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以崭新的姿态发展对外关系。新中国成立30年中，我国确立了独立自主、广交朋友的方针。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确定了我们的依靠力量，争取和联合的对象，反对的主要敌人，成为我们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根据以上方针，新中国对外关系取得了巨大成就，先后出现了50年代初、1956年、1971～1974年三次建交高峰，基本上打开了外交工作的局面。新时期，我国外交又创新局面。
一、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面对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和需要，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在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继续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的前提下，对中国的对外政策做了一系列重大调整。从此，中国的对外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1)对时代主题的正确把握。
邓小平通过反复观察，对发展了的时代格局、演变了的世界局势及时作出了准确的分析。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作出了新的判断，指出有可能争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至少在本世纪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是完全可能的。与此同时，他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进入80年代以来，世界和平力量明显强于战争。一方面，尽管苏美两家搞军备竞赛，拥有大量先进的核武器，但始终难以突破军事均衡的态势，都尽量避免迎头相撞，两败俱伤。其他国家还没有打世界大战的力量。另一方面，苏美在全球的战略部署，一再受到牵制和打击，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障碍，一段时间来两国发动的局部战争，不但没有达到侵略别国的目的，反而以失败而告终，削弱了自己的力量。这也使得苏美两国不敢轻举妄动，贸然发动战争。最后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即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不但相继取得民族独立解放的第三世界国家成了和平的坚决拥护者，就是资本主义国家西欧、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等国家饱受战争的灾难，都不愿打仗，全世界人民包括美苏两国人民在内都不愿看到战争。
在此估计的前提下，中国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作为自己外交的根本目标。为此，中国积极参加了各类国际裁军的活动，并提出了积极的主张：核裁军的最终目标是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拥有世界最大核武器库的美国和苏联应该率先行动；所有核国家在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国家无论大小，都要按照公平、合理、全面、均衡的原则，实现有效裁军。
为推动国际裁军进程，中国采取了积极的实际行动。1985年中国宣布裁军100万。同时，还大幅度地削减国防开支，军事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在世界上是很低的。
在新旧格局交替的历史时期，世界上原有的一些地区冲突没有解决，又出现了新的争端。为此，中国提出政治解决地区冲突的主张：停止对别国的侵略扩张；一国内部的争端，应由本国人民自行解决；各国以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大局为重，相互尊重和谅解，寻求双方可以接受的途径解决。中国的上述主张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的支持和赞同。
在国内，在正确把握当今时代主题的前提下，确定了“和平”“发展”的战略方针，强调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认识到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对内进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这都是建立在对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的基础上的。
(2)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
建国初期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国同苏联结盟，采取“一条线”战略有其必要性。但是，80年代以来，苏美既对话又对抗，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已发展成为独立于苏美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世界多极化趋势明显加强。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同任何大国结盟，都既不利于国际形势的稳定，也有害于中国自己的发展。
我国根据变化了的形势，适时调整了外交战略，不同任何大国建立战略关系或结盟，也不支持任何一方反对另一方。对一切国际问题，都要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判断标准是看其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世界繁荣。
这一决策使中国坚定不移地加强了同第三世界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的团结合作，既有利于促进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又有利于保持世界的战略平衡，同时也使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朋友多，声誉高。
(3)与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发展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根据长期以来的外交实践经验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在继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采取了更灵活机动的策略。我国一再申明，只有超越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的异同，普遍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才能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增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这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丰富和发展，得到了国际上更广泛的赞同和支持。
(4)实行全面对外开放的政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作出了对外开放的决策。积极开展世界范围内的平等互利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他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他号召中国人民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国际交流两套本领，集中精力搞好内部建设。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面的。既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也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既对发展中国家开放，也对发达国家开放。同时，中国积极广泛地参加了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多边经济活动。采取多种多样的开放形式和内容，从扩大进出口贸易，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学习先进管理经验，进行人才交流，到吸收和利用外国资金，接受国外直接投资和建立中外合作经营、合资经营、独资经营的企业，到生产、开发、研究和设计。不仅合作进入第三产业领域，而且还积极在外投资兴办企业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逐步形成了一个由沿海到内地，由南向北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从1979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及后来的海南经济特区，到1984年大连、天津、秦皇岛等14个沿海开放城市，发展到1985年和1988年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等沿海经济开放区，90年代的30多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保税区，到沿边、沿江和内陆中心城市的开放，更发展到沿主要交通线地带和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开放。随着国际经济联系的层次和领域的不断增多，我国会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引导对外开放向高层次、宽领域、纵深化方向发展。
二、中国对外关系的崭新局面
