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4月的一个下午。南京。
一辆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汽车驰进了汪伪政权的总头目汪精卫的公馆。车门开了，李士群、胡均鹤率先跳下了汽车，谁也不曾想到第三个跳下车来的竟是潘汉年。
其实就是潘汉年自己也未曾想到，自己会跑到南京来与汪精卫见面。
潘汉年与刘晓、王尧山等撤退到淮南根据地以后，不久就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情报部长，上海依然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与李士群、胡均鹤之间的联络却断断续续。1943年4月初，潘汉年从各处收集到的情报，都表明日伪将要对淮南新四军总部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扫荡”，当时担任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的饶漱石找到潘汉年，要他必须搞到日伪高层最准确的战略情报。潘汉年考虑再三，决定还是要到上海跑一趟去寻李士群，饶漱石同意了。
潘汉年带着交通员何荦经镇江来到上海通过关系约见了胡均鹤，胡均鹤淡淡一笑对潘汉年讲：李士群到苏州去了。潘汉年微微皱了一下眉头，当即决定第二天一早随胡均鹤到苏州去见李士群。
当天晚上潘汉年悄悄会见了打入日本“岩井机关”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刘入寿，了解了日伪最近的动态，然后又到上海道亨银行分行，与董慧见了一面。由于此行是绝对机密的，他没能向董慧透露些什么，只是热情地鼓励了一番刚刚从事情报工作不久的董慧，便与她分了手，第二天一早随胡均鹤去了苏州。
苏州伪江苏省政府主席的官邸，叶吉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潘汉年，当潘汉年提出要与李士群碰面时，叶吉卿却说李士群有事到南京去了，让潘汉年到南京去找他。
这一下轮到潘汉年踌躇了：潘汉年到上海，胡均鹤一定向李士群汇报了，但他为什么避而不见呢？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情，他为什么一定要让自己到南京去与他会面呢？潘汉年想到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搞到准确的情报，潘汉年决定到南京去跑一趟。
第二天潘汉年随胡均鹤到了南京，在胡均鹤的安排下住进了金陵饭店。当天夜里李士群的亲信杨杰登门拜访了潘汉年，潘汉年心中颇有点不快：这位杨杰，潘汉年以前没有打过什么交道，李士群为什么要将他的金陵之行搞得沸沸扬扬？李士群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些什么药？
第二天一大早，李士群总算赶来了，他东拉西扯谈了一点日本人与重庆方面搞什么“和平运动”的事情，突然话锋一转提出“汪先生现在很苦闷”，一定要潘汉年去见一次汪精卫。潘汉年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李士群、胡均鹤一而再，再而三地一步步将自己引到南京来就是要他与汪精卫见面！
潘汉年站到窗口，望着窗下静寂的马路沉思了起来：李士群这么做无非是要抬高一下自己在汪精卫面前的身价，如果自己拂袖而去，那么这么多年这么许多同志千辛万苦与李士群建立起来的联系就可能毁于一旦……如果自己去见汪精卫，又会发生些什么事呢……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向党中央请示了……他转过身来，仔细地望了一下李士群那张似笑非笑的脸，说了一声：“那就好吧，去见一下汪先生。”
一切显然早就计划好了：潘汉年一行刚刚踏进汪公馆，汪精卫的堂内侄、他的亲信秘书陈春圃就迎上前来。陈春圃将他们引入客厅，招呼他们坐定下来，不一会儿汪精卫便从楼上走了下来。
汪精卫伸出手去与潘汉年轻轻一握，接着便一本正经地讲：“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了误会。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介石是独裁的，我是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
