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是党的最根本的思想路线。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极左思潮泛滥，这条路线被抛弃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坚持和发展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思想路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由此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一、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历史经验
思想路线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是一个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以什么样的世界观作指导的问题。我们周围的世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人们要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取得胜利，就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世界的客观规律。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因此思想路线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路线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他们综合人类认识史的优秀成果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创立了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哲学，既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全部实践活动，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恩格斯说：“我们党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经济、政治、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创造性地解决了俄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和策略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又以新的经验和认识成果，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使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路线更进一步趋于成熟。
中国共产党的科学的思想路线是由毛泽东同志最先确立的。他从参加缔造中国共产党的最初年代起，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从书本和上级指示出发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土地革命时期，他首次明确提出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他在1929年为古田会议写的决议中，就尖锐地反对主观主义的指导，认为这种指导，其必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目主义。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这篇历史性文献中，更加鲜明地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并且要求把这一论断作为党的正确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的基本口号，反复加以宣传和阐发。抗日战争时期，他为揭露党内错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的思想根源，深入钻研哲学问题，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光辉著作。这些著作一方面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另一方面也为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在延安整风中，他再次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观点和态度，用实事求是来揭破教条主义。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正是这样，党的“七大”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正式确立和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自此，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成为全党居于主导地位的思想路线。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继续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并开始在这一路线的指导下，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同志逐渐偏离了自己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指导思想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虽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本人都曾经数次努力纠正这种错误，但终因各种原因未能从根本上回到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直至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更是利用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望，鼓吹唯心主义天才论，颠倒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采用摘引片言只语、断章取义的方法，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任意肢解割裂，使科学的思想体系变成了脱离实践的僵化教条，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坏殆尽。粉碎“四人帮”后，本来是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大好时机，但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却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理论和政策，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观点，混同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当做判断是非的标准。这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仍然不能及时恢复，思想路线上的伟大转折仍然不能顺利实现，党还要在错误路线的支配下，在艰难曲折中徘徊前进。
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坚持和发展
“两个凡是”的推行给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设置了严重障碍。在反对“两个凡是”，要求恢复实事求是的斗争中，邓小平同志率先垂范，一往无前，发挥了最为卓越的作用。1977年5月，他在还没有出来工作的情况下，就直截了当地批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同年7月，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他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1978年5月，当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给予了热情洋溢的支持。6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他又详尽阐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或“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指出毛泽东同志历来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9月，他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又把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指出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实事求是。“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12月13日，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讲话中，他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紧密联系起来，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重大政治问题，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
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完全接受了邓小平同志会前的重要讲话，对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只有全党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问题，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这样，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坚持毛泽东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既反对了“两个凡是”的“左”倾错误，又反对了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右倾错误，使我们党在深受“左”倾思想、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长达20年的伤害之后，终于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条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全会后的一段时间内，邓小平同志在各种有关场合继续就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阐发。1979年7月，他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的讲话中，强调确立正确思想路线的重要性，指出“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1980年2月，他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这是邓小平同志对党的思想路线所作的第一次完整的表述。同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专门讲到了解放思想的问题，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在1980年3～6月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他先后发表了9次谈话，其中反复强调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实事求是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指出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和邓小平同志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一系列科学论述，既为我们党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重大决策，确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我们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形成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前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我们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所以能够实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发展，就是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的思想路线的转折，就没有此后党和国家生活中其他各个方面的转折，就没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就没有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所以说，实事求是不仅是我们党的最根本的思想路线，也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更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