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马丁坐在自己的小屋里，边喝咖啡边读报。看到自己的名字登在头版头条的标题上，这还是第一回，让他更加惊讶的是，他从报上得知，自己居然变成奥克兰社会党人最为臭名昭著的头子了。他把那个小记者为他杜撰的激烈讲话匆匆看了一遍，被这种捏造手段气得勃然大怒，然而，最后把报纸抛在一边，一笑了之。
下午，勃利斯德来访，瘫坐在仅有的那把椅子里，他坐在床边说道：“这人不是喝得烂醉，便是存心恶意中伤。”
“这对你有什么关系？”勃利斯德问道。“你当然不会指望读报的资产阶级蠢猪对你的看法表示赞成吧！”
马丁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不错，我其实并不在乎他们赞成与否，一点儿也不在乎。不过，这文章可能把我跟露思家人之间的关系搞得有点难堪。她父亲向来就说我是个社会主义者，这篇该死的文章准会让他深信不疑了。我倒不在乎他的看法如何，这有什么了不起呢？我来给你读读今天写的东西吧。当然还是《逾期》，我只写了一半左右。”
他正在朗读时，莫琳亚忽然推门进来，带来个身穿整齐西服的小伙子，他的一双眼睛迅速朝四周望了一圈，先注意到那只油炉子和充作厨房的角落，然后转过身来盯住马丁。
“坐吧。”勃利斯德说道。
马丁在床边为这个小伙子让了个空，等他说明来意。
“昨天晚上我听了你的演讲，伊德先生，我来采访你。”他开口说。
勃利斯德猛然放声大笑。
“你也是个社会党人？”记者问道。他朝勃利斯德匆匆扫了一眼，心中估量着这个垂死者的新闻价值。
“那篇报道就是他写的，”马丁低声说。“嘿，他只不过是个毛孩子！”
“你干吗不揍他？”勃利斯德问道。“我情愿出一千块钱，让我的肺痛痛快快呼吸上五分钟。”
小记者对这番关于他、围绕着他、针对着他的谈话搞糊涂了。但是他写的那篇关于社会党人集会的精彩报道受到了表扬，现在，他被派来采访马丁·伊德，因为他是个对社会有威胁的政党组织的头子。
“伊德先生，你不反对我为你拍张照片吧？”他说。“外面有我们报社的一名摄影师，他说最好马上为你拍照，不然太阳要下山了。然后我们再谈，好吗？”
“一个摄影师，”勃利斯德若有所思地说道。“揍他，马丁！揍他！”
“我看我真是老了，”马丁回答道。“我知道该动手，可我实在没这个兴趣。看起来根本无所谓。”
“看在他娘的份上，动手吧。”勃利斯德敦促道。
“值得考虑，”马丁回答道；“不过好像不值得为这事花我的力气。你知道，要揍一个家伙，得花一大把力气才成。再说，那又有什么用处呢？”
“说得对，这看法有道理。”小记者口头上说得很轻松，可眼睛已经不安地朝门口瞅了瞅。
“但是他笔下的每句话都是谎言。”马丁接着说道，把注意力集中在勃利斯德身上。
“那只不过是篇一般性的描绘罢了，”小记者放大了胆子说，“再说，那可是篇绝妙的广告呀，它的价值就在于此。是对你的吹捧。”
“真是出色的广告，马丁老弟。”勃利斯德一本正经地重复了一句。
“还说是对我吹捧呢，好一副热心肠！”马丁也附和了一句。
“我提个问题吧，你是在哪里出生的，伊德先生？”小记者装出全神贯注的神色等待着回答。
“他用不着作记录，”勃利斯德说。“他什么都能记住。”
“我这样就足够了，”小记者竭力不露出不安的神色。“有资格的记者根本不需要作记录的。”
“就拿昨天晚上来说，的确足够了。”勃利斯德可不信奉寂静主义。他突然改变了态度。“马丁，要是你不揍他，我可要自己动手了，即使我马上就会倒在地板上也不在乎。”
“那就打他顿屁股，怎么样？”马丁问道。
勃利斯德神色慎重地考虑了一下，点了点头。
片刻之后，马丁坐在床沿上，小记者脸朝下趴在了他的两膝之间。
“你可别咬人，”马丁警告说，“不然我就不得不揍你的脸。那多可惜，这么张漂亮脸蛋。”
他高举起一只手打下来，一起一落，又快又有节奏。小记者在下面挣扎、咒骂、抽动，但是没敢张口咬。勃利斯德神色庄重地旁观着，可是，有一阵子他忍不住了，抓起了威士忌瓶，恳求道：“来，让我给他一下子。”
“可惜我的手不能再用啦，”马丁终于住了手说。“都麻木了。”
他一把拽起小记者，让他坐在床沿上。
