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一直十分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人民军队的原则，认真总结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丰富经验，系统地解决了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中，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对人民军队建设的方针、原则、性质、地位、宗旨、任务和政治工作的原则、制度，都作了精辟的阐述。也正是在这些方针、原则的指导下，使得中国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迅速成长为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我国进入新时期以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1978年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军队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变和发展阶段。
邓小平指出：体制改革是一场革命，不改革，军队建设就没有希望。
他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总结我军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根据现代战争的新要求和我军建设的新特点，论述了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时期我军建设的一系列重要的方针原则，实现了我军建设新观念的转变。如：在建军的指导思想上，强调以现代化为中心，纠正了过去一度只讲革命化，忽略现代化的倾向；在教育训练上，把教育训练提到战略地位，克服过去只讲“精神原子弹”，忽视训练的倾向；在部队体制编制上，强调精兵政策，克服了过去人越多越好的观念；在培育人才上，提出了培养两用人才，坚持军地两用、军民兼容的方针；在武器装备上，提出了在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建设大局的前提下，尽量改善武器装备，把需要与可能结合起来等等。新时期的这一系列建军观念的变化和一系列具体的改革措施，为把我军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一、建设现代化的军队
军队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这是邓小平对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军队现代化是当今世界的大趋势，时代的潮流。现代战争，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化武器装备以及具有现代化军事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的现代化军人之间的激烈对抗。我们只有建设一支拥有世界第一流的精良设备，指挥灵便，训练有素，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现代化革命军队，才能适应未来的需要。
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是由人和武器系统构成的。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十分重视军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他指出：为了减少未来战争中不必要的牺牲，一定要把武器装备搞上去。他在分析我军武器装备的现状和发达国家军队相比时说：即使能够争取10～20年时间实现我军装备的现代化，那时我们同对方比起来，武器装备也仍然处于劣势。我们在前进，他们也没有睡觉嘛。他还指出，我们可以通过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
在这些正确指导思想的指引下，20年来，我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随着国民经济的振兴，国防科技工业的迅速发展，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加强。一大批新型火炮、坦克、步兵战车、飞机、舰艇、各种各类的导弹和一些新型电子、通信、工程、防化等装备器材陆续装备部队。陆军插上钢铁的翅膀；海军的武器装备向导弹化、电子化、自动化方向发展；空军也拥有大批国产银鹰。人民解放军的火力、突击力、机动力、防护力和快速反应能力都有了很大加强。
军队现代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人的现代化。邓小平说：“人才、干部，是事情成败的关键。”“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使好的比较年轻的干部早点上来接班。”《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指出：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要全面地正确地贯彻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干部“四化”的要求，打破了论资排辈的框框，打破了军兵种的界限，打破了机关和部队的界限，打破了院校和部队的界限，使新的军队领导班子显示出年富力强的新局面。
二、军队参加和平建设
1978年，邓小平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丰富的治国治军经验，通观全局，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争取较长的国际和平环境是完全可能的。
1985年6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从长期以来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移到和平建设轨道上来。充分利用今后较长时间内打不起大仗来的国际环境，在有步骤地加强军队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和提高军队素质，增强我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的前提下，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大局。
第一，在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过去，国防科技工业在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国防建设指导支配下，主要是全力以赴研制军品，基本上是和国家的经济建设相脱节，游离于国家的经济建设之外。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国防科技工业的设备、人员、科研和生产能力被大量闲置下来。为了使这部分生产力能够为经济建设服务，在保证完成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任务的同时，积极发展民品生产，面向社会，把大量的物力、人力和科技能力投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就成为新时期军队工业发展的主旋律。
