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热潮在中国大地上风起云涌，四川的保路运动如火如荼，满清封建朝廷一度对一些地方失去控制，引起了封建势力的恐慌。云南陆军讲武堂特别班第一批一百多名学员提前毕业，分派到军队中去，其中有18人被分配到蔡锷指挥的新军第七十四标。封建军队的旧军官对讲武堂的青年军官怀有戒心，不让这些毕业生直接带兵，而是把他们零零散散地安排到新军里去见习，甚至给高级军官听差。
朱德被分配到云南新军第三十七协统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这个标的标统是罗佩金，管带是刘存厚。由于蔡锷对朱德比较了解，数星期后又把朱德调到协里担任司务长。
朱德发现，云南新军的士兵大多数是从农村征调来的农民，他们没有条件学文化，对于清朝政府专横腐败的统治和地主阶级的苛重剥削深恶痛绝。当兵以后，他们对于旧军队的打骂制度和旧军官克扣军饷的行为极为不满。这是同盟会争取新军的政治基础。当时，屡遭挫折的孙中山已经认识到争取新军的重要性，布置同盟会会员开展秘密的政治活动。朱德也接到了同盟会云南支部的指令，要他抓紧在士兵中做政治思想工作。
同盟会在川军中活动的风声很快传到了云贵总督李经羲的耳朵里。李经羲是安徽合肥人，李鸿章的侄子。由于有李鸿章这棵大树，李经羲官运亨通，先后担任清朝政府的四川永宁道、湖南盐粮道、福建布政使、广西巡抚、云南巡抚等要职，是满清王朝的忠实走卒。当他得知新军里有同盟会会员活动时，立刻发布密令，在新军中层层布网，捉拿同盟会会员和革命分子。朱德在士兵中开展活动，往往要冒着生命危险。
朱德首先找到了在川军步兵标里认识的三位朋友，再利用秘密的民间组织哥老会广泛接触士兵。
那些天，朱德一有空隙，就和士兵们到僻静无人的地方促膝畅谈。朱德询问士兵们的家庭生活情况，也向士兵们介绍自己投考讲武堂的经历，讲自己对国家前途的看法，他还给士兵们写家信，帮助他们解决家庭的困难。当然，这一切都是极其秘密地进行的。
朱德信任那些穷苦的士兵，士兵们也千方百计地保护朱德。
一天晚上，朱德和几名士兵又来到一片小树林里谈天。月亮很圆，像顶在树梢上的银盘。一名士兵悄悄对朱德说，这支部队曾经被派往河口，名义上是增援边防部队，实际上是去镇压河口起义。他们到达河口后，发现起义的人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也有商人。他们的臂上都挂着“敢死”的臂章，作战很勇敢，大伙儿拿着枪一间屋一间屋地战斗。
另一名士兵绘声绘色地说：“起义军还高呼口号：‘打倒满清，中国人万岁！’他们都不怕死。”
朱德知道，河口起义最终被镇压下去了，残剩的起义部队也退到印度去了。朱德抓住机会向士兵解释领导河口起义的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基本思想，启发他们逐步认识到镇压起义军的错误，用起义将士的革命精神激发士兵们对清朝政府的反抗情绪。
月亮安安静静地挂在天上，悄悄地向人间撒着银辉。士兵们听朱德讲得入迷了，竟然忘记了归营的时间。
那时候，曾经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铁路借款事件”。清朝政府以国有为借口，把全国的铁路建筑权和所有权拱手出卖给美国、德国、英国等帝国主义列强。朱德利用这些事实向士兵们揭露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启发士兵们树立爱国主义思想。
渐渐地，朱德在士兵中威望越来越高。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云南，这使云南人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革命党人积极在新军中特别是在士兵中开展活动。清朝统治者惊慌万分，云贵总督李经羲立即下令停止新军按惯例要进行的秋季演习，收回了发给官兵的弹药，第七十四标标统罗佩金被撤换，还准备把他放逐到边境去。与此同时，李经羲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把分散在外地的营防军全部调到昆明，发放了新式步枪和弹药。李经羲还调集了卫队营、辎重营和两个机关枪连担任总督衙门的守卫。
李经羲万万没有想到，他调到身旁担任总督衙门守卫的机关枪营管带李风楼就是秘密的革命党人。李风楼悄悄把李经羲要把所有被怀疑为革命派的人全部杀掉的计划告诉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在这种情况下，朱德认识到，在云南举行革命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蔡锷和云南陆军讲武堂总办李根源看到李经羲下达的停止秋季演习的命令，不约而同地去找李经羲。蔡锷很策略地说：“总督先生，历年必有的秋季演习最好照常进行，弹药也应该按要求发给新军。不然，别人以为政府害怕了，只能采取收缴弹药这一类的办法。”蔡锷还有意警告说：“在当前这种形势下，千万不能仓促行事。武昌起义就是因为处分了几个共和派才爆发的。”
在李经羲看来，蔡锷和李根源都是忠实于满清政府的人。听了蔡锷几句话，李经羲沉思良久，终于答应举行秋季演习，重新发给新军弹药。
那些天，朱德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到云南巡营一个镇统的卫兵中开展政治鼓动宣传。朱德对士兵们说：“现在，中国已经一个省接着一个省地卷入了革命，‘光复’和‘翻身’两个新名词已经成了大家的口头禅。从政治上看，‘光复’和‘翻身’的意思就是要推翻满清朝廷，换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