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冷风击打着窗户纸，呼呼啦啦响个不停。一觉醒来，屋里黑漆漆的，我从被窝里伸出小手，在炕沿儿上摸索着，我想小解。蒙胧中，瞅见炕边的椅子上有个黑影弓起腰把尿盆儿递给了我。当我重新躺下，那个黑影为我掖被角的时候轻声说：“睡吧，估摸着你爹娘快回来了。”这个人就是我儿时相依相伴的疯奶奶。
记不清有多少个这样的夜晚，父母双双去加班大炼钢铁，大炕上睡着我和两个弟弟。疯奶奶不吵不嚷，静静地坐在黑暗中为我们做伴，直到父母下班回来，她才摸黑回到自己房间去休息。
从我记事起，奶奶就与常人不同。平日，她听不得敲击东西的响动，见不得火光。遇到有人砸东西，她便急急躲开，嘴里絮叨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语，那意思好像在抱怨响声惊吓了她。到了夜晚，她从不点灯，一切全在摸索中干。她像害怕响动一样害怕火光，也因同样的理由害怕着穿针引线，切菜做饭。我常常看到她吃罢饭往锅台上放碗时，一只手在锅台上轻轻地反复地环绕好多次才肯将碗放下，似乎只有这样做，那只碗才不至于压了她的魂儿。有时她会像宣泄什么似的大喊一阵，待平静下来，看上去同正常人一样。她生活能自理，父母不在家的时候由她照看我们。
听家人讲，奶奶还没有当奶奶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大约是在一九三七年，奶奶还是一位年轻母亲。有一天，她的长子（我父亲）和两个伙伴儿离开家乡，去寻找能解救穷人的部队，一去数年杳无音信。奶奶日思夜想，天天站在村口盼望长子平安归来。然而，她的希望一日日落空。战争年代，人心忐忑，整日提心吊胆的。她明白当兵打仗不是闹着玩的，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她断定长子很可能已经不在人间。这种想法日益加剧，她终于被漫长的苦苦等待折磨得神经失常。
父亲离家后很快就找到了八路军的部队。他聪明机智又有文化，样样干得出色，次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英勇杀敌，屡立战功，一次次得到嘉奖和提拨。战争年代通讯中断，他无法同家乡取得任何联系。待到全国解放，他才得知我奶奶的情况。于是，他放弃了进城当官过太平舒适的日子，向部队提出申请，解甲归田了。
奶奶看到长子平安归来，惊喜万分，病情似乎也好了许多。她寸步不离长子，甚至连睡觉也要牵着他的手。夜间醒来，第一个动作便是急急向身边摸索，发现儿子依然躺在身旁才放心。
当我哇哇坠地来到人间，父母亲高兴地向奶奶报喜，请她为孙女起个名字。奶奶乐哈哈地答应了，她轻轻攥着我的小手自言自语：“容我好好想想。”次日一大早，奶奶来到父母房间：“就叫景棉吧，下一个叫景彬，再下一个叫景晨。”她居然一口气道出三个孩子的名字。
在那个无任何计划生育措施的五十年代，我母亲的几个兄弟姐妹中大都是生育一对儿女，唯独大姨和母亲例外，大姨只有一个独生女儿，而在我家，奶奶起的三个名字很快都派上了用场。说来奇怪，母亲生下我和两个弟弟后还相当年轻，只有二十六岁，以后竟然再无生育。大姨欲领养我大弟，实现平均分配。母亲思虑再三，终究舍不得。不料，日后大弟因病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面对相互追赶着一路小跑来到人间的三个孩子，全家人乱了阵脚。加之父亲身兼村支书，整日为大伙儿的事奔波，家中就越发地忙乱了。有时奶奶抱着小弟弟玩耍，她的病情突然发作，大声嚷着宣泄。小弟在她怀里乱踢乱踹，奋力挥动着小手在奶奶脸上连抓带挠。奶奶左右躲闪着，或干脆让小弟的后背对着她的脸面。任小弟怎样折腾，奶奶始终双手揽抱着他，不舍得动他一下。