1986年，军工部门的民品产值比例已占国防科技工业总产值的63%，平均每年上交国家的利税达12.1亿元，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提高近两倍；仅1984年，国防系统就向民用单位转移了8000多项技术。1985年两次技术交易会上，国防科技工业共拿出2万多个项目。在首届技术交易会上，国防系统的项目占总项目的一半以上，交易额占60%。同时，军工部门的民用产品转向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军品外贸，这已成为我国外汇的重要来源。
第二，国防科技工业的体制，也逐步由单一封闭型转变为军民结合型。所谓单一封闭型是指过去我国的国防科技工业基本上是封闭独立的体系，企业和科研单位大多是单一军品型的。随着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军民结合方针的全面贯彻落实，必然要求这种单一军品型的体制向军民结合型转变。所谓军民结合型，就是既搞军又搞民，一身二任，具有双重性，开始有计划、多形式的实行军民结合，并打破部门、行业和地区之间的界限，大力发展横向联系，形成多种形式的军民联合体，对内搞活，对外也开放。与此同时，国防科技工业的管理也由过去主要靠行政手段，过渡到建立综合管理的宏观调节体系，使国防科研、生产以及外贸等管理工作朝着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方面前进。
第三，军队运用自身的科技力量，参加国家建设，以智力助民的方式帮助群众发展经济，也是军队改革以来，军队参加和平建设的一项重要活动。在智力助民中，一项产品可以救活一个企业，一项技术开发可以闯出一条路子，一项论证咨询可以节约或增殖成百万、上千万的社会财富，一个规划的科学制度可以造福子孙后代。因此，智力助民，也是军队服务于国家大局的一个重要方面。
据统计，十几年来，国防科技大学每年都要派出教授、讲师为22个省市培训农业系统工程人才。湖南娄底地区应用先进理论于水稻规范化栽培技术，使接受这一技术推广地区的水稻亩产比历史上最高水平提高108斤。他们为湖南浏阳县制订的经济、社会、科技、生态平衡等全面规划，实施一年后，全县造林面积增加，质量上升，人口出生率下降，工农业总产值增加6000多万元，效益十分显著。国防科技大学应用力学系利用课余时间，帮助长沙市仪器厂转产信息技术的关键元件传感器，使这个一度濒临破产的百人集体小厂，生产出17个品种，307个型号规格的传感器，畅销27个省市，并应用到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的运载火箭试验。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仅以国防科技大学为例，自1981年起，在智力助民活动中，共完成地方交给他们的重大科研项目69项，转让科技成果74项，举办各类的培训班105期，培训技术人员117000人，为数百个单位提供技术咨询。类似这样的工作，部队的各种科研单位都有自己的记录。
此外，部队在国家大型的公路、铁路、水利等工程建设中都起到了突击队的作用。他们不仅提供了技术的支持、扶植，在人力、物力上常常也给予很大的投入。中国的军队，已经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支生力军。
三、裁军百万、精兵简政
军队进行精简整编，体制改革，也是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提高战斗力的一项重要保证。
邓小平从中国的国情、军情出发，首先提出为军队“消肿”的问题。1980年3月，他在《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一文中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还有，我们国家现在支付的军费相当大，这不利于国家建设，军队人员过剩，也妨碍军队装备的现代化。减少军队人员，有利于把省下来的钱用于军队的装备现代化上和国家的经济建设上。1982年7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军队目前的体制、领导方法、制度，不是那么好的，很繁琐。军委、常委、办公会议，然后几个总部。真正来说，就是加强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三总部的工作责任，上面有一个小的协调机构就行了。”1984年，他进一步指出，“即使战争要爆发，我们也要消肿。”
聂荣臻也指出，抓精兵简政和提高效率，是刻不容缓的问题，要扎扎实实抓下去。他说：“精简整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机构怎样组织得更合理，要明确什么任务，有什么组织，怎么分工，要多少人，编制要精干；另一方面必须提高工作效率，改进工作方法。”这些论述，为我军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如何具体搞好此项工作，军委坚持了四条原则，一是精兵的原则，即把部队搞精干；二是合成的原则，没有合成，就没有军队现代化，打不了现代化的战争；三是平战结合的原则，即既考虑到平时，又考虑到由平时转入战时；四是提高效能的原则，改变现在有些机构职责不明，分工不清，上下左右关系不协调。军委领导还强调，此项改革必须立足现在，着眼未来，认真贯彻以上的四项原则，并在这些原则指导下，适当压缩军队定额，精简机关，裁并重叠机构，减少普通兵员，淘汰陈旧设备，有重点地加强特种兵部队和院校，科研机构；缩小指挥机构平时编制和战时编制的差别，从编制体制上把诸兵种捏拢起来，努力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战斗力很强的现代化合成军队。
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1985年五六月间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不但从组织上、工作上解决了改革体制、精简整编，减少员额100万的问题，而且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我军建设的战略性转变。邓小平讲话指出，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这一判断和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观点，成为我军进行改革体制、精简整编的重要根据。
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1985年后，军队改革进入了新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撤销4个大军区，裁减军师团单位4000余个，若干兵种部队或并或改，2592个县市人民武装部划归地方建制。精简后，我军建设的规模更趋合理，以组建集团军、筹建陆军航空兵等为标志，军队的体制编制不断完善，揭开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新的一页。
减少如此多的员额，会不会削弱我军的战斗力？这正如中央军委领导所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改革体制、精简整编后，不但不会削弱战斗力，而且肯定会进一步提高战斗力。中国军队有决心、有能力保卫祖国安全，保卫四化建设，保卫世界和平。