潘汉年浅浅一笑，回答说：“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如果有什么人参加到你的议会里来，说是代表共产党，那肯定是假的。但我要把汪先生的话转达给延安方面。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的参政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
汪精卫望了下潘汉年，端起茶碗沿着茶碗边滤了一滤飘浮在上面清嫩的茶叶，抿着嘴呷了一口茶，又讲：“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我们合作起来才能救中国……”
不过半个小时的时间，汪精卫反反复复说的就是这一番话，最后他又对潘汉年讲：“你回去以后与延安方面联络一下。以后与我方的联系仍找李士群……”
这一次会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但政治影响无疑是十分巨大的。以后汪精卫有意无意将他与潘汉年的会见“泄露”了出去，延安方面坚决予以“辟谣”。而潘汉年由于种种原因，再加上自己个人性格的软弱，始终没有向党中央汇报过这件事情。1955年4月1日，潘汉年在北京开会期间才向陈毅详细讲述了这一事件，并托陈毅向毛主席汇报。可就在陈毅驱车前往中南海准备向毛主席汇报时，毛主席已经亲自向公安部长罗瑞卿下达了逮捕潘汉年的命令。
潘汪会谈，是潘汉年整个一生情报生涯中的一次失算。李士群悄悄地向潘汉年的胸口剌了一刀，这在策反与反策的斗争中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李士群自以为他的这一着棋下得十分高明呢，可是谁又料到就是这着棋却使他更快地走向了坟墓！
清晨，云雾缭绕的重庆。
黄山别墅，蒋介石的官邸。
一辆又一辆的小汽车，按着喇叭，开着强灯光，沿着盘山公路蜿蜒而上。星期五，是蒋介石召集军事委员会所属各情报系统的头目交换情报、研究谋略的日子，不到10点，黄山别墅那间小会议室里已经是座无虚席了。
蒋介石走了进来，紧随着他的是陈布雷。蒋介石没有穿军装，长袍马褂，在满是戒装的会议室里，格外引人注目。
军统局局长戴笠兴致勃勃地站了起来，他用手绢擦了擦鼻炎严重的鼻子，嗡声嗡气地说：“报告校长，最近一段日子对汪逆头面人物的策反工作有重大进展，周佛海特派原军统局的干部程克强带了一封亲笔信给学生，向校长‘请求自首，以便自赎’……”
“是吗？”蒋介石十分高兴。
“报告校长，学生考虑再三，决定写一封信给周佛海，鼓励他拿出实际行动来戴罪立功，学生想请校长在信中再晓喻他几句……”
戴笠说罢，将手中的信递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接过信，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一伸手，从侍从手里接过毛笔，走蛇舞龙地在信中批了个“可”字，便把信还给戴笠。
中统局局长徐恩曾一见戴笠抢了头功，心中颇为不快，他伸手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从随身携带的皮包里取出几张报纸搁在桌子上，然后站起来讲：“报告总裁，最近我局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的同志送来了一份情报，说是军统局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自从民国三十年认贼作父，投靠汪逆，不仅交出了上海区的全班人马、枪支弹药和无线电台，最近还连篇累牍在《国民日报》上发表《蓝衣社内幕》，泄露机密，恶毒攻击总裁……”
蒋介石接过报纸，草草翻了一下，刚才的好心绪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脸色阴沉了下来。“雨农，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挥动着手中的报纸，厉声问道。
戴笠顾不得擦去额头上沁出来的汗水，连忙站起来回答：“报告校长，学生也已经从《国民日报》上看到了《蓝衣社内幕》，原来学生准备派得力干部潜住上海，执行纪律，制裁陈恭澍，后接到军统上海区书记齐庆斌的密电，讲《蓝衣社内幕》不是陈恭澍所写。陈恭澍也冒着生命危险，将手稿偷了出来，托人带到重庆，交给了学生，学生请盟军的笔迹专家作了鉴定，确定该文确实不是陈恭澍写的……”
“哦，还有这样的事……”蒋介石来了兴趣，他把手搁在桌子上，听得津津有味。
