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4月15、16、17日，国民党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三次公开审讯陈独秀等人的案件。为应付这次审讯，陈独秀早在2月20日，就奋笔疾书写好《辩诉状》，但无钱付印，原来，他在上海被捕时身无分文，就连衣服也未带。
公开审讯消息传出之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镇江、无锡、苏州、上海等地的旁听者纷纷专程来南京，只能容纳二百来人的法庭旁听席，拥挤不堪，而且是一次甚于一次。据当时《申报》报道：“惟庭地不敷容纳，后至者多抱向隅”；“有立于坐次两旁者，有立于记者席之后者，有立于室外者”，寂静肃穆。当陈独秀等被押上法庭被告席时，全场起立，众目投去，鸦雀无声。陈独秀镇静自若，目光环顾庭堂，不过脸庞消瘦，几多惆怅。
当检察官朱隽起诉指控陈独秀与中共一样，“主张打倒国民党政府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样的目的，都是共产，都是危害民国”时，陈独秀早年的诤友、著名的大律师章士钊站起来，出庭为其辩护。他认为，陈独秀主张以“法定之选民投票取得政权，何得为罪？”“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遂断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陈独秀鼓吹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但不冲突，“而且是一个好朋友”；陈独秀当初与国民党“合作”，在国民党中担任职务，且在“汪陈宣言”中苦口相劝“主张打倒国民党的人”；陈独秀与中共分裂组织托派，“有功于国民党”，主张“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章士钊言辞有据，有力地批驳了检察官起诉陈独秀所谓叛国，危害民国是“湛然无据”，法庭应“谕知无罪”，“省释无辜”。
陈独秀听了章士钊为他的辩护，拍案而起，即刻声明：
“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他个人之意见，至于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
他的话音刚落，旁听席上众人发出赞声：
“革命家！革命家！”
好心的章士钊，被陈独秀的这个意外声明，弄得十分尴尬。陈独秀习惯地摸了摸胡髭，举目向庭堂而视，用洒脱、宏亮的声音，发表洋洋数千言自撰《辩诉状》：
“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走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此即予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共产党之终极目的，自然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
他在自撰《辩诉状》中，极尽驾驭文字之能事，慷慨激昂，义正辞严，把自己变成了原告，把法庭当作战场，一下子使国民党对他的审判，变成了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揭发和指控，证明犯有“危害民国”和“叛国”罪的不是他陈独秀，而正是国民党政府自己。他说：
“予生平言论行事，无不光明磊落，无不可以公告国人，予固无罪，罪在以拥护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开罪国民党已耳……日本帝国主义方夺取山海关，急入热河，而国民党军却向江西集中，其对待共产党人也，杀之囚之，犹以为未足……”
这时，旁听席上发出一阵笑声，大家交头接耳，赞许陈独秀的辩诉言之有理，审判长胡善称怕惹起麻烦，便站起来说：
“大家肃静！旁听者不得喧哗，被告陈独秀不得有鼓动言辞。”为表白自己，他又画蛇添足地说：
“大家要万众一心，上下一致，精诚团结。”
接着，陈独秀幽默地说：
“不要我讲话，我就不讲了，何必还要什么辩诉程序呢？”
胡善称忙解释说：
“不是不要你讲话，要你言辞检点一点，你讲吧。”
陈独秀接上说：
“刚才你说团结，这是个好听的名词，不过我觉得骑马者要和马讲团结，马是不会赞成的，它会说你在我身上，你相当舒适，我要被你鞭打还要跑，跑得满身大汗，你还嫌慢，这种团结，我敬谢不起。”
旁听席上，又爆发出哄堂大笑。
陈独秀态度安闲，顾盼自若，又说道：
“好，闲话休提，书归正传，我遵命讲我的辩诉了。”又引起旁听席上一阵笑声。
最后，陈独秀大声疾呼，宣布道：
“今者国民政府因予始终尽粹革命之故，而加以逮捕，令其检察官向法院控予以‘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予不但绝对不能承认，而且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与予所思所行相反……若于强权之外，诬予以‘叛国’及‘危害民国’，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若当院不完全听命于特殊势力，若尚思对内对外维持若干司法独立之颜面，即应毫不犹疑的宣告予以无罪，并判令政府赔偿在拘押期间之经济和健康上的损失！”
旁听者纷纷议论，气氛热烈：
“这不但表示陈氏政治风骨嶙峋，亦为法庭审判史上的新纪录。”
陈独秀、章士钊的两辩诉状，轰动全国，各大报纸都希望登载，但国民党以“不许为共产党张目”而禁止之，只有天津的地方报纸《益世报》和上海《申报》冲破封锁，分别登载了全文和摘要。以后，上海泸江大学和苏州东吴大学，还将它选作法学系教材，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大。
陈独秀判刑后，亚东图书馆从章士钊那儿拿来所有材料，出了一本《陈案书状汇录》，印了1千本，汪孟邹从上海来探望时带给了他，听说此事，陈独秀十分高兴，不停地翻阅着汪孟邹带给他的小册子。
陈、章的辩诉，纵有万分理由，也改变不了国民党的既定政策。法院秉承当局的旨意，宣判陈独秀、彭述之各有期徒刑13年，剥夺公民权15年，其他被捕者各判5年、2年不等。
当宣判完毕，陈独秀当场起立，愤然大声抗议：
“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
“裁决不公我要上诉！”
消息传到中央苏区，《红色中华报》第77期报道说：
“二托陈取消派向国民党法庭讨饶……所以保住了生命，而且很快要在国民党的‘皇恩浩荡’下得以大赦以至起用，大做其官哩！”
陈独秀对法庭判决极其不服，提出上诉，并于6月15日写了言辞有力的《上诉状》。官司悠悠，三冬九秋，时隔年余，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才终审判决陈、彭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