，娘一大早就开始烧水。接着就听到娘杀鸡的声音。等我起床准备上学的时候，娘已经把鸡肉煮熟了。娘给我倒了点鸡汤，夹了点鸡杂，说是等中午爹回来了再吃好的。娘自己却连鸡血也舍不得吃一块。
爹中午没有回来。
爹晚上也没有回来。
娘把鸡肉热了又热，但每次总是只给我喝点鸡汤，吃点鸡杂，说是好的等爹回来了一起吃，而娘自己，仍然连鸡血也舍不得吃一块。
第二天中午，爹还是没有回来。
我说：“娘，把鸡肉盛一点出来吃吧，天气这么热，放久了会馊的。”娘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盛鸡肉的锅，半天没有吱声。我于是放下碗来，自己去揭锅盖。娘却一巴掌打来：“不识时务的伢仔，看你爹来吃什么？”我狠狠地瞪了娘一眼，把锅盖往地上一丢，向学校跑去，一滴眼泪也没有流……
晚上我没有回去吃饭。一个人躺在学校的草坪上，慢慢地就睡着了。醒来后天已漆黑，我又饿又怕，只好深一脚浅一脚地回了家。爹还是没有回来，娘不在，据邻居说是找我去了。我没敢再吃鸡肉，扒几口冷饭就上了床。迷迷糊糊中，我听见有人叫我吃饭，是娘用那只打过我一巴掌的手，正端着一碗鸡肉捧到了我的床边。我连想都没有想，挥手就把娘的手拂开了。只听见瓷碗“啪”地一响，在地上摔碎了，接着是娘“呜呜”的哭声。不知道为什么，娘这次没有打我。
娘没有打我，我却渐渐被泪水模糊了双眼。
第三天正好放假，我担心娘在爹面前“告状”，一大早就去了外婆家。听外婆说那天晚上爹很晚才回家，娘把剩余的鸡肉倒出来，匆匆在锅里热了一下，用一个大菜碗盛了，还特意开了瓶提前买好的白酒，放在爹的面前，爹狼吞虎咽地扒了几口饭，吃了几块鸡肉，突然放下筷子，皱了皱眉头。娘笑着问爹是不是怀疑里面放了毒药。爹看了看日渐消瘦的娘，喝了口酒，一句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趁着爹吃鸡肉的时候，娘就说谁家娶媳妇了，谁家添孙子了，谁家做新屋了，要爹留下来多呆儿天……
爹果然就扎扎实实地留下来呆了几天，不过不是在家里，而是在县城一家有名的医院。
弟弟南下去打工
自从父亲病逝以后，弟弟就变得沉默起来。整天呆在家里，哪里也不去，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不知道他在想什么，问他，他不作声，再问，他就呜呜地哭：“哥，我为什么还是这么矮？我要是高点多好啊，我就可以到广州去赚钱了。”
我只好耐心地开导他。毕竟弟弟才16岁，个子又小，一个人出门在外，我和母亲怎么放得了心？我有时下班回去晚了点，母亲都要唠叨个把小时，更何况是弟弟去广州打工。虽说家里经济条件差点，但每天饭还是有吃的。在我看来，一家人只要能天天见面，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可弟弟却没有想那么多，既不去学校拿初中毕业证，也不去公安局办身份证，就偷偷地爬上了南下的列车。
也许是知道我和母亲不会答应，弟弟去广州前没有流露出任何要走的迹象，走的时候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带，留下一张“不愿坐吃山空，要减轻家庭负担”的便条就匆匆地走了。弄得我和母亲一连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说实在的，父亲的病逝已使和我母亲痛不欲生，倘若弟弟又有什么意外的话，我和母亲以后的日子怎么过？父亲在世的时候，最不放心的就是弟弟，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林樟还小，你们要好好照顾他……”可如今，弟弟却孤身一人南下广州打工了。即使是成年人到外地出差，家里人也会牵肠挂肚，我和母亲不得不为弟弟的处境担心。一个人独处时我常常在想：假如让我到广州去打工，让弟弟去学校读书，情况是不是好一点呢？
收到弟弟的第一封信时，我和母亲都忍不住泪流满面。见信如见人。信是用家里带去的材料纸写的，满满三页。可能是因为写信时有泪水滴在上面的缘故，字迹有些地方比较模糊，用手一摸，便能感觉出明显的凹凸不平，弟弟在信中说他已经找到了工作，请家里人不必挂念，有空他会写信来的，收到信后赶快回信。末了，还在最后一页信纸的反面把邮编和地址重写了一遍。
从此，我每天都要准时到传达室门口等信。回到家里，母亲问得最多的，也是弟弟有没有来信。
出人意料的事还在后头：两个月后，我和母亲几乎同时收到了弟弟的汇款单。弟弟说他本来想给我和母亲每人买一件衣服，又担心我们穿着不合身，就寄钱要我们自己去买。虽说数目不大，只有100元，我和母亲却更加惴惴不安了。“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呢？还要林樟寄钱来用。”一连几天，母亲一直重复着这句话。可是，母亲下岗后只能打零工当保姆，我在报社当实习记者又只能勉强解决温饱问题，能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