“蒋先生，我也听说了这件事，”一直坐在蒋介石身边的陈布雷，对于戴笠和徐恩曾之间的明争暗斗早已司空见惯，他貌似不偏不倚，暗暗地决定伸出手来帮戴笠一把：“陈恭澍是个干将，以前他主持军统北平站，制裁张敬尧、王克敏等，干得十分漂亮，以后主持河内剌汪一案，虽说功亏一篑，但也剌杀了曾仲鸣，震慑汪精卫，实属不易。这一次出师不利，在上海被李士群捉了去，李士群为了绝他的后路，每天派了一批食客为他大摆酒席，酒足饭饱之后就拖着他摆龙门阵，吹的尽是些中统、军统的事情，然后让人在隔壁房间里听壁脚，一一记了下来，再添油加醋泡制了这篇《蓝衣社内幕》……
“唔，听先生这么一解释，陈恭澍也是出于无奈。”蒋介石恍然大悟地说，但紧接着又补充一句：“雨农，此人今后不可重用！”
“是，校长。”戴笠感激地看了陈布雷一眼，又站起来说：“最近，学生收到陈恭澍的一封密报，说李士群有通共的嫌疑……
“是么……”蒋介石倒吸了一口冷气，将身子往后一仰，靠在椅子上，陷入了沉思之中。“再有，”戴笠紧张地望了蒋介石一眼，越发显得小心翼翼：“听周佛海透露，最近汪精卫与一位名叫胡越明的共产党见了一面，牵线的也是李士群。听说此位胡越明其实是共产党的特务头子潘汉年……”
“噢，有这种事？”蒋介石挺直了腰杆：“这件事你们一定要核查清楚，不过……目前嘛……一点风声也不要透露出去。”突然，他又掉过头去，问一直坐在椅子上沉思默想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王凡生：“凡生，你推测一下，与日本人的仗还要打几年？”
王凡生是国民党有名的日本通，他一直从事对日的战略情报工作，他和陈布雷可以讲是这个圈子里最有学问的人了。他一听蒋介石发问，便极有把握地回答：“委员长，依我的分析，日本人最多还能支撑五年。不久前日美两国海军在中途岛打了一仗，日本人损失惨重，太平洋上的风向开始转了，现在美军已制订了‘跳弹’战术，一个岛一个岛地和日本人周旋，如果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日本人也许三年就会完蛋！”
“三年？这么快？”蒋介石蹙紧了双眉。他突然抬起头来，两眼炯炯有神地逼视戴笠，高声说：“雨农，替我关照周佛海，他想戴罪自赎，首先替我搞掉李士群，要他不惜一切代价……”
“最好的办法是悄悄提醒一下日本人，”王凡生微眯着眼睛在边上旁敲侧击地讲：“接替影佐担任派遣军的参谋长的柴山兼四郎中将对李士群非常不满，而且他的度量很小……”
一张巨大的网开始从重庆悄悄地撒了出去……
1943年夏天，一架日本三菱公司制造的轰炸机载着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柴山兼四郎中将，情报课长川本芳太郎大佐一行在北平机场徐徐降落了，在华北方面军任职的晴气庆胤大佐在机场上见到脸色阴沉的柴山将军，心里十分不安。前几天他接到派遣军总司令部打来的电报，说是参谋长要亲自赴北平和他商议处置李士群的问题，他就已经注意到：他的老朋友李士群已经处于危急之中了……
晴气庆胤是位典型的日本帝国军人，1931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以后在大本营参谋本部任职，1934年以后派到中国，长期担任土肥原的助手。他是在土肥原在上海的办事处“重光堂”里认识李士群的，是李士群最好的日本朋友和靠山。
1943年初，晴气收到李士群的来信，信中这么写道：“周佛海正在暗中活动，企图把我从江苏省撵走。失去了江苏省，我就难以供养部下。但是，如果我离开中国，周佛海也不至于对于我的部下见死不救吧。我为了自己，也为了部下，希望能暂时流亡到日本……”
汽车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门口停了下来，晴气庆胤将柴山一行翼翼地迎进会客室，稍稍寒喧了几句，便就李士群的事开了话头。
“大佐阁下，李士群恐怕不如您所说的那么忠诚吧！”一直坐在柴山将军边上静静地听他们谈话的川本芳太郎大佐突然插进一句话来：“据我们收集到的可靠情报，李士群私通共产党……”
“有这样的事？”晴气大吃一惊，一下子跳了起来：“不会吧，将军阁下。这不会是共产党或者是重庆方面的反间之计吧！”
“不！”柴山中将冷冷一笑：“情报非常可靠。”
“那……”晴气想了又想，最后说：“李士群是‘和平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总算是建国的功臣吧，他以前也曾有过流亡日本的请求，将军阁下，看在我的面子上，趁此机会让他到日本去呆一阵子。拜托您了，将军？”说到这儿，晴气庆胤又站了起来，毕恭毕敬地向柴山中将鞠了一躬。
“这……”柴山望了望低着头站在他眼前的晴气庆胤犹豫了一下，不置可否地回答：“他知道得太多了……”
就在柴山兼四郎中将和晴气庆胤商议如何处置李士群的时候，上海雷上达路周佛海的金屋藏娇之处，这位汪精卫政府里的第三号人物又从南京来到上海，和自己的亲信罗君强就如何搞掉李士群进行最后的策划。
从重庆撒下的这张大网开始收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