中国军队成长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军队的强大主要不是完全取决于军队的数量，而在于军队的武器装备和指战员的军事、政治素质。在新的高、精、尖技术已广泛运用于军事、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的今天，军队只保持不至于给我们国家带来风险的一个适当数量，即能够保持平时应付局部武装冲突，实施自卫还击作战，完成好保卫国家边防、海防安全的任务；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能掩护国家完成战略展开，为战略扩编提供各类骨干力量等，这是非常科学的。而且，此次军队重大改革决不单纯是减人，而是通过减人、“拆庙”，理顺工作关系，调整机构设置、建立科学的制度，达到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机构精干，指挥灵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效率很高，战斗力很强的队伍的这样一个根本目的。
实践证明，随着这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军队改革措施的实施，我军的建设和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四、恢复和增建军事院校，搞好教育培训
“文化大革命”中，军队院校发展受到很大的损害，1969年，我军的125所院校被减少到43所，严重妨碍了干部的培训和部队的建设。
为了提高干部的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平，适应我军建设和战备的需要，1973年12月8日，由中央军委转发全军院校领导小组《关于全军恢复和增建41所院校的报告》，提出了恢复和增建军队院校的原则和方案，对学制、校址、编制、名额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报告》转发后，各有关单位因地制宜地先后把41所院校恢复和建立了起来。
1986年，《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教育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把院校教育真正摆到战略地位，实行全面改革，充分发挥院校的作用，为部队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在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中，抓住院校建设这一环，就抓住了军队建设的关键。邓小平也反复提出要好好办学校。他曾说，过去是在战争中训练，从战争中学习，而且那个学习是最过硬的。但是现在，即使有战争，不经过学校学习也不行，因为装备不同了。指挥现代化战争需要多方面的知识。他还说，宁肯少几个兵，少几个机关人员，也要把学校办好，让多一点人进学校。要从制度上考虑，从排长起，各级军官都必须经过军官学校的训练。邓小平还把院校作用形象地概括为“集体干部部”，并对办的学校提出三个要求：一是训练干部，选拔干部，推荐干部，就是各级学校的本身要起到集体政治部的作用。二是认真学习现代化战争知识，学习诸军兵种联合作战。不但高级干部要学，连排干部也要学，都要懂得现代化战争。三是恢复我军的传统作风，它包括艰苦奋斗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的作风。要在学校里培养这种作风，并把它带到部队，发扬光大。这些思想，都阐明了院校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指出了训练干部、选拔干部、推荐干部是院校的根本任务。也只有按照邓小平等人的要求，充分发挥部队院校的作用，才能加速干部队伍“四化”的进程。
1986年，中央军委又作了《关于军队院校教育改革的决定》，并提出“舍得拿最强的干部去办学校，舍得选送优秀干部进学校，舍得拿先进的技术装备给学校，该花的钱要舍得花”。在这些思想指导下，院校建设有了很大的加强。全军院校从1979年以来，为部队培养各级各类军官近百万人。这些具有良好政治素质和专业素质的人才，已经和正在成为新时期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
五、培养军地两用人才
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培养能军能民的有用人才，是我军建军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邓小平坚持并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我军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大力培养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军地两用人才”的战略决策。
1987年2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的通知，将培养军队和地方两用人才纳入为军队教育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也是新时期我军建设中出现的新事物，为加强我军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的新经验。
1977年12月，邓小平在军委会议上，分析了我军今后每年将有大批干部离开军队到地方工作，从军事战线转到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的新情况。他指出：“我们军队要搞得生动活泼些。只着眼于军队本身建设的需要是不够的，还要着眼于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的需要。”这里的这两个“需要”，就是两用人才的思想。他还指出：在军队的教育训练上要增加新的内容，“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就包括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使干部既学到现代战争知识，又学到现代科学知识和生产知识，还要学会做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这样，我们的军队干部既能在军队建设中发挥作用，到地方上也能发挥作用”。他还认为：“军队每年有上百万的战士复员，怎样使他们到地方工作更好地发挥作用，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对战士的教育训练要做到一兵多能。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技术，还要学点数理化，学点工农业知识，学点外语。”
邓小平提出的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思想，使我军教育训练增加了新的内容，是新的历史时期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针，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建军思想的重大发展。
军地两用人才指导思想的出台，全面地促进了我军建设和发展。有一段时间，一部分战士存在着“当兵吃亏”的思想。认为当兵减少收入，学不到技术，入党提干难，没有奔头，荒废了青春。部队基层干部也担心缺乏专业知识，转业到地方不受欢迎，因此“晚走不如早走”。这些思想都严重地影响着部队的建设。在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思想指导下，部队组织干部战士结合本职学习各种知识和专业技术，结果很快稳定了干部战士的思想。实践证明，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大大调动了干部战士安心服役、保卫祖国的革命积极性，从而开发了干部战士的智力，创造了物质财富，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这也成为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新途径。现在，全军学习科学文化的热潮已蓬勃兴起。
