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仍然在进行。他们单位，每天晚上都在食堂里开会。所谓造反派是当时造神群体中最虔诚、最疯狂到家的一族，天天高喊：“文化大革命万岁！”“打倒党内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声势浩大。那时候，还在高唱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发电船很少发电，几乎天天是讲阶级斗争的理论学说，宣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的红宝书，背诵毛主席语录。而我日夜听到这些，总是不停地恶心、呕吐，吃什么，吐什么，特别是食堂炒菜的时候，油烟的气味使我吐得更厉害，晚上也不能入睡。
我们的新房在食堂里面，他的工作是炊事员兼保管员，食堂所有的财产都由他保管。
我的丈夫是个公正无私的人，但有时又有点迂腐。
晚上，我的肚子经常饿得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好几次要求他到食堂里弄半两饭给我充饥，可是他死活不肯，理由就是：一人为私，二人为公，食堂的公共财产，不能利用职权去损公肥私。他宁肯没天亮起来，去街上买油条给我吃。几次气得我半夜三更与他吵架。后来一位同事的母亲见我病得厉害，说我怀上了。
到食堂来打水的一位街坊邻居，拿出一些布证找他推销，不但不买别人的布票，他还一本正经地指责别人是投机倒把，是违法行为。
据说他父亲自从划成右派以后，他划清界线，根本不理睬父亲。回家探亲，每年规定有几天假，可是，他从来没有休满过，最多在长沙呆三天，白天回家陪陪母亲，晚上睡在旅社里。他的好友告诉我：如果不是他父亲的问题，决不会来到这个单位，干这个行当啊！人人都知道他是块读书的好料，他是他们单位首屈一指的人才，太可惜了啊！
他的处境及遭遇同我非常相似，一对被社会政治运动遗弃的青年组成了生死与共的伴侣。我们仍然没有忘记拼搏、抗争，奋斗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主旋律。我们志同道合，婚后，相互之间更加团结一致。对他古板的性格和认真的工作作风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支持，从心底里为自己找到一个好丈夫感到骄傲和自豪。
同年五月，湘江河水猛涨，发电船浩浩荡荡地回长沙停靠，投入文化大革命。船上的职工，都标榜自己最革命，各不相让，于是被分成好几派，如走资派、保皇派、逍遥派、造反派等等。
造反派天天开会学习，写大字报，今天批判这个，明天批判那个，电力部门的走资派经常被揪出来批斗。
最后造反派中又分成几派，都说自己这一派最正统，各不相让的结果，就自相残杀起来，搞武斗。船上一名同事来厂不久，就被外单位的造反派打死，找不到尸体，船上的造反派出动了很多人到处调查情况。丈夫投入了这项调查工作，不分日夜在外奔波劳碌。当时我已怀孕五个多月了，与他父母住在一起。
“文化大革命”的武斗声势越来越大，势不可挡，到处都是挎枪的造反派，经常听到枪声，打死人的事情不足为奇，灵堂里跪满了“走资派”。
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都属黑五类，必然成了文化大革命打击对象。我的父亲天天带着白符号，清晨天没亮就起床，老老实实地扫大街，完成任务后，再去上班，晚上集中学习毛主席著作，被人民群众管制起来，剥夺了一切自由。这样的人当然是这次运动重点、批斗对象，有时是挨斗，有时是陪斗，杀鸡给猴看，或者是杀猴给鸡看，有时充当鸡，有时又充当猴，反正是宰的对象，厄运难逃。
有一天晚上，电力部门一个造反派在武斗中被打死了，那些活着的斗士把他父亲抓去跪在灵堂批斗，随后又被送到火力发电炉刚刚烧完出来的热炉渣里跪着。两只裤脚立即燃烧，膝盖上的皮也被烫伤，两腿立不起来，被抬回家中很久才治愈。
长沙市五一马路上有个“中苏友好馆”，6月6日发生了一次大惨案，“造反派”攻打“高师派”学生。只见大学生从屋里跳出来一个，就被造反派用铁棍打倒一个，鲜血洒满一地，惨不忍睹。有一名大学生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说：“请允许我回家看一下母亲，你们再打死我吧！”话刚落音，就是一铁棍，只听到惨叫一声就死了，地上摆了学生和造反派的尸体。有许多是误伤和误死。长沙中苏友好馆的“六六”武斗事件后来成为本省“文化大革命”的一次有名的惨案，真是造孽！
我的丈夫随波逐流，出于好奇心理，参加了“长沙工联”造反派，跟着单位上的年轻人随声附和，他胆小怕事，别人搞不正当的事，从不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