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想知道，我什么时候听说梅辛格的“终极解决方案”的。约瑟夫·梅辛格此人，大概你已经很清楚。从欧洲来的犹太人把他看成索命恶鬼。据说连日本人听了他对犹太难民的“终极解决方案”都觉得他该进疯人院，或者干脆就是恶魔附体。
1942年7月，梅辛格从日本到达上海，行踪诡秘，在理查饭店包了一个房间。那时候的犹太难民事务局由日本领事馆代表，日本宪兵队和驻军代表，以及三个德军代表组成。光听听这种组阁，你就可以设想，难民们落到了什么人手里。日本领事馆代表叫柴田，梅辛格的“终极解决方案”把他吓得失态，当时就要退席，惊叹说：啊，原来就是把人当垃圾处理啊。不管是把三万犹太垃圾集中到几条船上，运到公海去沉没，还是让他们去崇明岛集中营，在那里当人形白鼠提供做科学实验，都需要大笔经费，总不见得全部摊派给日本政府。柴田在钱上借题发挥，其实是想了解更具体的屠杀细节。梅辛格在冷气充足的豪华套房里不断擦着光脑袋上的汗，基本是以一种欢乐的口气把每一步怎样走谈了出来：船嘛，从中国人那里找些废旧的就可以了。哄骗犹太猪们，就说是送他们去日本移民。送到崇明岛，比较麻烦一点，因为暂时还得喂养这三万个人形白鼠，试验要一批批来，一下子用不着这么多五脏和大脑。实在喂养不起，也不妨学欧洲，用“旋风B”。
旋风B，你知道吧？就是往密封的房子里喷毒气。这是当时集体屠杀犹太人效率最高的方法。
最好的时机是犹太新年。9月1日晚上，犹太佬们会倾家出动，到各个犹太会堂去过他们的新年，这时候下手会不费劲，屠夫梅辛格把屠宰的日期钟点都想好了。
柴田的情人是个中国人，她把这消息走漏给了她的中国朋友。那个中国朋友给一个塞法迪犹太人打工，便把消息传给了他的老板。
与此同时，柴田也找到犹太社区的领导人物，把梅辛格的计划告诉了他们。那时离犹太新年只有一个半月，就是说，逃脱或制止这项大屠杀，只有四十几天时间。
杰克布和彼得几乎是同时得知这个噩讯的。
那时只要杰克布有点钱，就会带我去寻欢作乐，夜里晚归，白天一直睡到中午。醒来时，床头常常搁着一大把栀子花。花不是寻常的插法，而是浸在一个豁了口子的玻璃鱼缸里。一个小小的球形鱼缸，带许多叶子的栀子花插在里面显得异常丰满。杰克布不知从我家的哪个角落找到了这个废弃的鱼缸。
这天杰克布照旧乘早班轮渡去浦东上班了。就是去那个伪造“美国制造”机件的工厂当总工头。
我跳下床，一面下楼，一面把听觉伸向楼上楼下，看能否听出我的小继母和顾妈当下的活动。房子里非常安静，凯瑟琳一定又从全家的开支里贪污了一点小钱，到女友家打牌去了。顾妈大概排队买米，还没有回来。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直扑杰克布的房间，头一眼就看见他昨晚穿的那件细麻布西服挂在衣架上，它是杰克布最满意的一件夏天礼服，很适合他。杰克布非常适合穿逍遥休闲的衣服，即便别人都穿上隆重的深色晚餐服装，个个都冷峻得像个时尚杀手，他也不去合群，他的打扮总是缺乏一点庄重。我往衣架迈了两步，又听了听四周，确信家里没有别人，才摘下西装。我一阵口干，心跳得好重，远比偷字画和白玉度母时犯罪感要强烈。
护照并不在西装的内袋里。我一愣，怎么忘了呢？杰克布当然不会把护照装在口袋里：现在美国护照可不像一年前，可以做护身符，现在它只会惹祸。它变得一无价值，仅仅对即将冒充杰克布进入美国国境的彼得是个宝贝。我翻起他的枕头，下面什么也没有。抽屉、衣柜、床头柜，我一样样翻查，就是找不到杰克布的护照。
我早就把护照上的栏目背熟：杰克布·阿龙·杰克布／生日：1917年2月22日／出生地：柏林。只要我眼睛一闭，就能看见扉页上面的照片。我总是在干这件事，闭上眼，看着记忆中杰克布的护照相片。这么做只是要进一步说服我自己，彼得完全可以被伪造成杰克布，并且，不用什么手艺去伪造。我盯着记忆里杰克布的照片，还有别的用意，因为它看上去相当讨厌，绝不可能让我爱上相片的主人。像所有的证件照一样，杰克布的护照相片摄取了他一生中最丑最傻的瞬间，因此只要把彼得糟蹋得足够丑、足够傻，他会看上去和杰克布一模一样。