对于地方来说，部队每年上百万的复员战士和一大批转业干部，都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一些地区的民政部、武装部、劳动人事部、教育及其他有关部门合作开设了“退伍军人两用人才介绍所”、“退伍军人人才服务中心”等新型机构，负责对退伍两用人才的推荐、安排、扶持、再培养以及向部队提供人才需求信息等。他们采取“一个对口，六个渠道”的原则开展介绍推荐工作。“一个对口”，即对城镇退伍军人进行对口安置。“六个渠道”，一是扶持有专长的就地发展成为专业户、重点户；二是发挥他们的经营和技术专长，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联合办厂；三是支持他们离土不离乡，到集镇从事各种商业和社会服务业；四是介绍他们到技术力量薄弱的乡村企业当技术骨干；五是向城镇企事业单位推荐为专业技术人才；六是推荐他们中的优秀分子担任基层领导干部。
由于退伍的两用人才具备了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术技能，所以他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各条战线上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少退伍军人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企业的厂长、经理、企业家，有的还成为了发明家、科学家。据浙江省1985年统计，他们共开发使用退伍两用人才6995人，占当年接收总数的78.8%。开发使用后，退伍军人两用人才任乡、村干部的1051人，占开发总数的15%；安置进乡、镇企业的4309人，占开发总数的63%；扶持成为“两户一体”的620人，占开发总数的8.9%。目前，他们正活跃在城乡经济建设的“生长点”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山东退伍军人两用人才的开发使用率也达73%。
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培养军队和地方两用人才，也是顾全大局的问题。现在军队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工作做的不错，有成绩。从整个国家建设这个大局来考虑，军队培养两用人才，地方是欢迎的。军队培养两用人才的工作真正做好了，部队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就容易了。
与此同时，邓小平也反复强调，军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必须坚持“以军为主”的方针，把“军用”放在第一位。他明确指出：“要使我们的干部和战士，经过训练以后，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而首先是要把军队建设搞好。”为了坚持“以军为主”的原则，民用技术训练要从部队的实际出发，尽可能与军事训练、专业训练相结合，从而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有效地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在培养两用人才的过程中，要教育干部战士端正学习科学文化的目的，把增长才干的出发点主要定在为军队建设多做贡献上。
总之，目前培养两用人才已经成为部队教育训练的主要内容之一。把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两用人才与军事训练、政治教育等融为一体，使之有位置、有计划、有时间、有领导，使之趋向规范化、系统化和制度化已经成为我军建设的重要思想指导原则，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种军队建设的观念所带来积极效果了。
六、民兵预备役建设
以民兵、预备役部队为主体的国防后备力量，是我国国防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常备军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实力的主体，共同发挥着保卫祖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抵御外来侵略，遏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职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民兵、预备役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改革，目前已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后备力量体系。
民兵制度是我国的一项传统军事制度。新中国成立初，我国实行的是“普遍的民兵制度”，凡是适龄男性公民均有参加民兵的权利和义务。1953年前后，全国民兵总数约有4500万人。这一制度为当时实现由革命战争年代向和平时期建设的过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58年，民兵工作进一步扩大，全国掀起了“大办民兵师”的运动，但是由于缺乏具体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问题。1962年，毛泽东提出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的方针、民兵组织经过整顿，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效果。
“文革”期间，民兵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恢复了民兵优良传统教育。1978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重新修改和颁发了《民兵工作条例》。1981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民兵组织调整，大大减少了民兵数量，民兵的军事训练也缩小范围、缩短周期、减少时间、精减内容、突出重点、改进方法、提高了质量。
1984年，经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通过，颁发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这个兵役法的鲜明特点，就是后备力量建设方面，确立了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兵役法明确规定：凡18～35岁符合服兵役条件的男性公民，除应征服现役外，均编入民兵组织服预备役。基干民兵为第一类预备役，普通民兵为第二类预备役。为了完善预备役制度，兵役法还相应地作了一些补充规定：(1)进行预备役登记；(2)建立军官预备役；(3)对高级中学以上在校生实行军事训练。
1995年5月10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备役军官法》，同时，江泽民签署第48号主席令，公布了这部法律。《预备役军官法》共10章56条，包括总则、预备役军官的来源和选拔、预备役军官的职务等级和职务、预备役军官的军衔、预备役军官的登记和征召、预备役军官的培训、预备役军官的待遇、退役、法律责任、附则等。此法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
