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说，一个企业家的最高境界，就是做慈善家。
邵逸夫的名字，在改革开放伊始，并不为大陆人所熟知，因为那时他很少在大陆媒体上露面。但青年学生、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们，却都对这个名字不觉陌生，因为在中国每一个省份，几乎都有逸夫楼、逸夫馆。有许多人都在使用邵逸夫捐赠的教育设施，这是邵逸夫关心祖国内地教育事业的表达方式。
邵逸夫是一个商人。他在商言商，从来不避讳承认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利益的考虑。而邵逸夫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其精明、善算计，在圈内是出了名的。因为他的吝啬，错失了李小龙，放走了许冠文。还有一件小事，当时被传为笑谈：
一天，邵氏影城食堂做馒头的师傅，因事请了一天假。食堂里没有馒头供应，剧务就签了一张采购单，到总务申请20块钱，到外边去买一百个生煎馒头做道具。签好就拿去找邵逸夫，请他批准。
邵逸夫一看采购单上，写的是两毛钱一个馒头。而他的片场食堂只卖一毛钱一个。同时要去尖沙咀买，还要加上汽车烧油的钱。邵逸夫一算账，认为贵了一倍不止，于是大笔一挥，批下两个字：不准！
结果所有的人，包括正式演员、特约演员、片场工作人员，因没有生煎馒头做道具，不能拍戏，但酬金却要照拿。于是邵逸夫为了省二十块钱的馒头钱，白白损失了一万多元。事后，连邵逸夫自己也觉得好笑。
所以圈内人都说六叔“数口太精”，也就是过于精明算计的意思。
但是，生意场上极端精明的邵逸夫，却非常关心社会福利事业。对捐款赞助公益，他从不吝啬。
有人说，邵逸夫的行为，与他三哥的去世有关。
1983年，邵逸夫的三哥邵山客得了中风，成了植物人。虽然药物能维持他的生命，却不能保证他的生命质量。1985年3月2日，邵山客在新加坡病逝，享年88岁。
在兄弟姐妹当中，邵逸夫与邵山客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关系也最亲密。当年，他就是与邵山客一起，离开家乡来到新加坡打拼。同甘共苦30余年，终于在东南亚打出了一片天地。后来，邵逸夫离开邵山客到香港打天下，但兄弟二人的感情，却终生未渝。
还在邵山客昏迷之际，邵逸夫就痛感天命无情。钱财再多，终是身外之物。人不能与命抗争，到头来都是一场空。他知道，三哥在新加坡的口碑并不好，对员工非常吝啬。作为当地富商，却很少支持公益慈善事业。如今，巨额财富不能随他带进棺材，“悭吝”的名声却并不因为他的死亡而离开他。
邵逸夫开始萌发捐钱办学及提高医疗水平的念头。他不想步三哥后尘，他想在有生之年改变他已经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形象。他想，与其没完没了的赚钱，不如在生命还在时，发财立品，积德行善。
其实，邵山客的逝世，有可能是邵逸夫大力投入慈善事业的契机，却不是最初的开始。事实上，早在1958年，邵逸夫和三哥邵山客，就在他们艰苦创业的地方——新加坡，成立了邵氏基金会。其时，基金会每年都要给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教育、医疗机构捐赠款项，支持当地的教育和慈善事业。
邵逸夫到香港创业之后，又于1973年，在香港创立了“香港邵氏基金会”，致力于促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建设。同年，邵逸夫以“校董”的身份，给香港“苏浙公学”捐款50万元港币，资助该校新建一座藏书三万多册的图书馆。
对这次捐赠，香港教育界举行了一个仪式，在“苏浙旅港同乡会”会馆隆重举行。当时的香港教育司司长简宁先生主持了这一盛会，港岛各界名流显贵云集一堂。会上，大家对邵逸夫慷慨捐赠、嘉惠青年的善举表示感谢，肯定了邵逸夫捐助巨款的重大意义，并宣布接受邵逸夫捐赠而建的图书馆，将命名为“邵逸夫图书馆”。典礼大会上，邵逸夫也以流畅的英语致辞，表示愿意为苏浙公学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
此后不久，苏浙公学扩建校舍，邵逸夫再次捐赠100万港元。为此，苏浙旅港同乡会一致决定，推举邵逸夫为“永远荣誉会长”。
后来，邵逸夫又给座落在内地杭州市的浙江大学捐款1000万港元，用以资助家乡的教育事业。全校师生通过了对这笔钱的使用决定：在风景如画的玉泉风景区修建一座科学馆，命名为“逸夫科学馆”。
最初，邵逸夫倾心于慈善事业，只是为了散财聚德，是简单的善有善报的思想。但随着时光流逝，邵逸夫自己也一天天老去，他越发看透了世俗，看淡了金钱。他搞慈善事业的力度越来越大，主动性也越来越强。邵逸夫说：我的财富取之于民众，理应用回到民众。他还在多种场合表示：中国很穷，需要很多金钱来办学校发展教育，建造医院治疗患病的人。
当年，邵氏影片《表错七日情》票房突破了千万，有记者采访邵逸夫，问他如此之高的票房，赚取了多少利润。邵逸夫对此表现得相当淡然，笑笑说：赚了多少不是问题，捐了多少钱给国家才是重要的事。
