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十八路诸侯的兵马都驻扎在召陵（在河南省郾县东），由于一连下了十几天倾盆大雨，一时不能进兵。恰巧天子的使者刘卷卧病在床。范鞅和荀寅本来就跟囊瓦一样，都是地地道道的贪夫，这次没从蔡侯那儿得到好处，已经有点怏怏不乐。他们就借着这个理由向各国诸侯说：“大雨下个不停，害病的人越来越多，还不如暂时回去吧！”各国诸侯看晋国不愿做主，顿时心灰意冷，都各自回国了。
蔡昭侯大失所望，垂头丧气地带着自己的兵马回去，路过沈国时，想起了沈国不愿发兵，也不去开会，于是就把满腹的怨气全发泄在沈国身上，发兵灭了沈国。
楚国的令尹囊瓦听说蔡国把沈国灭了，就亲自带着大军去攻打蔡国。有人对蔡昭侯说：“晋国已经靠不住了，中原其他的诸侯更不必说了。咱们索性到吴国求救去。伍子胥很早就想向楚国报仇，他们一定会尽力帮助我们的。”蔡侯就打发使臣去邀请唐成公一起到吴国去求救兵。
六、刘禅断送江山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这是孔明《前出师表》总结前后汉兴亡的原因，用以告诫刘禅，确是语重心长，言真情切。而刘禅并没有如孔明所希望的，亲贤臣，远小人，以兴汉室；而是亲小人，远贤臣，重踏桓、灵覆辙，断送了蜀国江山。
刘禅是少有的昏君，是个不朽的”阿斗”。平心而论，刘禅老实得可怜，昏庸得出奇，陈寿给他形象的评价是：“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传曰‘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信矣哉！”孔明执政时，他遵其父刘备所嘱：“事丞相如父”，且实权在孔明，他不听也得听。孔明操劳国家大事，整天忙得汗流浃背，食不甘味，睡不安席；刘禅却可不费脑筋，饱食终日，乐其所乐。当然，他不是整天在昏睡，遇到国家有事，他有时也有所用心。如刘备逝世后，曹魏乘机兴师五路侵蜀，因这时孔明闭门不出，他不知如何是好，急得团团转，后来他到相府探望孔明，孔明告诉他退兵之策，他才如梦初醒。他对孔明也不尽放心，当孔明与司马懿斗兵斗阵连续大胜，正欲乘胜直取长安的时候，他中了司马懿的反间计，听信流言——孔明自倚大功，早晚必将篡国，宦官为之画策，他便遣使资诏星夜宣孔明回。孔明奉旨回成都问他何故诏还？他无言可对，良久，乃说：
“朕久不见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特诏回，一无他事。”真是憨人憨话，憨气十足。不过，总的说，孔明在世时，还是贤臣当道、小人远避，刘禅基本上是听孔明的话的，宦官也不敢出面干政。孔明病逝五丈原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蒋琬、费祎等贤相相继去世后，他被宦官黄皓等小人所左右，溺干酒色，不理朝政，政事、军事弄得一塌糊涂。
深得孔明兵法的姜维是蜀国后期的“擎天柱”，是个赤胆忠心的人，他秉承孔明遗志，九伐中原，虽天大胜，但也挫伤敌胆，使之不敢正窥西蜀。
当姜维正在前线浴血奋战，困魏国名将邓艾于祁山时，忽连接后主的三道诏书，促其班师。原来是后主听黄皓谗言：“姜维屡战无功，可命阎宇代之。”
阎宇何人？他身无寸功，只因阿附黄皓，遂得重爵，官至右将军。黄皓本想用阎宇代姜维，后知邓艾善用兵，恐阎宇非其敌手，又寝其事。任用大将，如此儿戏，是撤是用，全凭一宦官作主，确是超级庸主。姜维回，得悉此事，入奏后主说：”黄皓奸巧专权，乃灵帝时十常侍也。陛下近则鉴于张让，远则鉴于赵高。早杀此人，朝廷自然清平，中原方可恢复。”后主笑说：“黄皓乃趋走小臣，纵使专权，亦无能为。”姜维因不能杀黄皓担心被其所害，乃听从郤正之言，领军前往沓中屯田，以充军实，徐图进攻。自古以来，庸主当政，小人弄权，大将在外难于立功。昔”乐毅伐齐遭间阻，岳飞破敌被谗回。”姜维岂能例外！
刘禅昏庸透顶，黄皓专权胡为，西蜀之亡是必然之事。钟会、邓艾大举兴兵入侵西蜀，姜维即起沓中之兵前往拒敌，并上表请派精兵分守战略重地阳安关和阴平桥，并指出“若失二处，汉中不保矣。”在这危急关头，刘禅竟听黄皓之言，召师婆入内殿问吉凶，她以“西川土神”附身，胡说什么“陛下欣乐太平，何为求问他事？数年之后，魏国疆士亦归陛下矣。陛下切勿忧虑。”自此，刘禅深信师婆之说，遂不听姜维之育，每日只在宫中饮宴欢乐。姜维累申告急表文，皆被黄皓隐匿。因此，使钟会轻取阳安，邓艾偷渡阴平，姜维虽仍和诸将死守剑阁，使钟会受挫，不能前进，可是邓艾已直趋成都，刘禅已面缚舆梓出阵，姜维纵有“回天力”也无济于事了。