1996年4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评定授予预备役军官军衔工作的指示》，决定为全国预备役军官评授军衔。1997年1月1日起，被评定的预备役军官佩带军衔肩章、符号。
预备役制度的建立和各项法制的颁布、实施是我国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为新形势下，完善国家武装力量动员体制，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七、军事法制建设
我国的军事法制建设，由于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重视、努力，近20年来，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主要表现在：
(1)军事法逐步形成体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已制定了多层次，包括多方面内容的军事法。主要有：宪法中的军事条款、《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役军官服役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等20多个，由国务院、中央军委单独或联合颁布的《征兵工作条例》、《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军人优抚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等单行军事法规40多个。
此外，为了加强军队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央军委还颁布修改了一系列条令条例，例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工作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机要工作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密工作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审计工作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工作暂行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等等。
军事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改变了国防建设和军队工作中许多方面无法可依的状况，为依法治军提供了依据。
(2）恢复和增加了军队的法制机构。
军队的司法机关在“文革”中曾一度被放弃。1978年，军事法院和军事检察院相继恢复。1988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增设法制局，该局归口管理全军的法制工作。1989年2月1日，增设了解放军军事法律顾问办公室，负责全军的军事法律顾问工作的业务指导，还在一些团以上单位成立了兼职的或由军队具有法律知识的离退休干部组成的法律顾问处和法律顾问组。
(3)通过法律常识的普及，增强了广大指战员的法制观念。
1985年起，在全军进行普法教育，通过普法，全军官兵的法制观念逐步增强，军队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也得到了促进。
(4)“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原则初步得以实现。
在军队只要行为构成犯罪，无论是什么人，无论职位多高，官衔多大，都要受到法律制裁。
军事法制的建设和完善，为推动军队各方面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八、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建设
适应国家全面改革和整个军队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军队在加强和改进政治工作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
第一，端正了我军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
1986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新时期我军的政治工作，必须服务于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的性质，保证军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军队内部的团结和军政军民团结，保证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和各项任务的完成，动员和团结全体官兵把我军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这是对新时期我军政治工作基本指导思想的全面表述。
第二，把保证政治上永远合格，作为军队政治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
1989年底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军队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指出，“在新的形势下，我军在履行抵御外来侵略、保卫人民和平劳动职能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反‘和平演变’斗争的考验，面临着改革开放的考验，面临着和平环境的考验。要经得起这三个考验，就必须保证军队在政治上永远合格”。围绕“保证军队政治上永远合格”这一根本任务，军队要努力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一致；在任何情况下，都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定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严守纪律，保持部队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
第三，围绕提高政治素质，进行思想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和军委其他领导多次强调“要研究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战士的政治觉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很广泛，当前我军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和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保证官兵从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努力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江泽民同志关于搞好爱国奉献、革命人生观、尊干爱兵、艰苦奋斗等四个教育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深远的指导意义，是当前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