我没有用弟弟寄来的钱买衣服，而是把它以弟弟的名义存入了银行。弟弟的钱来之不易。听从广州来的表哥说，弟弟在广州跟一位汕头老板贩香蕉，住在铁路边一间自己搭的房子里。房子小得仅仅能容一张床。上面睡人，下面放香蕉。每天清晨，天蒙蒙亮，弟弟就要推着破自行车到10多里远的地方进货，然后再送到附近的市场。为了多赚一点钱，香蕉的重量常常是弟弟体重的两倍。可以想象，100多斤重的香蕉压在自行车衣架上，对于一个16岁的孩子将是怎样的艰辛，更何况是在广州那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的闹市，稍不留神就会酿成交通事故……
听说弟弟炒了汕头老板的鱿鱼是过年的前两天。这以前他在餐馆洗过碗，也在缝纫厂打过零工，都因为工作不理想而被他辞掉了。如今弟弟在广州一家副食品公司工作，工资和福利跟成年人一样。他说自己已经长高了10多厘米，准备再打两年工就回家乡来，自己当老板。
写“历史巨著”的作家
梁子早年还是写过一些作品的，虽说影响不大，但在湘北那个不怎么重视文化的小城A县，从没有谁怀疑过他“作家”头衔的真实性。近些年来，他的名字和作品却渐渐地在报刊上消失了。作为文友，我时常问及他的创作情况。前年他说在写一个系列短篇，去年他说在写一个系列中篇，然而，除了他自己，别人连他的系列中短篇草稿都没有见到过。今年他终于说了实话，他到现在一个字也没有写。他要表达的内容实在太多了，作系列短篇写容纳不了，作系列中篇写顶多能影响我们这个时代，“不行啊，我要写的是影响历史的巨著，我不能为此浪费时间。”
我不禁为自己的作品连当今这个时代也影响不了却仍然在浪费时间而自惭形秽。
前几天，我接到一位读者的“新闻热线”电话，说是A县某乡发生了一起民愤极大的事情——乡长为了方便自己的子孙后代上学，竟将乡中心小学建在自家的门口。因为该乡是梁子的家乡，我去A县第一个要找的人便是梁子。
天气很好，梁子为了“体验生活”昨晚玩了晚晚场今天请病假在家里休息。听了我的来意，他明显的有点不高兴，说：“新闻这东西少搞一点为妙，没有生命力的，古今中外，有几个是靠写新闻名垂青史的？”我说：“这是我的工作，有空我照样写小说和诗歌，名垂青史我不敢奢望，但我铅印的名字被别人糊了黄屎倒是常有的事情。”
梁子的脸色稍微好看了一些，从一堆蒙尘的书报中抽出一个塑料袋来，说：“他们早就给我送来了这件事情的详细资料。这个乡是田字形的，右下角是百年老校原址，左上角是乡长和他家的亲戚聚居的地方。乡委会筹集了80万元钱，开了九次乡民代表大会，一致同意将新校建在中心地带，但乡长却建在了自家门口。地方远不说，还要爬山淌河，乡民们当然不服，反映到区里没人管，告到县里不理睬，就自己凑钱，赌气在原址也建了一所学校。这时县里、区里都来了人，说乡民们是非法建校，要强行撤除……”
我急切地问：“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梁子说：“正在扯皮，形式对乡民们很不利。他们见我是从那里当秘书出来的，笔杆子比较硬，希望我仗义执言，借助新闻的力量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你说我一个作家怎么可能去写新闻呢？”
我说：“种水稻的是农民，种玉米、棉花、花生的同样是农民，作家写作与农民种田没有两样。文学和新闻只是形式不同，作用都是一样的。你只要能够匡扶正义，为老百姓办实事，何必拘泥于形式呢？”
梁子说：“那你为什么不天天帮老百姓挑大粪？别为小事情耽搁时间啦，我已经在小说中处理好了。我之所以不屑于管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是因为我有大事要做。一篇新闻，最多能解决这一个乡的一个问题；我要用我的鸿篇巨著去影响历史，解决所有的问题。”
我说：“一个乡的小学生的读书问题，是小事情吗？你别夸大文学的功能，你能不能写出鸿篇巨著、写出来后能不能出版、出版后有没有读者，还要打上一连串的问号。现在文学期刊的编辑恨不得拿刀架在读者的脖子上逼他们去参观自己的劳动成果，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就有五六千名，你还是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吧。”
我找他要小说，想看看他是怎么处理的。他拿不出，说：“最好的小说是写在心里的，等我心中的小说十分完美时，我自然会形成文字。”
我冷笑一声，说：“你变了。”
他的脸涨得通红，说话也激动了许多：“我发现你离文学越来越远了，我怀疑你现在的小说和诗歌的质量。反正我是不会去搞什么新闻的，你要去就一个人去吧。”