中国对外关系政策的一系列重大调整，更加完善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争取到了发展自己的机会，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1)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处于建国以来的最佳状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大力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环顾四邻，我国已同所有邻国之间建立了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改革开放20年，我国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国的传统友谊，得以保持和加强，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同印度尼西亚恢复了中断23年的外交关系，同新加坡、文莱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排除障碍，实现了同蒙古、老挝、越南三个邻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结束了同印度相互冷漠的状态，改善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1992年8月24日与韩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同邻国存在的某些历史遗留问题不断得以解决，同老挝的边界问题圆满解决，同不丹、印度的边界问题取得重要成果。与此同时，我国积极地维护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积极参与了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推动地区性紧张局势朝缓和的方向发展，不断促进亚洲地区的繁荣和稳定。
在平等互惠、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我国同周边各国和地区建立和发展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经济合作，使亚洲地区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合作的最重要的地区。据统计，1995年中国与亚洲的全年贸易总额为1900.49亿美元，占中国全球贸易总额的60.5%。此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科技、文化交流也在不断加深。总之，一个相对稳定、交往密切的周边环境基本形成。
(2)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不断加强。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共同的稳定和发展的问题，具有共同语言，应该加强团结与合作。20年来，我国同亚、非、拉、南太平洋广大发展中国家保持和发展传统友谊，密切来往，友好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
中国同亚洲、非洲人民有着长期的传统友谊。中国支持非洲国家和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以及捍卫国家主权的斗争，支持他们发展经济，建设自己的国家，团结合作，自力更生，支持他们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和处理彼此之间的争端和冲突，支持他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谋求正当权益。同非洲国家的关系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先后与吉布提、津巴布韦、安哥拉、科特迪瓦、纳米比亚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加强了同坦桑尼亚、赞比亚、扎伊尔、刚果、加蓬、马里等国的传统友谊，改善了同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肯尼亚、塞内加尔、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关系。
20年来，中非的合作是多方面的，党际关系良好，中国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积极开展同非洲国家议会等机构的友好往来。彼此在国际事务中进一步加强合作，彼此之间的经贸合作呈现多样化的趋势，贸易额不断增长，进出口商品结构日趋多样化；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合作和交流进一步发展，签订文化合作协定，进行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合作；医疗卫生合作进展显著，尤其是中国援非医疗队数千名人员出色的工作成绩和热忱的服务态度，赢得了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评价。
西亚北非20多个国家历史悠久，友谊源远流长，各国在各自争取民族解放、维护国家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的斗争中，一向互相同情，互相支持。20年来，我国与该地区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面友好合作时期，先后同阿曼、阿联酋、卡塔尔、巴勒斯坦、巴林、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至此，中国已同该地区所有国家建交。中国同这一地区的国家建立了双边外交部官员不定期政治磋商制度，中国共产党和一些民族主义政党建立了友好联系，中国与该地区绝大部分国家开展了双边“友协”与民间友好交往，建立了一些友好城市如上海与卡萨布兰卡、北京与开罗等等。同时，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反对霸权主义，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中，中国与该地区国家共同努力；双方经贸关系在平等互利、形式多样、讲求实效、共同发展的原则基础上不断得以加强和巩固并取得新的进展；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也取得新成果。
西亚北非地区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着领土、民族和宗教等争端，加上美、英等国的插手，该地区矛盾复杂，战乱频仍，形势动荡，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主要热点地区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对该地区一系列重大问题采取了正确的原则立场。我国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正义事业。在两伊问题上，中国认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它们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应本着互谅互让，友好协商的精神，通过和平方式予以解决。中国反对伊拉克侵略、并吞科威特，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撤军，恢复和尊重科威特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政府；强调向中东地区出售武器最多的国家应承担特别责任和义务，支持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和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主张；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伊拉克武器核查问题等。中国对中东问题、两伊战争、海湾危机、中东军控以及伊拉克武器核查等采取的立场和主张，对促进海湾、中东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赢得了中东、海湾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广泛理解和高度赞赏。
1978年以后，中国同拉美的关系也出现了多渠道、多层次、官民并举、全面发展的新形势。80年代以后，先后同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安提瓜和巴布达、波利维亚、乌拉圭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高层往来不断，特别是1990年中国提出的促进中拉友好合作关系的“四项原则”、“五点建议”，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拉贸易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中国同拉美14个国家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979年中拉贸易额首次突破10亿美元大关，1991年超过20亿美元，现已突破50亿美元。此外，80年代以后，中拉双方相互在对方投资，创办合资或独资企业，开展经济合作。我国已有100家左右在拉美的非贸易性企业。1992年，中国首钢总公司通过投标，以1.2亿美元购买了秘鲁铁矿公司。在拉美，中、外方投资总额超过2.5亿美元，其中，我方投资超过2亿美元。与此同时，中拉各方面合作顺利展开。
在处理与南太平洋诸岛国的关系中，我国坚定不移地发展持久的友好合作关系，决不谋求任何私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与基里巴斯、瓦努阿图、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等4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加上70年代中期建交的斐济、西萨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3国，中国与南太7岛国的关系得到了全面的、良好的、稳定的发展。中国与7国分别签署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了双向“投资保护协定”，同马绍尔签署了“中马民用航空运输协定”，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签署了“文化合作协定”。中国还力所能及地向这些地区提供一定数量的无息贷款和无偿援助。与南太地区的4个独立岛国，也开始进行友好的接触。
