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先生是我娘家的邻居。
娘家所在的弄堂——即我适才说过的“永乐里”，地处黄浦区中心地段。往北数十米为南京路，往南不远即延安路，还有豫园。东边不到一站地就是黄浦江的外滩，西部为人民广场，过去叫跑马厅。吃穿住行样样方便。人口密集度极高，如今的说法是人气很足。很足的人气聚集于一幢幢一排排低矮简陋的小楼和一个个狭窄幽暗的门洞里，基本的结构元素是弄堂。每个门号里都窝着好几户人家，多则七八家，少的也有四五家。比如我家所在的二百一十四号，那时底层是个印刷车间，上面两层，就住了大大小小五户，三楼便是我家、朱先生，还有先为吴家母子，后为“黄牛”夫妇俩及其儿子。连楼道，统共七十平方米吧，三户，人口过十——在那时，还算是很宽敞的了。
永乐里两边的房屋，东侧是被视作“上海典范民居”的石库门建筑，西侧却因为门面对着山东路，属于那种底层经商、上两层住人家的“商住两用房”。两排都是三层楼。“典范民居”石库门有个小天井，虽然搭了披间，堆了杂物，悬垂着尿布被单，但多少还有点光亮和回旋余地，而另一边的“商住两用”，却就更加地阴暗和逼仄了。底层商家在山东路上开了店，而上层住家的门洞，则一溜地开在了弄堂里。进门便如进洞，一片漆黑，若不开了灯，陌生人休想摸着楼梯，感觉倒是与迟进大光明电影院的影厅无异。
弄堂是老而又老的了。从我十来岁时这两排房就总是修，总是修。小修时一个门洞一个门洞地敲打，弄堂口总有人在搅拌纸筋石灰，黄白色的水一摊一摊地溢出来，沾上我们的鞋，带上我们的楼梯，让我们回家后挨骂；到大修时，弄堂两边都搭起脚手架，碗口粗的毛竹，用青黄色的竹篾绑住，遮天蔽日地令弄堂终日昏昏然，可那时就是我们的节日了。我们会欢天喜地地玩捉迷藏，在毛竹间鱼一般地窜，决心身为“强盗”而决不让“官兵”捉住。女孩子跳橡皮筋可以不用轮着举起皮筋，两根毛竹间每个人可以尽情地跃个痛快。更多的活动是捡起一根稻草绳，比我们的辫子还粗的，两端系于一根横着的粗竹上，弯弯地垂下的绳，就成了我们最惬意的秋千了。
十三四那年，我抱了小我整十岁的小弟阿毛下楼去玩。我捡了绳，做了秋千，把满心欢喜的阿毛放上去，教他两手抓住两边，然后推动了他。他晃悠着，格格地笑，然后突然一下松了手。我扑上去没有抓住，他仰面跌到了地上。
地面是石子，花岗岩。铺就的路叫“弹格路”。阿毛的后脑勺摔在弹格路上。他嚎哭起来，脑后突起了一个包。因为地上有很多的垃圾，草绳篾片灰土之类的，所以没出血。
我使劲地揉他脑后的包，力图使它平复下去，同时谆谆教导反复叮咛兼之作出种种允诺道：回家不要告诉妈，姐姐以后再抱你到弄堂里玩，还带你去外潍看大轮船，还买糖给你吃，软糖，奶油糖。
可以告诉哥哥吗？阿毛抽噎着问。
不可以。
可以告诉朱伯伯吗？
朱伯伯？朱们们是可以的
朱剑秋未见得有太好的好脾气，但是对孩子很耐心。
小弟阿毛幼时口齿不清，叫“伯伯”与叫“爸爸”浑如一体，朱先生对此十分满意。阿毛会走路后总是钻进他的夹板房，尤其是用餐时分。朱剑秋每每见到他，总从自己的饭碗里挖出最精华的那部分来，诸如一片肥肉、一夹子蛋黄等等，填进他的嘴里，直到有一次阿毛终于喉咙里卡上了一根鱼刺被送进山东路南头的仁济医院为止。
他有两个女儿，但是都随着朱师母住在扬州乡下。他年青时也在扬州，不过是在城里，当教师，教语文和历史，乡下的妻子女儿不跟随他。日本人来了他就从扬州走了，一人闯上海，从此成为上海人。上海地方有成千上万像他这样的“单身汉”，并不是没有家小。只是家小都在老家而已。朱先生每回一次乡下就见女儿们长高一截长大一圈，从小只与亲娘相依为命的女儿们也就不跟他太亲。他更多的时间在我们山东路的永乐里，每天跟我们这批拖了木拖板从一人宽的楼梯上奔上奔下的孩子们相处。他把他对孩子的喜爱给了我们。
曾经住过前厢房的吴家母子，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是一个老板养着的外室。那老板偶尔来看看，戴一顶铜盆帽，永不让人看清脸面，贼一样地进出，我们被父母告诉道是在外地做生意的吴家伯伯，即吴家小哥哥的爹爹。吴家小哥哥刚搬来时才满月，后来愈长愈可人，到五六岁时，秀秀气气地惹得一条弄堂的阿婆阿妈阿姨都爱他，他的口袋里爆米花就从来都是不断的。朱伯伯一度也格外地疼他，因为他小小年纪居然还可以与他对上几弈，据他后来回忆说，这小子，下棋肯动脑筋，是个棋苗。于是，即便朱先生正在他的八仙桌上自己跟自己下棋——我现在明白那是在研究棋谱——我们都懂得这个时候是绝对不可以去烦他的，可是白白净净的吴小哥，却可以进入他那夹板房并且站到八仙桌的一边。
其时朱先生正与红娣阿姨同居着。红娣阿姨是在“大世界”里跳舞的舞女，与同在“大世界”谋生的棋手朱先生相识并一定是相爱了，于是就进入了我们山东路，永乐里，二百一十四号，三楼，夹板房。我记忆中的红娣阿姨漂亮极了，好像是一张很饱满的鹅蛋脸，雪白雪白的，人长得很高，腰肢细细地，走路扭扭摆摆，蛇一般。红娣阿姨进驻本楼的时间好像不短。为写这篇文章我特意打电话向已迁居浦东新区高层大楼的我家老母咨询，老母很肯定地答复我道，四年，从解放前一年到解放后三年。老母关于弄堂生涯的记忆总是很精确。
但吴家小哥哥很快就在弄堂里失宠了。原因盖在于他做了一件在阿婆阿妈阿姨们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事：他趴在朱先生家的夹板门下，从离地约有一指宽的缝隙里往里瞧，看到了红娣阿姨的“雪雪白的大屁股”。
看见就看见了吧，吴家哥哥还很激动和执着，一直趴到红娣阿姨开了门出来倒水。红娣阿姨出门见到了狗一样卧着的小子，曾经惊问，吴小哥则坦率地发表了感想：
“红娣阿姨的屁股雪雪白，介大，好看得不得了！”
听说朱先生倒并不太在意此事。
“小孩子嘛，懂什么？不就是说你好看嘛，算了！”他对勃然大怒的红娣阿姨说过。
可是被赞赏过的红娣阿姨当时很冲动，还是找了吴妈告状，还是在楼下弄堂里的水龙头前公布了小哥的劣迹。
或许她也没有料到，从此永乐里的每个人看见吴小哥都会忍俊不禁地笑，他口袋里的爆米花从此绝迹。
不多久，吴家母子搬走了
据说红娣阿姨后来很后悔。
“我该听朱先生的。”她常说，“他总责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