在慈善事业中，邵逸夫更关注教育和医疗。他十分清楚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国之富强，与教育大有关系；而医疗技术的先进与否，则直接牵涉到国民的身体健康。20世纪80年代，邵逸夫捐出巨款资助香港的大学和医院。1986年，他一次性捐助1亿元，给香港中文大学兴建第四所书院，这已是邵逸夫第二次以巨款捐助该大学。
记者就此事采访邵逸夫时，邵逸夫的话非常实在。他说：“讲到培育人才，最紧要的就是要快。尤其是师资，更加刻不容缓。香港的人口越来越多，学位有限，后生们求学不易。所以去年我到中文大学时，马临校长告诉我校园内有地，打算建第四所学院，可惜没筹到钱。我回去后，同大家商量了一下，一个星期后就告知马临校长，我捐1个亿！你看，再过几日，中文大学第四所学院就要动工了，明年春季落成。第一批600个学生可以入学，你说我有多欢喜呢。”
此话从一个八旬老人口里说出，实在令人感动。邵逸夫已经功成名就，且年事已高，他不需要再做沽名钓誉之举，发哗众取宠之言。他的话，都是实实在在的肺腑之言，闻之不由人心生感佩。此时，他已不是什么巨商、影视大亨，而是一位有道义有良知的中国人！
他的捐赠范围不止香港。经过对内地教育现状的了解，邵逸夫看到了内地教育事业面临的严峻困难。对此，邵逸夫做了详细的调查，并通过有关部门进行多方了解，最后决定多捐赠师范大学，以培养内地师资力量。邵逸夫说：“内地与外国不同，教育不普及，很多人想读书没有好的先生。我同北京的教育部门商量过，主要多捐给北京、华东、华北、华中、西南、西北的师范大学，帮助他们多培养师资。一个先生可以教50个学生，10个可以教500个，这样作用就大了。”
2006年6月10日，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遭受特大洪水和泥石流灾害，使镇中心小学的学生造成严重伤亡。当地政府决定重新选址，将该镇13所处于山区、易受洪水侵害的小学校集中，重新建设寄宿制的沙兰镇中心学校。邵逸夫和方逸华得知此消息后，通过教育部向黑龙江省捐款530万港元，用于建设沙兰镇中心学校教学楼，使灾区学生早日重返课堂。
截至2007年初，邵逸夫已经第21次捐出巨款，资助内地教育，惠及340多所大中小学。中国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两度率团到香港接受邵氏捐款。他在捐赠仪式上盛赞邵逸夫的义举，感谢邵逸夫21年来向内地捐款逾34亿元，兴建50000多幢校舍和教学设施，在祖国的教育事业中功勋显著。
除了教育，邵逸夫同样关注民生。最初在新加坡成立的邵氏基金会，就是以资助新、马的医疗机构为主，以尽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1986年，邵逸夫向仁济医院捐款1000万元，向广安医院捐款60万元。此外，香港的医疗及社会服务机构，也曾多次得到邵逸夫的捐助，如联合医学会、浸会医院、香港肾脏基金会、香港心脏基金会等等。
相比较香港，内地的医疗机构自然更为落后。邵逸夫痛感内地的医疗条件有限，又大笔向内地医疗机构进行捐助，并兴建了多家“逸夫医院”。例如1990年，邵逸夫捐款7000万港元，在杭州兴建了一家设施一流的医院，所有仪器都从美国进口。90年代初，浙江省政府、杭州市政府就授予他“爱乡楷模”、“荣誉市民”称号，以表彰他为家乡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除去教育和医疗，邵逸夫对其他领域认为有意义的事情，也都慷慨捐助。20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一度被称为文化沙漠。邵逸夫久在香港，对香港的感情极深，内地对香港的如此评价，使他十分痛心。于是他拿出600万港元，捐给正在修建的“香港艺术中心”，以促进香港文化事业的发展。
邵逸夫对考古一向有兴趣，为保护国家珍贵文物，1985年，他捐赠了1000万港元，给中国敦煌研究院，特意叮嘱，要将这笔款直接用于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研究院根据邵逸夫的意愿，请专家专程考察研究，决定为壁画装上玻璃屏风。经专家设计，拟定了铝合金框架活动玻璃屏风、铝合金防风避光而又通风的百叶窟门两项保护工程方案，以保护壁画免受参观者磨损、撞击。这一工程历时三年，直接保护洞窟45个，有4379.75平方米的壁画受到玻璃屏风的庇护。1986年8月17日，国务院前副总理万里视察敦煌莫高窟，看到这些玻璃屏风，高兴地说：玻璃屏风保护壁画好，看得见，摸不着，邵先生为保护敦煌文物做了一件大好事。
敦煌莫高窟为感谢邵逸夫这一善举，特意立碑予以纪念。1990年7月，邵逸夫到兰州大学参观考察。考察结束后，专程赶到敦煌参观莫高窟的重点洞窟，和他捐资保护的效果。邵逸夫非常动情地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保护祖国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支持祖国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只做了中国人应该做的事，就受到了敦煌人的厚爱。我真诚感谢常淑鸿、段文杰等专家学者为保护敦煌艺术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感谢世世代代创造了敦煌艺术的敦煌人民。”