话不投机，我只好向他借了资料，起身告辞。
在去采访的途中，我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昨天下午，乡民们新建的小学已被强行拆除，乡里的小学生最远要跑15 公里路到乡长的家门口去读书……
令人奇怪的是：乡民们不再骂乡长，转而骂乡长原来的秘书。
荣家湾的女孩
毛霞给男朋友打了个电话，化了妆，走出学校的大门，张局长的奔驰小车果然又等在那里了。看见毛霞过来，远远的，一个大腹便便的人就推开了前座的车门。毛霞钻进去，习惯性地把小背包放在腿上，说：“我们今晚到东方宾馆去吧，天天在南湖宾馆，没什么好玩的。”张局长正愁南湖宾馆熟人多，不方便，听说去市郊，马上就答应了。
毛霞是在南湖宾馆娱乐城认识张局长的。
只差半年就要毕业了，分配的事还没有着落呢。爸爸涉嫌诈骗入了狱，妈妈自从离婚后就没有来过，家里的数百万资产也被法院给查封了，毛霞的前途一片迷茫。看到同学们都在钻山打洞，四处奔忙，毛霞决定孤注一掷。在这之前，她只听说过学校里有同学坐台的事情，她们寝室好像还没谁堕落到如此地步。可是，到哪里去坐台呢？她立即想到了艺术系那个声名狼藉的倒霉女孩，坐台的时候居然遇见了想请小姐的系主任。毛霞选择了政府接待处主管的南湖宾馆，据说到那里去的人都是达官显贵，粘上一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在一个带有小套间的豪华包房里，毛霞终于等来了一个说岳阳土话的中年客人，一看那啤酒肚和说话的神态，就知道是个分量不轻的官儿。果然，没唱上几首歌，就听见有人在称呼他：“张局……张哥……”尽管“局长”两个字没说完，但她还是肯定了自己的眼光。对张局长的服务态度，也比平时热情了三分。进休息室谈心的时候，张局长和她互相留下了传呼或手机号码。为了坦诚相待，以心换心，毛霞用张局长的手机拨了自己的传呼号码，随即就听到了嘀嘀的声音……
这一晚，毛霞给张局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南湖宾馆是张局长的定点宾馆，毛霞于是就成了张局长的“定点小姐”。久而久之，他们的交往也越来越多了。不过，每次毛霞都能很好地把握分寸，没有给张局长可乘之机，却又时时给张局长以希望。眼看分配的日子越来越近，毛霞也托人把张局长以及他那个局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了。
夜色茫茫，奔驰小车在市郊的一家宾馆停下来。毛霞和张局长坐进贵宾包厢，点了一个甲鱼火锅。她今晚特意破例陪张局长喝了几杯“劲酒”，然后装作喝醉了的样子，趴在桌子上。果然，张局长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一边招呼小姐过来签单，一边开了手机订房间。
张局长扶着毛霞躺下，试探性地脱掉了毛霞的外套，见她没有反抗，情绪更加高涨起来。正在这时，毛霞那该死的传呼机又响了，张局长的脸顿时变成了猪肝色。每次到了关键时刻，毛霞的传呼机就会响，好像故意跟他作对似的。毛霞一回话，就有非走不可的理由。但出于长远的考虑，张局长还是关切地问了一句：“哪里打来的？回话吗？”边说边将手机递过去。
毛霞看了一下号码和代号，说不必了。她当着张局长的面关了传呼机，含情脉脉地说：“我从来没有属于哪个人，但今晚我是属于你的……”张局长喜出望外，抚摸着毛霞的额头，问她的头现在是不是好点了。毛霞说：“你去洗澡吧，今晚我不回寝室了。”
8分钟后，张局长裹着浴巾出来，走近席梦思，撩开被子，钻了进去……
突然，房门大开，几位年轻小伙子闯进来，用相机拍摄了这尴尬的一瞬。
几个月以后，毛霞如愿以偿地上班了。
再后来，毛霞的男友洋洋自得地说：“要是我那次没有按计划10分钟左右赶到，你可就惨了。”毛霞头一扬，不屑地说：“臭美，难道你忘了，我是正宗的荣家湾女孩！”
母亲的“绝对隐私”
这是我给家里添置电视机和VCD以前的事了。
那年我17岁，在岳阳的一家报社打工。由于一年前父亲病故已导致倾家荡产，母亲、弟弟和我一家三口临时挤在报社给我安排的一间杂屋里。母亲料理家务，我和弟弟赚钱，日子虽然过得拮据，却也苦中求乐，图个安稳。然而，我和弟弟都有一个共同的担忧：怕有后爸。
这天中午下班回来，弟弟告诉我，母亲这几天好像不对劲，吃了饭就出门了，直到要做下一餐饭时才回来，不知在忙些什么。
“这还了得，我虽然只是在报社打工，可走到外面别人都叫我‘邹记者’，倘若真的有什么事情发生，我这面子往哪里搁？不行，得想想办法。”我说。
可是，这事又不好声张，我和弟弟商量来商量去，终于有了措施——跟踪，先了解情况再说。
母亲吃了午餐，洗了碗，果然又出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