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我从茶摊站起就走，把同坐在一条长凳上的另一个茶客差点给掀到地上去。世海急得英文也忘了，叫道：勿要生气呀！
他付了茶钱，从后面赶上来，嘴里说：好的，那就不去偷！不偷还不行吗？
我又好气又好笑：茶摊上的人现在想，这两个人满口漂亮的外国话，就商量点小偷小摸的事？
我转过脸。世海的样子这一刹那非常稚气。
阿玫姐姐，那就请你偷偷告诉我父母，我还活着，打败日本鬼子，再回家看他们。
这下要哭的是我了。这个世海，放着现成的阔少不做，要过朝不保夕的日子。还没完全发育好的他，哪里来的如此宽阔的心胸？
这是个星期五，彼得从医院请出假来。他让我六点到西摩路口等他，然后跟他去参加犹太会堂的安息日聚会。
我站在路口，看见衣着隆重的人们和黑衣黑帽，拖长胡子长鬓须的拉比们陆续走进那座圣殿般的建筑，可以想象那个第一世纪在反抗罗马人的起义中被毁的耶路撒冷圣堂。彼得跟我讲过他的祖先的事，他的民族的祖先，这是为了心灵自由什么灾难都可以承受的民族。2世纪的罗马皇帝哈德良（Hadrian）允许他们恢复被毁的圣堂，但他们发现哈德良把丘比特竖在神坛上供他们膜拜时，他们再次揭竿而起。巴尔·科赫巴将军领导起义者重建了以色列，重建了能够保卫他们心灵自由的城郭和庙宇。尽管最后的代价是哈德良的屠城屠国。那是犹太民族最沉痛的失败，屠夫们穿行在耶路撒冷，大群的战马窒息了，因为犹太人的血没到了马的鼻孔。从那以后，犹太种族从自己的土地上消失了。五十八万人被屠杀，剩下的人被作为奴隶带出了耶路撒冷。就连耶路撒冷也不再存在，因为哈德良皇帝在地图上抹去了她的名字。所有犹太人的城镇，都从地图上涂抹殆尽。
西摩路静下来，会堂门口只剩下我一个人。音乐响起了，彼得还没有来。希伯来文的诵经声把几条马路和一片天空都震动了。
会堂里的犹太教民是从全世界各地来的，偶尔听彼得说到各国犹太人之间的利益、文化分歧。但这时的会堂里，诵经的声音低沉浑厚，像是低低沸煮的声音，沸煮着无论是怎样尖锐的区别和差异，熬得所有分歧都融化，成了一大片；那热烘烘的雄浑频率，震动在含着一场雨的大气层里。
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单。我是个在哪里都融化不了的个体，我是个永远的、彻底的寄居者。因此，我在哪里都住不定，到了美国想中国，到了中国也安分不下来。
而寄居在这里的彼得、杰克布、罗恩伯格却不是真正的寄居者。他们定居在这片雄浑的声音里，这片能把他们熔炼成一体的声音。
我站在西摩路这座圣堂前面，一动不动。人能信着什么多好，没有国土也没关系，信仰是他们流动的疆土，嗡嗡的诵读缓缓砌筑，一个城郭圈起来了，不可视，不可触，而正因为它的不可视和不可触，谁也击不溃它。
我一直等到人们从会堂里出来，也没等来彼得。
远处传来手风琴拉的波尔卡，俄国犹太人的家里在举行晚会。俄国人可以比任何民族都沉重，也可以比任何民族都活泼浪漫。
地上的冰棒纸横着卷动，接着，雨来了。我看见一个人踩着波尔卡的节奏向我跑过来。
彼得气喘吁吁地走到我面前说，他以为我已经走了。假如这么一个妙龄女郎等烦了，走了，那只能是他活该，他对我说。他喘得很厉害，一看就知道是跑了老大一截路，周五的安息日时间，这一带的黄包车都给占完了。
我问他是不是临时有病人出了情况。他点了点头，吻着我的太阳穴。雨点加大了分量。
他的嘴唇贴在我的鬓角上，用吻问我：假如你等我等不来，你会怎么样？
我说：你说呢？就像你从来不等我，而我不等自来一样。
你看，跟彼得在一起，我是另一个人。把杰克布跟前的我和彼得面前的我并列在一块儿，他俩都会不认识我的。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这条变色龙变出的哪一种色彩是真实的。
去哪里？彼得问我。
我说找个气氛好的小馆子吃晚饭。跟彼得在一块的这一部分我需要宁静，酷爱窃窃私语的幽暗小天地。一支蜡烛，两盘爽口的简单饭菜，音乐也要，诗也要，要它们替我们把甜蜜傻话说出来。杰克布对我的影响还是有的，那就是我一旦要说什么甜蜜傻话了，就马上让自己闭嘴。我们在虹口公园附近找了一家奥地利人开的沙龙式餐馆，这天晚上有配乐诗朗诵。
进门时我和彼得都成了落汤鸡。老板娘是个话剧演员，和彼得母亲是好朋友。她把我们请到楼上，给了我们一人一块浴巾。楼上是老板家三代人的居住地，德国人在住房上从不将就，居然做了一个壁炉。老板娘把壁炉的煤气开关打开，蓝色火苗从水泥塑成的假木炭缝里蹿出来。老板娘让我们烤一烤衣服，体贴地说她不会让人上楼的。
