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的单位又接到上级的调令，把电船开往沅陵县去支援“三线”任务。家里一直没有开伙，我带着孩子吃公共食堂，从来没有买过肉、鱼，总是买最便宜的菜吃。三个月后，我严重贫血。有一次弟弟来接送女儿回家，看见我和孩子在食堂吃最便宜的剩菜，告诉了母亲，母亲很伤心，便叫我们回娘家搭火。
我的单位也搬迁了新址。三年学徒期已满，工资加到每月24元。以前学抛光技术，出师后，又学电镀。这个工作更加辛苦，一天到晚泡在水里作业，跟“三酸”“两碱”打交道。特别是氢化钠这剧毒化学原料，天天都要接触。街办工厂条件又差，没有任何安全保护设备。在这样的工厂做这种工作，对我的身体健康实在是损害太大，随时都有中毒的可能。那些没有文化知识的老婆婆根本不懂这些常识，一辈子没有参加工作，现在有了一份工作，每月可以挣到几十元钱，能在丈夫面前大摇大摆的做人，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而我呢，早已不安心这份工作。但是，家境这样贫穷，只好暂时耐心地干下去再说。
同事对我很好，他们都知道我的处境，非常同情我。他们见我睡在地板上，凉坏了腰，主动借床铺给我，家里的桌子、凳子和厨房用的炊具都是他们给的。有的同事见我公公婆婆在农村没有饭吃，送粮票给我。
那时候，一般家里没有安装自来水。都是去附近自来水站买水票，自己挑回家。我没有扁担和水桶，只好上街买了两个水桶，回娘家拿了一根扁担，每天早晨挑满一缸水后再去上班。
我还很清楚地记得：买回来的那两个木水桶上面，各写二了“兰”“帆”的字样。然后用桐油油了三遍，晒干后才开始用。我非常喜欢这两个水桶，因为既结实又美观，而且有深刻的含义。当我每天早晨挑水的时候，就好像我的两个女儿被我挑在肩上似的，有一种特别轻松、愉快的感觉。
我给远在沅陵的丈夫写信时感慨地说：“这两个水桶是我们结婚以后，添置的惟一用具，我很喜欢这两个漂亮的木水桶，还把女孩的名字写在上面。不管任何情况下，我将会对这个家尽责。你不在家，‘兰、帆’由我一肩挑。”丈夫回信非常赞赏我对孩子的爱和对他的深情厚意。他说：“千斤担子我承半。”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我们之间的感情竟是如此的融洽和谐。
1971年丈夫回家探亲，从沅陵买回一个新床铺，那里是山区，木材特别便宜。300斤重的新木铺，只花了30元钱，真是物美价廉。那段时间，公公婆婆在农村无法生活下去了，我们只好将两个孩子送到乡下去，由两位老人看管，给他们寄一点生活费，这样我们就可以全身心投入工作，他们的生活也能维持下去。每个月我下乡一次，要送许多吃的东西给他们。
一天晚上，我一个人睡在楼下，突然肚子痛得厉害，后来下身大出血，吓得我要命，隔壁住的是一个单身男人，早出晚归，从来没跟他讲过话，不好意思叫他，其他邻居也不很熟悉。三更半夜不敢惊动别人，我忍着疼痛，直到天亮。原来是流产了，早晨我伏在窗户上，往街上张望，等待熟人路过此地。因为丈夫单位留了一部分人在长沙上班，他们天天经过我家门口，请他们把我生病的情况通知给丈夫。三天后，丈夫和他们单位的医生一同来到家里，替我治好了病，在丈夫精心照顾下，10天就恢复了健康。那年阴历五月份，正是涨大水的季节，电船趁汛期回到长沙，我们夫妻又团圆了。
听说这只电船的发电量太小，年年亏损，水电部决定放弃电船，人员另作安排。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可算是福音，因为丈夫是随船流动，使我们夫妻长期分居，给家庭带来很多困难。我希望电船马上拆除，越快越好。
两个月后，电船终于拆除了，丈夫被安排到长沙电厂食堂，干老本行。从此，我们天天在一起，相亲相爱，形影不离。他下班回来，只要不见我，就到处寻找，直到找到我为止。虽然，日子过得很清苦，但有爱的滋润，我们都很心满意足，苦中有乐嘛！
孩子在乡下长得很不好，生活比城市更苦，餐餐饭里放红薯丝。长一身痱子，蚊子咬的疤痕到处可见，望着孩子那可怜的样子，心里难受极了，好几次我都忍不住地哭起来。每次下乡去看孩子，他们老是拉住我不放，哭着要跟我回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