我看到床边扔了一双脏袜子。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到那个清晨我们跳舞回来，他站在门厅里对我所做的。要不是顾妈的脚步声，他已经把我变成了上海滩另一个身份暧昧的女人，那种夫人不夫人小姐不小姐的女郎之一。我对自己说，就凭他对我的放肆我也不该内疚。我的色相还没轮到彼得享用就让杰克布抢了先，凭这点我也饶不了他。等着吧，他将为他在我这里尝到的甜头付出代价，我可不像那类女郎那样便宜，他可玩不起我。
这天夜里，杰克布回来了，但他没有惊动我，谁也没有惊动，拿了几件衣服、一瓶“十滴水”就走了。他的行动是顾妈听见的。我又到他的屋里，打开衣柜，看看被拿走了哪些衣服。我想根据这点来判断他会离去多久，或去干什么。我发现他最贵重的一套礼服不见了，依他的性子，去国际饭店吃晚宴或者参加某要人的葬礼也不会穿得那么周正。我拉开床头柜的小抽屉，什么也没找到，我也不知道应该找到什么，一张字条，表示他对我的牵挂？
我稀罕吗？
第二天，杰克布还没回来。我急得在一个地方坐不了五分钟。开始我还宽自己心，谁能怎么样他？他别坑害别人就行，我急什么呢？慢慢地，我发现我自己不光挂念他，而且很想他，他像那种见面就烦、不见又想的表哥，整天看他一无是处，但在他缺席时，你会觉得他的一无是处正是他的可亲之处，还有他的人情味。
第二天晚上，我等杰克布等到十点，心比外面的夏夜还闷热。我冲了一个冷水澡，换上一件素色旗袍。我至今还清清楚楚记得我那个年代衣橱里的存货，大部分是刺激异性感官的，那种不学好的年轻女子的行头。只有两三件冰清玉洁，礼拜天去教堂的女孩子的行头。我记得这天晚上我换了件浅蓝色带白圈圈的布旗袍。出门前，我顺手掐了两朵栀子花别在第二颗纽襻上。
看见彼得我幸福得浑身一飘。他穿白大褂比他平常更好看，有人生来是该穿某类衣服的，杰克布生来就该穿热带殖民者的亚麻布西服的。
彼得迎着突然出现的我站了起来。我不请自来的习惯让他越来越头疼。
你们中国人太随意，他无力地笑笑，对我说。在中国住得越长，他对中国人的总结性剖析越多。
他领着我走出办公室，走过长廊，我纳闷他这是要带我去哪里，下了一段楼梯，他停下来。这是五层和四层之间，他郑重地亲吻了我，轻声说：你有我的电话呀，亲爱的。他的意思是埋怨我不事先用电话和他联络，即便自己邀请自己，也应该先有个电话通知。他哪知道我有多忙，在两个男人之间摆渡。然后他又轻声说：不过见到你就好。见到你是每一天所祈求的最美好的事。
他说得非常真情。我什么也不说，跟他走回办公室。他又在做他自己的理想了：认真地阅读每个病人的病例，以及这种病的临床研究，甚至所服的药的成分、好坏作用。现在他在我眼里，也是我的理想，我很想成为他那样一身用处的人。我几乎是崇拜他，这一点我不说，他也应该看得出来。
实际上我在最甜蜜的时刻让自己闭嘴，是跟杰克布学来的。
我告诉彼得，让我们快走吧，逃到澳门，从那里再跳上远走高飞的轮船。
彼得几乎自言自语，把一句话说了好几遍：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父亲的三封信一块到达。邮路太复杂太不可预料，所以他只能托人带信。信是写给凯瑟琳的，其中一封要她如何把屋顶上的片瓦换成新的，把花园的花修剪一下，再把不怎么畅通的雨漏通一通。他抱歉自己走之前未来得及做这些琐事。假如妹妹在家就好了，他信上说，妹妹在这些事上很能干。我的老父亲不知道他的女儿眼下带了个更能干的人回来，在接到他信之前把房子里外都收拾了一遍，只要不是挣钱谋生的事，杰克布玩着就干了。第三封信父亲提议把房子卖掉，假如凯瑟琳坚守上海的话，房子变卖的粮食够她吃几年了。父亲说，假如凯瑟琳仍然想去内地和他相聚，千万打消念头，那里的官员几乎人人贪污腐败，克扣教授和学生们的福利，已经有不少人得了黄疸型肝炎和肺结核。
我有幸读到父亲的信，是因为凯瑟琳拿着信来找我，要跟我拉起统一战线，抵制父亲卖房的破落户主张。她说就是一座金山，卖卖吃吃，也吃得空的呀！她要我出去再拉一两个杰克布这样的冤大头来寄居，外国人做房客好，手面阔，小事不计较，再有一个好房客，买米买小菜就够了。有两个更好，横竖书房没人用，把书捆一捆卖掉，能隔出两间睡房来，多几个房客，大排骨总吃得起了。凯瑟琳跟我筹划着。她脸上光泽暗下去了，衣服光泽也暗淡了。家里买一点油荤，她都省给我们的好房客吃。不知怎么，她这副模样倒比曾经好看，更像她那个阶层精打细算、聪明贤淑的小家碧玉，那个当教授夫人之前的懂事女人。不知我爸爸怎样看，我是看她顺眼了许多。再去找一个房客来试试，我答应了凯瑟琳。