(3)积极发展同东欧、中亚各国关系。
我国与东欧、中亚各国的关系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走过了一条复杂、曲折的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1982年中共十二大以后，我国调整了对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政策。提出双方平心静气坐下来讨论，通过共同努力，设法排除妨碍发展两国关系的障碍，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和睦邻友好关系。
从1979年开始中苏谈判，1982年就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进行磋商，1989年5月15日，实现了中苏最高级会晤，双方在北京发表了《联合公报》，声明中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国之间的一切争端，相互不以任何形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中苏这次高级会晤，标志着两国关系“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实现了正常化。
1982年，我国同东欧五国实现了党和党、国家和国家关系的完全正常化。从1983年起，中阿两国气氛趋缓，恢复了贸易关系，逐步认识到，意识形态的分歧不应妨碍国家关系，各方面的合作也随之加强。
80年代后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国内形势发生剧变。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相统一。1991年苏联解体，原苏联11国于12月在哈萨克斯坦首都正式签署了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简称“独联体”）的《阿拉木图宣言》。1991年以来，南斯拉夫原有的六个共和国中，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和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相继宣布独立，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组建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面对变化了的苏东各国，我国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根据本国情况选择自己的政治、经济制度，认为苏东各国发生的变化是它们的内部事务，我国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选择的原则立场，及时承认了独联体各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对东欧剧变后的各国，中国仍希望与之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扩大在政治、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根据变化后的新形势，我国进一步调整了对东欧的方针政策，其中心内容是：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平等互利、稳步发展。所以，在错综复杂而又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苏东各国与中国的正常关系继续发展，各领域的合作继续加深。
(4）同发达国家的关系全面发展。
巩固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是我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各方面有很大差距。但是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发达国家从各个时期的战略利益出发，从本国的经济利益考虑，不同程度地重视中国的战略地位和市场潜力；发达国家需要中国；同时，中国也需要发达国家，它们经济实力雄厚，科学技术发达，可以为我所用。而且，中国同发达国家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有别，可以相互合作、互为补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全面发展了同发达国家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
中国和日本在正确对待历史的基础上，1972年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标志着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日关系发展顺利。政治关系方面，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与日本最高领导人频频互访，推动了两国关系不断发展。两国还举行中日政府成员等各层次的会议、会晤，成立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等协商机构，及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日本是我国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的主要对象国之一。两国在友好合作、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断开辟新的合作领域。双方贸易不仅在数量和金额上继续保持增长势头，而且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在资金上日本向我国提供了政府三批贷款、能源贷款和无偿的援助，我国有关金融机构和企业也以发行债券等形式从日本民间筹措资金。在我国整个利用外资的国别构成中，日本一直居于领先地位。技术引进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此外，双方还进行了科技、文化、教育等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两国关系史上的重大发展。在这之后的十年里，两国关系经历了十年大体较为平稳的发展。两国领导人保持了互访和接触，对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各个具体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中美贸易一直呈发展趋势，经济技术合作进展顺利，各方面交往不断。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中美关系遇到严重困难。美国政府干涉我国内政，对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正常交往受到严重破坏。美国国会还通过反华法案，借人权问题大作反面文章。1990年下半年以来，中美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中美关系始终存在着困难和障碍，其中突出的问题是台湾问题、所谓人权问题和西藏问题等。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美国克林顿总统决定翌年访华，后又决定提前于1998年6月访华，标志着中美关系走上了新的阶段。看来，只要双方格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就能排除障碍，不断推动改善两国关系的进程。
70年代中期特别是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同西欧在政治、经贸、科技和文教等各个领域的互利合作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发展。双方高级领导人基本上每年都有互访，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欧洲议会建立了友好关系，互相往来；1983年，中国与欧共体建立了定期政治磋商制度。1978年以来，中国与欧共体的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据中国海关统计，1991年中国与欧共体12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51.41亿美元，是1978年的4.6倍，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1.2%。其他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也不断加强。1989年之后，欧共体也参与了对华制裁，损害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但近十年来，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尽管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关系逐步得到恢复和改善，各方面的合作趋于正常。
此外，中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更加活跃和富有成效的时期。
三、广泛开展多边外交
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还表现在其广泛开展多边外交。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是一百七十多个国家进行全球性外交活动和国际合作的中心。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20年来，中国逐步创造和具备了积极开展多边外交的主、客观条件，继而开创了如今受到各方重视、活跃于国际舞台的前所未有的好局面。今天，在一切重大国际问题上，中国都是重要的参与者和影响者；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在国内外进行的多边外交活动，参与国际问题的讨论，加强多边领域的合作；中国参与多边外交的领域，从政治、安全逐步扩大到了经济、裁军与军控、社会发展、人权、环境等各方面，各方面合作越来越富有成效。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