“我要为这叫人逮捕你，”他号叫着说，涨红的脸上淌下孩子般愤怒的眼泪。“你非为此吃苦不可。等着瞧吧。”
“这个漂亮小子，”马丁说。“他还没意识到自己走了下坡路呢。他这样造谣生事可真不老实，不光明正大，没有男子汉味儿，可他自己却不懂。”
“得由我们来跟他说清楚。”勃利斯德的话填补了片刻的沉默。“我受了他的恶意中伤，却还得由我跟他说。食品商无疑会拒绝让我赊账了。最糟糕的是，这个可怜的孩子会继续这么走下去，越来越堕落，最后成为一个头等记者，同时也成为一个头等的无赖。”
“不过还来得及，”勃利斯德说。“谁能说你不会拯救他呢。你刚才干吗不让我打他一下？我可真想插上一手哪。”
“我要叫人把你们俩都逮起来，你们两个大……大……大恶棍。”这个误入歧途的人抽咽着说。
“不，他的嘴长得太漂亮、太娇嫩了，”马丁装出悲哀的模样，摇了摇头说。“我看，我白把手打得麻木不堪。这小伙子无法挽救了。他最后会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伟大记者。他没有良心。就凭这一点就能成为个伟人。”
听了这话，小记者拔腿便溜，出门时还胆战心惊，生怕勃利斯德手里抓着的酒瓶会飞过来砸在他背上。
在次日早晨的报纸上，马丁看到大量有关自己的报道，那又完全是无中生有。“我们是社会不共戴天的敌人，”一个采访专栏竟然如此引用自己的话。“不，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文章这么描绘道，那位记者向马丁指出这两种派别之间没什么区别，他耸了耸肩膀，默认了。他被描绘成有一副不对称的脸孔，还具有各种其他堕落的特征。特别触目的是，他有一对打手型的手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冒出凶光。
报纸上还说他每天晚上都在市政厅公园里对工人发表演说，在所有发表演说、煽动人们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演讲者中，他吸引的听众最多，发表的言论也最激烈。小记者对他的小屋作了一番渲染，屋里的那只油炉子和那把椅子，另外还有那个形容枯槁的伴侣，好像是个被监禁了二十年才被放出来的囚徒。
这个小记者确实费了一番气力。他四处奔走，弄清了马丁的家世，还拍了张西杰勃特蒙零售店的照片，站在店门口的是帕勒坦·西杰勃特蒙本人。报道中把这位先生说成一个有智慧、有尊严的生意人，他不但无法忍受小舅子那套社会主义见解，也不能容忍这位小舅子本人。报道中引用他的话，说这个小舅子懒惰成性、游手好闲，给他工作他都不做，迟早要进监狱的。曼琳艾的丈夫哈尔莫·冯·施米特也受到了采访。他把马丁叫做败家子，说是已经跟他断绝了关系。“他想揩我的油，可我马上就跟他来了个一刀两断，”冯·施米特对记者这么说。“他不敢再来我这儿。相信我的话，不想干活儿的人准不是好东西。”
这一次，马丁真的发火了。勃利斯德把整个事件当做个笑话，但是他无法安慰马丁，因为马丁明白，要想把这事跟露思解释个明白不是容易的。至于她父亲，他知道他一定大喜过望，肯定会利用这个机会逼他们解除婚约。没隔多久，马丁就明白他怎么利用这个机会了。这天下午，邮差送来露思的一封信。马丁拆信的时候，知道灾难将临，一接过来，就站在敞开的门口看信。他一边看，一边把手伸进衣袋去取以前带在身边的烟草和棕色薄纸片。他没有意识到口袋里什么也没有，也没有意识到自己伸手是要掏卷烟的材料。
这不是一封热情的信。信上绝没有愤怒的口吻。然而整个信中自始至终带着痛心和失望的调子。她没有料到他会这样。她原以为他已经克服了年轻时期的那种卤莽，以为她对他的爱情能使他过上严肃正派的生活。可现在她父母亲采取坚决态度，逼她解除婚约。她不得不承认他们有理由这么要求。他们的关系绝对不会美满。它最初就是不幸的。她在整个信中用的是一种遗憾的口吻，但是对马丁来说，这是桩痛苦的遗憾。“假如你原来肯安心接受一份工作，努力干一番事业多好，”她写道。“但是结果并不是这样的。你过去的生活太放纵、太不规矩了。我理解，这并不能怪你。你只能按照你的天性和早年受过的教养去行动。所以我也不责备你，马丁。请记住这一点。我们之间的事完全是个错误。正如我的父母断言过的，我们两人并不是天作之合，我们都应当感到高兴，因为现在发现还不算太晚。”……“不必来找我，”她最后写道。“再次见面对我们双方都不是愉快的，我的母亲也不会感到愉快。我觉得，照现在的情况，我已经给她增添了极大的痛苦和烦恼。我得过很久很久才能弥补这一切。”