在儿时的记忆里，疯奶奶时常领着我们在宽敞的大院子里玩耍。她从不曾训斥我们，更不曾打过我们。我同她顶嘴大闹的时候，她不急不怒。常说的一句话是：把你看大了，胳膊够着脑袋了，会气奶奶了。接着她会像讲故事似的，讲我刚学会说话时如何招人喜爱，如何拉着她的手奶声奶气地说，长大了给奶奶做绣花鞋。
夏日，大院子便是我们多彩的乐园。院内有颗大枣树，形同一把绿色的巨伞，它的枝叉倾力向四处伸展着。满树的绿叶酿成一片浮动的绿云，遮盖了大大的院落，为我们排拒着炎热的阳光。靠墙的一角搭着丝瓜架，盛开着金色的黄花。另一角落的榆树下有一口井，奶奶坐在榆树下的井台旁，她的一双眼睛追随着我们在院里跑来跑去。我们一会儿用竹杆从树上弄下几个枣子；一会儿又扒在井台旁的水桶里静静地观看树梢在水中轻轻摇曳；一会儿又拿把小铲到丝瓜架下挖土。我一时兴起，丢下铁铲操起三齿学着大人的样子刨红薯，大弟觉得新鲜，凑过来看。我一失手，三齿落在大弟头上，随着尖锐的哭叫声有鲜血涌出来。我惊恐万状，抓起一把潮湿的黄土糊在了大弟头上。奶奶闻声跑过来，一边哄着大弟，一边把我糊上去的黄土扒拉下来，然后慌乱找来一把面粉糊上，用破布缠住又蒙上一块毛巾。
我闯下了大祸，安静得大气都不敢出，这顿打无疑是躲不过去了。奶奶生气地转向我，挥起了巴掌，我本能而又恐惧地缩起脖子躲闪。她看到我的样子，长长叹了一口气，举起的手无力地垂下来，尽量压低声音说：“奶奶不打你，你又不是故意弄伤弟弟的。”奶奶缓缓蹲下，轻轻为大弟擦去泪痕，又摸摸小弟的头，然后伸开双臂把我和两个弟弟一同揽在怀里。我看看奶奶，又看看两个弟弟，眼泪大滴大滴涌出来。
父母收工回来，急忙带大弟去重新做了处理。听他们说伤口再深一麦粒，脑浆就会流出来。看着大弟痛苦的样子，我心疼极了，对自己失手造成的后果悔恨万分，真希望奶奶或父母能狠狠揍我一顿，那样我也许会好受些。
奶奶和母亲相处得很好，婆媳没有红过脸。但为了我，奶奶曾同母亲发过一顿脾气。那一次，不记得我做错了什么事，把母亲惹怒了。她拎起我向院内的井台走去，用井绳钩挂住我裤子的背带，摇动辘辘把将我吊在井口，以此来惩罚和吓唬我。我连哭带踢，一句讨饶的话不说。母亲越发地被激怒了，井绳开始缓慢下降。我的犟脾气大概使母亲失去了理智，井绳还在下降，井水在我脚下泛着青光。我害怕极了，大声哭喊。奶奶闻声赶来，扑上去抓住井绳一把抱住我，双手哆嗦着，脸色铁青，狠狠数落着母亲：“你这当娘的咋不知道深浅？看把孩子吓的。万一背带折了，坠下井底还不要了孩子的命！”母亲一声不吭，奶奶看到母亲已经意识到自己太鲁莽，便放低了语气说：“我知道三个孩子把你拖累得够呛，白天下地干活，夜里纺线织布，操劳着一家人的穿衣吃饭。我这疯婆子又帮不上忙，真难为你了。”她转过头，瞧见一旁的针线筐里，放着待做的鞋底儿鞋帮儿，像是对待女儿一样，心疼地对母亲说：“我脚上的鞋还能穿，不用急着做。”母亲从奶奶怀里接过我，把她的脸贴住我的小脸，两行热泪涌了出来。
奶奶没有等到我们长大懂事就离开了人间。面对呈阶梯形的三个孩子，她付出了太多太多，却未得到我们任何回报。岁月流逝，磨不去我对疯奶奶的记忆，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疯奶奶曾经给予我们的爱，体会得越来越深刻。
2005年9月28日《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