七、狄仁杰以死诛帝
狄仁杰，唐高宗仪凤年间任大理丞，一周年断决了滞留的案件一万七千件，没有人诉冤。当时武卫大将军权善才因误砍昭陵的柏树而犯罪，狄仁杰上奏其罪应当免职。高宗命令当即杀了他，狄仁杰又奏罪不当死。高宗严肃地说：“权善才砍了先帝陵墓上的树，是使我不孝，必须杀了他。”左右示意狄仁杰让他出去，狄仁杰说：“臣听说触犯君主、违背君主的旨意，自古都认为很难，而我则认为不然。处在桀、纣之时则难，处在尧。舜之时则易。臣现在幸逢尧、舜之世，不担心会象比干一样遭到诛戮。过去汉文帝时，有人偷了高祖庙里的玉环，张释之当延力争，罪免于弃市。魏文帝想要流放一个人，辛毗以死谏净，也被采纳。况且贤明的君主可以用理说服，忠臣则不能靠威严吓住。今天陛下不听取我的话，待我瞑目之后，就羞于在地下见到张释之、辛毗他们了。陛下制定法令，悬挂在宫门外的象魏（悬挂法令之所）。徒、流、死罪都各有等差。怎么能没有犯该处极刑之罪而就让他去死呢？法令既然没有常规，那老百姓该怎么去处理各种事情呢！陛下如果一定想改变法令，那就请从今天开始吧。
古人说：‘假如偷了长陵（汉高祖之陵）一把土，陛下该如何加重处置呢？’现在陛下因为昭陵的一株柏树而杀掉了一个将军，千载之后、，人们会认为陛下是什么样的君主？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敢遵命杀权善才，而使陛下陷入这种不道义的境地。”高祖稍微醒悟过来，权善才也因而免于一死。
八、开明的唐太宗
唐太宗（599—649），即李世民，陕西武功人，李渊次子。隋末劝其父起兵反隋，李渊称帝时封为秦王，任尚书令。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发动玄武门之变，得为太子，承继帝位。
一天散朝后，唐太宗李世民和宰相房玄龄在闲谈。他们正说着别的什么事，唐太宗忽然问道：“自古以来，国史为什么都不让本朝的君主看呢？”房玄龄回答说：“因为一个正直尽责的史官中记着自己的过失。本朝的君主如果看到国史中记着自己的过失，很容易恼羞成怒，惩办史官，国史就很难撰写了。
唐太宗不以为然地说：“有什么写什么，这又没有做错，怎么会得罪君主呢？你去把国史拿来给我看看，朕正想知道自己以前都有那些错误，好拿来作为鉴戒呢。”
房玄龄这下可犯愁了。国史是由他负责监督撰写的，他清清楚楚地知道里面记载着玄武门之变。当时，李世民为了争夺皇位，杀死了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如果让唐太宗看到这一段记录，他能不生气吗？
因此，房玄龄心里非常不安。但是皇上已经下令了，又不能抗旨不遵。没有办法，房玄龄只好硬着头皮、提心吊胆地把国史拿给唐太宗看。
唐太宗把国史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后，对房玄龄说：“其他都还好，只有玄武门之变这件事没有写清楚……”
房玄龄一听，暗暗着急，心想这相真的糟了，看来皇上果然对此不满意。他正琢磨着该怎么回答，忽然听唐太宗又吩咐道：“来人，去把史官叫来！”
房玄龄越发着急了，他正想为史官辩解，唐太宗已接着原先的话题说了下去：“撰写国史是为了记录历史，经后人借监，所以一丝一毫也含糊不得，不能因为怕得罪皇上就对真相有所隐瞒。朕要把当时的情形详细地给他们讲一讲，好让他们把遗漏的地方补上。”房玄龄没有想到唐太宗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真是又惊又喜。他由衷地说道：“陛下真是心胸宽广，臣深感佩服！”
唐太宗认真地说：“诛杀李建成和李元吉，也是迫不得已，这是关系国家安定的大事，没有必要隐瞒。写历史就要告诉后人真实的情况，这样才能够使人们从中吸取教训。朕是一国之君，更要做出表率。朕有责任将历史的真相告知后人。”
唐太宗的诚实赢得了满朝文武的尊敬。以后再有什么事，大臣们都敢于直言，朝廷上下逐渐形成了一种良好风气，从而才有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