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压力有多大，反抗力了就有多大。人民为了生存，共产党们为了实现伟大理想，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的尸体，迎着腥风血雨，继续艰难地前进。
共产党人周恩来、张太雷等5人立刻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指出敌人的屠刀已向我们头上砍来，我们不能束手待毙。湘、鄂、赣的工人、农民，正在反抗。只有立即举行武装起义，才能挽救革命、挽救党、挽救战斗的群众。遂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暴动，并委派周恩来为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前往南昌，组织武装起义。同时期，正在向南昌前进的革命力量有：属第二方面军的贺龙之二十军、叶挺之二十四师、第四军之二十五师；广东农民、武汉农政训练班党员和武汉中央军政学校的学生等。朱德之军官教育团，则已在南昌待命。
各部队尚未到达南昌，敌人对他们的行动便有察觉。7月下旬，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朱培德等跑到庐山开会，决定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之名义，令贺龙、叶挺上山开会，先解除他们的兵权，再瓦解他们的部队。
贺龙、叶挺分析了各种可能，拿不定主意，到底是否去庐山。这时，了解内情的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秘密下山，在湖畔约叶挺找到贺龙，坐条小船，荡到湖面，把汪精卫等的密谋告诉贺龙。贺龙听到此言果断地回答：“我不去开会！”于是，他们决定部队继续向南昌前进。
汪精卫等不见贺龙、叶挺上山，却闻该部已向南昌出发，便急忙派人炸毁南昌北面涂家埠铁路大桥。共产党组织立刻动员铁路工人和革命群众，从7月26日夜晚9时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4点，修好大桥，使运载革命军人的火车隆隆通过，到达南昌。随后，广东农军600人、武汉农政训练班学员70人及武汉中央军政分校部分女生也先后到达。
接着，在四川发动泸州起义失败，取道陕西到武汉的刘伯承也赶到南昌。
汪精卫等赶忙作出三条决定，即：严令贺龙、叶挺部撤到九江；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报》，逮捕各负责人；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
叶剑英再一次秘密下山，在九江找到共产党员廖乾吾，交给他一封紧急信件，将敌人的决定通知党的负责人，指出张发奎已经完全投靠汪精卫，不要再对他抱有幻想。
长沙是敌人重镇，如今陷落红军手里，如何得了。蒋介石无力顾及，便又是派人恳求，又是去函敦请，搬动美国炮艇“派罗斯”号等，猛轰长沙4天，炸得瓦砾升空、火光冲天、尸横遍街，军民死伤几千人，掩护蒋军四面合围长沙。红三军团在南门外大量杀伤敌人后，主动撤离长沙，转战浏阳、平江一带，至浏阳水和镇同毛泽东、朱德之红一军团会师。组成红一方面军。
迫于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命令，红一方面军准备第二次攻打长沙，何键为着保守长沙，在长沙南部自猴子石起经新开铺、马铺、阿弥岭、杨家山、五里牌、湖迹渡，直至北面之捞刀口止的数十里一线，分修三道工事：第一道为巨型砦石，第二道为密布之竹钉，第三道为高压电网及许多坚固碉堡群。
9月初至9月中旬，红军先后向长沙发动几次进攻。在有些地方，红军突破了敌人的几道防线。
那天，于夜色中，红军指战员继续向前突破。不料好多人撞到高压电网上，触电而死。红军指战员气急，派人买牛。
百姓一听说买牛为攻打长沙，打倒军阀，哪有不愿意的，纷纷把牛送到部队。有的百姓家里仅有一头牛，也非卖不可。
红军转瞬间得牛九百，便用棉花蘸上汽油，再把棉化捆在每条牛尾巴上，使牛向高压电网一字排开。
一声令下，同时点火，吆喝被烧得疼痛难忍的牛去冲高压电网。谁知，敌人由对面放枪，牛被烧得昏头转向，有些反向红军阵地冲击。
此一计不成，红军又生一计，找来许多打水桶，浇湿棉被，蒙在水桶外面，派人在里面顶起水桶行走，大批指战员跟随水桶向前冲，可是，水桶太小，不能阻挡敌人雨点般枪弹，仍未奏效。
此法不成，红军便挖壕沟，欲将满装炸药的棺材运至城下，实行爆破。终因敌方炮火猛烈而密集，红军指战员无法接近城墙，此计又败……双方攻攻守守，对峙半月，红军损失不小，弹药无继，敌军援兵反倒增多。于是，毛泽东说服彭德怀等，主动撤离长沙，向赣西撤退。正是9月，即蒋冯阎中原混战结束，蒋介石上庐之时。
在庐山，蒋介石与黄郛、杨永泰等反复商讨，始终不得要领，遂改到汉口召开湘鄂赣三省“剿共”会，何键、鲁涤平、张辉瓒等都参加会议，恭听蒋介石训令。
金风吹拂，万里晴空。蒋介石兴致极高，“哈哈”大笑说：“这真是用兵的气候，共产党逃不过今年了。”
杨永泰附和道：“那是一定的。我们的军队应该及时集中，团团围住，万无一失。”
“今天是10月23日，限在28日前，把‘剿共’部队给我集中到江西境内。这一次，我非一气呵成不可。过去零零碎碎打几仗，让他们日益得逞，太不象话。这次是正式‘围剿’，大家要特别注意，一定要斩草除根、片甲不留，才算完成任务。”
按照蒋介石的部署，这次“围剿”以鲁涤平为总司令，何键为副总司令，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统率十万人马，一路进至萍乡、莲花一带，进逼安福、吉安以西地区；一路逆赣江向南逼进；第三路由湘东进入赣南，伺机北进。总的计划是从南、西、北三面逼迫由长沙撒至江西赣江以西吉安、分宜一带的红一方面军背水而战。
形势相当危急。李立三盲动主义执行者却对此熟视无睹，死抱“城市中心论”不放，硬要往蒋介石设好的圈套中钻，坚持要红一方面军在赣江西崖地区同敌人作战，尔后北攻南昌、九江，美其名曰以在根据地外的进攻迫使敌人转攻为守。到底该怎么办？为了确定第一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10月20日至30日，毛泽东在新余罗坊主持召开了红军总前委及江西省行动委员会联席会议。
会议开始时，一部分同志支持李立三盲动主义执行者的意见，后来经过毛泽东以及转变了态度的中央代表周以粟说服，他们转而完全赞同毛泽东的主张：“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主要的条件。在强敌进攻时，必须从白区退到根据地，主要是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最积极援助红军反对白军。”
彭德怀随即向红三军团高级干部传达罗坊会议的决定，即：红军全部渡过赣江，向赣南革命根据地的腹地退却，“诱敌深入”，然后伺机消灭敌人。可是，部分干部思想不通，议论纷纷：“不，我们不过江，同红一军团夹江而战。”
“为什么不打南昌？放弃南昌不打，是右倾，是对抗中央。”
“我们从一方面军中分出去，到湘赣边界干革命。”
彭德怀严肃地说：“道理已经说够了，就这么多。不过江不行，总前委决定了的。必须服从。部队思想通不过，主要是我们干部自己思想通不过。离开湘赣没有关系嘛，过赣江是为了集中力量，更好地打击敌人。”
由于鼓德怀坚持总前委的决定，并亲自带领参谋和特务连到江边进行调查研究、寻找渡口、分配船只，红三军团终于全部顺利渡过赣江，同红一军团一道，大踏步向赣南革命根据地腹心之宁都的黄陂、小布一带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