找房客的主张遭到了杰克布的否决。他自认为是这个家的男主人，至少是未来的女婿，有义务做这个家福利的唯一提供者。他常常夜不归宿，有时中午或下午回来，洗了澡换一套衣服又出门。隔三差五地，他丢下一些钞票，毫不计数。有一次我装着不经意地说：你别把美国护照带在身上，万一被日本人搜出来，会把你抓到敌对国侨民集中营去的。他让我放心，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他就在外滩一号的中法银行开了个保险箱，把护照锁进去了。我看着他，心想，要费多大的劲才能拿到你那把银行保险箱的钥匙？
不久我发现，杰克布的钥匙环上一共五把钥匙，排除我家大门的那把，其他四把里，有一把样子跟一般钥匙不同，红铜的，样子笨拙，方形匙把，半圆匙头。它一定就是中法银行的保险箱钥匙。
必须承认杰克布·艾德勒的能力，尤其是乱世中办事的能力。很快他在犹太人、法国人、日本人、中国人那里都有了熟人，跟他去外滩附近的餐馆，去理查饭店顶层的花园餐厅，他都用名字招呼侍应生。每个人对他讲过的事物，他都记得惊人的清楚。进入国际饭店的电梯，他会跟人聊起来，问某人上次说的那个朋友到上海没有，或登广告想卖的马驹卖掉没有，或者某人某天去看的那场跑狗赛赢到钱没有。他在犹太难民区更是个吃得开的人物，好几次参加难民的足球比赛和篮球比赛。他样样玩意儿都玩得不错，却不精，实在是有精力没地方发挥，就什么都玩。假如不是因为他跟彼得完全不同的性格，就凭他在难民区混得那样烂熟，说不定最终都会和彼得混成哥儿俩。
他有时去浦东上班，一去两三天。路太远，工作太多，在总管办公室的桌子上睡了两夜。他就这样告诉我，但他的笑容是说，我知道你不信，不过你再追问我还是这些话。
上海有的是走私禁品的人，走私烟土、西药、止痛灵都能发财。我怀疑藏在杰克布那笑容后面的就是这类不三不四的勾当。那些勾当变成凯瑟琳和我的大米饭、咸菜肉丝和爆腌黄鱼，我才不会去过问。
说实话，我没想到他那时干的事情有那么大。
我倒是从世海那里听到了不少杰克布的好话。一天，世海几乎撞在我身上我都没认出他。这个年龄的年轻人几天一个样，何况我快一年没见他了。他戴的眼镜是黑框的，穿着旧工装，一丝阔少气也没了。一个皮肤黝黑的年轻技工，这就是1942年8月温世海给我的印象。他才十八岁出头，在我看已经是个大谜团。他身后是带白色凉棚的茶摊和下午五点的阳光。
我问他怎么知道我在这个时刻回家。他笑笑说他总是能把我等回家的。那次等到的是杰克布·艾德勒。要不现在的工厂总管交椅可能就是我的了，世海对我说。我怀疑他们的厂主花钱雇的就是一口好英文，管他男的女的，一口流利的英文能帮他营销假冒“美国制造”的机器配件就行。
我说：我可不行，我绝对不可能口若悬河地说假话。
世海说：对待邪恶，正义没有必要说真话。
这种十八岁的哲理，能让我拿它怎么办？我定睛看着他。
世海，我问你，你和杰克布到底在干什么？
为了你的安全，我必须守口如瓶。
你不会是为你父母的安全，让他们哭瞎了眼吧？
当然是为了他们的安全。
这个呆气的孩子真拿他自己干的事当真。
我问他今天找我什么事。
他说他只想问问我，他母亲可还好。他知道我会跟他们常走动的。
我说他母亲最近开始吃点干饭了，前几个月一直喝粥或喝汤。就是背着光，隔着他的平光镜片，我也看得见他的上下眼皮松泡泡的几层褶子，包着忽闪忽闪的泪水。哪个家庭的父母不养个把冤家？这倒把我、世海、杰克布归成了一类。
世海擦了擦眼泪，用伤风的声音问我能不能帮帮他，去他家偷偷拿一些他的衣服出来。8月一过，雨就会把秋天带来。我说这事我怎么也帮不了他。他说有个叫阿文的女佣是他小时的乳母，可以买通她。我火了，说温世海，以后别器重我干这种内外勾结的事，别指望我每次对日本人的拷打都嘴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