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早年间邵逸夫醉心于经商赚钱，而晚年的邵逸夫，对祖国、对人民，则有了更为深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008年，中国汶川发生了特大地震。邵逸夫与夫人方逸华在得知灾区学校遭到严重破坏、学生遭受严重伤亡之后，十分悲痛，立即向教育部表示，捐款一亿港币，与教育部相配合，为灾区师生重建校舍，使他们早日重返校园。教育部对邵逸夫和方逸华对灾区人民的关心和无私帮助，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感谢，并要求有关部门一定要按照邵逸夫和方逸华的意愿，帮助受灾学校早日重建校园，使灾区学生早日复课。
此消息在网上传开之后，各地网友纷纷留言，感谢邵逸夫的善举。并一一列举自己所在地的逸夫楼、逸夫医院、逸夫学校等，深深感念这位百岁老人为祖国做出的贡献。
2010年4月14日，中国的青海省玉树县，又发生了7.1级地震，死伤严重。邵逸夫与方逸华闻讯后，立即向玉树地震灾区捐资1000万港元，用于受灾学校的重建。教育部按照邵逸夫夫妇的意愿，积极配合青海省教育主管部门安排好此项善款，帮助受灾学校做好恢复重建工作。教育部部长特意致函感谢邵逸夫夫妇心系祖国、情系灾区、关心教育事业的义举。
邵逸夫的捐助不仅限于国内，美国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学府，都曾接受过他的捐助。1990年，邵逸夫向英国牛津大学捐赠了1630万美元，目的是帮助该校建立一个中国研究所。当时的牛津大学副校长理查德·索思伍德对邵逸夫这一举动评价说：这笔巨款的捐赠，将使中国问题的研究在牛津大学占有适当的位置。这对牛津大学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邵逸夫并非香港最有钱的人，却是香港富豪中屈指可数的大慈善家。从1985年起，他平均每年向内地捐赠一亿多元，用于支持各项社会公益事业。截至2010年玉树地震捐款1000万港元，邵逸夫已经累计向内地教育事业捐款41亿多港元，建设了大、中、小学项目5700多个，遍及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遍布全国各地的邵逸夫捐建项目，发挥着它们惠及众人的作用。
邵逸夫的一系列善举，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肯定，深为社会各界人士所称道。他曾多次受到各级领导人的接见，以表彰他对社会做出的贡献。
关于他对文教事业的支持，国家教委副主任腾藤曾说：“逸夫楼，均为学校校园内最好、最美的建筑，是师生理想的教学、科研场所，邵先生的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令人敬佩。”
原国家教委副主任韦钰说：“邵逸夫先生的捐赠，数目最大，项目最多，受益面最广，持续时间最长。先生对教育事业的一片深情将永远为人们所铭记。”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则称赞说：“邵先生多年如恒地对中国教育界与医疗界各阶层的慷慨捐赠是史无前例的壮举。”
邵逸夫本人，也因此获得了无数荣誉。
1974年，为了表彰邵逸夫对电影事业和公益事业做出的贡献，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他“皇家CBE”勋章。
1977年，英国女王册封邵逸夫为Kinght Bachelor爵士。邵逸夫是香港娱乐圈获此殊荣的第一人，整个香港都为之骄傲和自豪。当邵逸夫爵士从英国接受完册封回港时，许多人都在机场迎候他的归来。
1980年和1981年，他先后获得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颁予的荣誉法学博士及荣誉社会学博士称号。
1997年，中国政府文化部授予邵逸夫“文化贡献奖”。
1990年5月，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了一颗小行星，为2899号行星。为表彰邵逸夫在影视界取得的成就和他热心公益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中国政府特将此星命名为“邵逸夫星”。由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先生向邵逸夫颁发“命名证书”。
邵逸夫的无私捐赠，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和赞誉。美国旧金山市为表彰邵逸夫对该市的福利贡献，特将每年的9月8日命名为“邵逸夫日”。
为表彰邵逸夫对文化教育工作的热心和成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为邵逸夫颁赠了“石溪奖章”。
当越来越多的人享受着邵氏所带来的恩泽，体会着邵逸夫的博爱与奉献精神，这种种至高荣誉，邵逸夫是当之无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