他把信从头到尾又仔细读了一遍，才坐下来写回信。他把自己在那次社会党集会上讲过的话大致讲了一遍，指出这些话跟报纸硬栽给他的那些东西完全相反。在信的末尾，他用最热烈的恋人口吻乞求爱情。“请给我写回信，”他写道，“在你的回信里，只需要告诉我一桩事。你爱我吗？不必写别的，只要回答这一个问题就行。”
但是第二天没有回信，第三天也没有。桌子上那篇《逾期》他一动也没动过，桌下退回的稿件堆得越来越高。马丁平生第一次失眠了，有好些漫长、不安的夜晚，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去过蒙埃司家三次，每次都被应铃开门的仆人挡了驾。勃利斯德病倒在旅馆里，虚弱得不能出来走动，虽然马丁常常去陪他，但是并不用自己的种种烦恼去麻烦他。
马丁的烦恼不止这一桩。那个小记者给他造成的影响远比他预料的深远得多。葡萄牙食品商不答应再赊给他食品，那个美国水果商对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把他叫做卖国贼，不但不愿再跟他打交道，并且出于爱国激情，竟然把马丁欠的账一笔勾销，不准他归还了。街坊的谈论也反映出同样的情绪，对抗马丁的愤慨心理变得很高涨。谁也不想跟一个卖国的社会主义者交往了。可怜的莫琳亚将信将疑，吓得要命，可她的心还是向着马丁。附近那些孩子以前因为有人乘马车来访，对马丁满怀敬意，可现在又恢复了本来面目，站在远处叫他“流浪汉”、“穷光蛋”。然而，席尔瓦家的孩子们都忠心耿耿地为他辩护，为了保护他的名誉，打了不止一次阵地战，鼻青脸肿成了家常便饭，给莫琳亚平添了许多不安和烦恼。
一次，马丁在奥克兰的街上遇到了戈苔洛忒，了解到本来已经猜到的一件事——帕勒坦·西杰勃特蒙因为他让一家人都丢了脸，恨死了他，不许他上门了。
“你干吗不离开这地方，马丁？”戈苔洛忒恳求道。“走吧，去外地找个工作，安顿下来。等这事渐渐淡忘后再回来。”
马丁摇了摇头，但是没有作解释。他又能怎么解释呢？他看出自己跟家人之间隔着一道可怕的鸿沟，不禁感到心惊胆战。他永远无法逾越这道鸿沟，也无法对他们解释自己的观点，那是尼采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要想把自己的态度和行动解释清楚，英语的词汇根本不够用，任何语言的词汇都不够用的。在他们的心目中，他惟一正确的行动就是去找个工作。他们只会说这句话。他们用来表达思想的词汇就这么一丁点东西。找个工作！去干活儿吧！他姐姐一边讲，他一边想道：可怜、愚蠢的奴隶们。无怪乎世界的主人是强者。奴隶们热衷的只是他们作奴隶的身份。在他们看来，一份工作就是一尊金偶像，是他们顶礼膜拜的偶像。
戈苔洛忒要给他些钱，虽然他知道自己明天就得去当铺，可他还是摇了摇头。
“现在别来看帕勒坦，”她警告说。“过几个月，等他火气消了，要是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帮他驾送货车。什么时候想找我，只要打发人来叫，我就会来的。别忘了。”
她出声地哭着，走了。他看她拖着笨重的脚步蹒跚走去，一阵悲哀袭上心头。他望着她走去，心里觉得尼采的大厦仿佛在颤动，摇摇欲坍。奴隶阶级的抽象概念还能为他所接受，但是一联系到自己家人，就不好受了。如果真有个奴隶被强者踩在脚下的话，这个奴隶正是他的姐姐戈苔洛忒。这个矛盾让他不自然地咧开嘴笑起来。他这个尼采的信徒，居然在第一丝感情的触动下，理性概念就动摇啦，而且还是受到奴隶道德观念本身的动摇，因为他对她姐姐的怜悯正是这样的。真正高贵的人是超越怜悯和同情的。怜悯和同情是社会底层的奴隶圈子中的产物，无非是聚居在一起的悲惨可怜人中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