我们裹着浴巾坐在假壁炉前烘烤衣服。八月哪里是生壁炉的时候，马上便出汗了，彼得干脆打开浴巾，也替我打开浴巾，身体和身体两小无猜，这种无邪和坦荡，只能在我和彼得之间发生。
他把一条手臂伸平，让我的头枕上去，又拉起我的腿架在他的腿上。我看他一眼，他就回我一眼。世上也一定有两个彼得·寇恩。我指的不是名字，而是跟我紧密相依的这个形骸，里面包藏着两个彼得。两个彼得有一个是我熟识的，另一个是在夜里乘船去乡下收购粮食的陌生人。现在的彼得宽肩细腰，两腿又长又直，坐着立着躺着，都是出污泥而不染，很难看出他跟另一个精明强干、一不做二不休的彼得共处。我想象那个陌生人彼得，挽着裤腿，一脸霸气，跟卖粮的农民们一斤一两地杀价，然后像所有走私者一样，趁夜色顺着臭气熏天的苏州河返航。再往后呢？让我感到最艰难的，是在脑子里看到这样一个彼得：他看着满街排长龙抢购粮食的人们按兵不动，同时狠狠地想：这个国家哪还是个国家？是个活地狱！让我别看见他们吧，让我离开这些臭烘烘的街道！
没错，我不能为上海狡辩，这个城市的确臭烘烘的。坏气味有一部分来自尸体，晦暗角落里常常卧着趴满苍蝇的尸体。每天清晨，清道夫、淘粪工的车里都放着婴儿的小尸首，他们的父母们穷得连最小一笔丧葬费都花不起。假如对那个刚扔掉儿女尸首的父母表示一下哀悼和安慰，年轻的父亲会指指妻子说：不要紧的，她很会养的，只要明年吃饱肚皮，再养一个就是了。彼得会在这种时刻认同他弟弟大卫的做法，对如此一个地狱，活着逃不出去，死了总能逃出去。
彼得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没想什么，衣服好像快干了。
他佝身探出手，试了试搭在壁炉架子上的衣服。我忍不住又去看了看他的手。我有一个古怪的毛病，就是喜欢看人家的手。顾妈告诉过我，手的形状很说明问题，手又大又长而指头不尖的人，往往为人温厚。这就是彼得的手。但手的动作往往又演绎出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彼得现在的手远远比过去有力、主动，是派用场的手，在卑琐的事、缺德的事、高尚的事上都能大派用场的手。
这手比他的脸和身体要年长成熟，甚至憔悴，带着苦相，似乎在大太阳里劳作了半生。我不在意他在太阳下劳作，我甚至不在意下半生和他一起在太阳下劳作，但让我吃惊的是我看出这手有点心狠手辣的劲头。
这手可以把收购来的粮食严实存放，价钱不飙到他那远大的理想，绝不手软。
彼得这时又看我一眼。
我也侧过脸，好好地看他一眼。
在生意上手软就做不到完美至极。不登峰造极的事有什么做头？那是我和杰克布这种甘居三流的人之所为。彼得弹钢琴弹到了极致，他的极致并不是音乐的极致，这不怪他，天生的元素挡了路。可怜的彼得！他哪知道随心所欲、随遇而安是什么东西。做一件事，他必定让自己“爱做”（这就是几十年后中国流行的“干一行爱一行”）。在他父母那里，爱不爱做某件事，要紧吗？“我爱做”或者“我不爱做”有什么要紧？爱是多么轻佻肤浅的玩意儿，尤其跟责任相比。
我的父母和杰克布父母，都企图这样改良我们，磨炼掉我们动不动就“我不爱做”的性子，我们是难民，寄居人家的国家，你还动不动使性子：“我不要……我不爱……”
等我真正爱上舞蹈，想六根清净好好跳舞时，我父母对十二岁的我说：跳舞能跳来饭吃？我从小是个糟糕的孩子，被所有人吼骂：你做事情就凭兴趣，做得好吗？后来我想，做事情凭兴趣难道不是最正确最自然的？没有兴趣哪儿来的生命？人类（以及所有生命）不就是起源于一雌一雄的兴趣？
彼得不仅是我的理想，也是我父亲、我伯伯们、我姑妈们的理想。这是我们中国人家认为最拿得出手的晚辈。我的面颊贴在他光洁的肩上，优美的江洋大盗，千万别在做成一笔缺德丧良的漂亮生意之前就吃了日本人的子弹。
我问他生意怎样。他说不错，不过还应该更好。我求他说，别“再好”了，再好他就要让日本人和汪伪政府不舒服了。
他安慰我，说他不必出面，手下有个叫阿立的中介人，帮他办所有会惹祸的事。
他要是再涨米价，连自家都要喝青菜汤了。我笑起来，告诉他我家顾妈天天诅咒的正是他这种人，有时我也跟她一块诅咒。他说我该诅咒希特勒，我说希特勒我当然不放过。
他站起来，跪在我对面，两只手掌托起我的脸颊说：May，做了这一笔，我保证不再做了。
我说：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