搞好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正确的原则和方法：(1)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增强教育的针对性。(2)要坚持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完整、系统、准确地灌输革命道理，注意全面客观地认识问题，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力戒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3)坚持疏通引导的方针，运用民主的、讨论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创造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教育形式。(4)坚持把思想教育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把课堂教育同课外教育相结合，把教育渗透于其他各项工作中一道去做。
政治思想工作，是我军从建军以来一直保持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军取得革命胜利和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保证，在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世界处于新旧交替，而国内社会主义改革也进入关键时期的今天，强调部队的政治建设和思想教育工作，无疑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
九、军民共建精神文明
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建设出现的新事物。
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
1981年2月，总政治部结合军队的特点，提出“四有三讲两不怕”（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讲军容、讲礼貌、讲卫生；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作为部队建设精神文明的要求。各部队在开展建设精神文明活动中，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和驻地人民群众共同开展建设文明村、文明街、文明镇、文明学校活动。
1982年11月，总政治部将军民共建活动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1983年4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解放军总政治部1983年工作情况报告》的通知中指出：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是军队建设中出现的新事物，是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基层进行综合治理全面建设的一种好办法，是改善和加强军政军民关系的一个好途径，也是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同年“八一”建军节前夕，邓小平又亲笔题词：“发扬我军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此，这项活动便在全国、全军广泛开展起来。
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成为促进军队革命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军官兵来自全国各地，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社会上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想必然会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部队，对部队建设产生各种影响。在共建活动中，战士们可以了解到群众的各种情况，也可以寻找各种问题的生动答案，因此军队群众工作的这一新发展，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新途径。
军民共建精神文明，密切了军民关系。如军队参加重点工程的建设，既可加快经济建设，又可为民造福。天津驻军引滦河水入津工程就是很好的实例。
在共建活动中，军民一致的光荣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又出现了军爱民、民拥军的生动局面。一方面，人民群众热爱子弟兵。1979年，广西、云南地区广大青年民兵提出：“部队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部队需要什么，我们就支援什么。”不少群众为了掩护战士，护送伤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另一方面，人民军队爱人民。军队也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在多次抢险救灾中，体现了子弟兵的本色。
且不说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人民解放军相继出动10余万人参加救灾。他们不顾余震威胁，攀危楼，顶断梁，挖废墟，争分夺秒，连续作战。许多战士的手指都挖断了，有的连续几天几夜不合眼。救灾期间，部队为灾区人民捐献出大批衣物、食品和建筑材料等用品，为唐山人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四川、陕西、辽宁、黑龙江、福建、广东等地区发生严重洪水灾害时，部队派出十万余人参加抗洪救灾，还支援了地方大批的救灾物资。
1987年5月，大兴安岭森林区发生特大火灾，部队迅速调集兵力，投入扑火抢险的人数近4万余人，连续奋战25个昼夜，扑灭了这场罕见的巨大火灾。
1990年7月，四川广元市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48个城镇、27万亩农田被淹，交通堵塞，通信中断。驻地官兵和民兵2.1万多人迅即参加抗洪抢险。指战员乘坐橡皮舟，从大树、房顶上救下群众4200人，抢救各种物资3万余吨……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群众说：“我们有灾难，就想到党中央一定会派来解放军。”
1996年，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要求深入持久地开展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军队要以军民共建为基本形式，为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在军队和地方的共同努力下，军民共建活动内容不断丰富，形式更加多样，规模也不断扩大，呈现出了新的水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军队建设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建军指导思想的转变，明确了新时期军事战略；精简整编使部队编组更加合理；教育训练、院校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和创新使部队在现代化、正规化方面又进了一步，军民共建精神文明又创造了新时期军民关系的新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