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龄，今山东淄博市人。自幼聪明好学，博览群书，很有抱负，是辅佐唐太宗李世民开创天下的第一功臣，相位长达22年。是唐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宰相。他睿智多谋，运筹帷幄，协助李世民一统天下，登基皇位。立下特大功勋。贞观时期，辅佐李世民选贤立政，审定法令，又建树卓越功勋。唐太宗把他比做汉代的著名宰相萧何。
1．雄心壮志，辅主建业
房玄龄，字乔（《旧唐书·房玄龄传》作“房乔字玄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作“玄龄字乔松”，《新唐书·房玄龄传》与《房玄龄碑》均作“房玄龄字乔，今从《新唐书·房玄龄传》）。生于北周武帝宣政元年（公元578年），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人。父亲房彦谦，通涉五经，富于辞辩，文笔恢廓闲雅，在隋朝做过司隶刺史。他一生为官清廉，为人善良。所得俸禄，常周济穷困亲友，因而家无余财。他曾对房玄龄说：“人皆因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隋书·房彦谦传》）
隋文帝时期，风华正茂的房玄龄跟随父亲到京都长安，当时的长安表面呈现出。一派太平景象，一般人认为这是隋朝国运亨通、长治久安的象征。但房玄龄不这样看，他以敏锐的政治头脑，深邃的观察能力，透过假象看到了隋朝的腐朽和内部矛盾。他偷偷地对父亲说，隋文帝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德，专靠欺骗百姓支撑天下，他们混置嫡庶，使兄弟争夺皇位，互相倾轧。而那些后妃贵戚，竟崇淫侈，将来他们一定彼此残杀，很难保全国家，现在好像清平无事，但亡国之日翘首可待。房彦谦听儿子这番惊人议论，非常惊惧，叫他不要乱说。
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十八岁的房玄龄，深受吏部侍郎高孝基赏识，高认为他将来“必成伟器”。不久，父亲去世，房玄龄调任隰城县尉。房玄龄对在隋朝做官毫无兴趣，正好因事受连累而被革职，便徙居上郡。
隋朝末年，隋炀帝的残暴统治，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其势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由局部地区发展到全国，形成震撼天下的农民大起义，隋朝统治者已很难应付这种局面。房玄龄见中原已乱，虽然有忧天下之志，但并不想参加农民起义军，而在观望，等待时机。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太原留守李渊和他的三个儿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见隋的统治已在农民军的沉重打击下濒临灭亡，便趁机打起反隋旗帜，在太原起兵，率军三万，进发关中。横渡黄河后，兵分二路，一路由李建成带领军队镇守潼关，以防隋军从东方救援，一路由李世民率军向西挺进，很快就占领了渭北，从而逼近长安。李渊父子反隋甚得民心。因而关中吏民归顺者很多，声势日益强大。
正是这个时候，在政治上极为敏感的房玄龄，见李渊父子有定天下之大志，便毅然至渭北军门，拜见李世民。李世民渴求贤才，正在收纳英才，一见房玄龄到来，有如久别的故人，当即拜任房玄龄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引为主谋。房玄龄喜遇知己，因而竭心尽力，知无不言。
同年十一月，李渊军队攻下隋都长安。次年五月，李渊灭隋，做了皇帝，国号唐，改元武德，是为唐高祖。武德元年六月，立李建成为皇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李世民拜任房玄龄为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
李渊在长安建立唐朝政权以后，便以关中为基地，开始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李渊命李世民挂帅，向地方割据势力和农民军展开进攻。房玄龄随同李世民转战各地，运筹帷幄，取得节节胜利。
李世民消灭了各种势力，为唐朝的统一，立下了赫赫战功。房玄龄为李世民运筹帷幄、策划统一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统一战争中，唐军每攻克一城，诸将都争相掠夺府库里的珍宝财物，而房玄龄独不然，他有远大的政治眼光，把人才视为无价之宝，每到一处，就搜寻当地有才华的文官武将，和他们结为朋友，千方百计地把他们吸收到秦王府来，使这些人誓死效劳李世民，从而大大地增强了秦王府的实力。
房玄龄在秦王府做记室，处理大量有关军事、政治文件，撰写许多军书、表奏，而且写得“文约理赡”，又好又快，甚至在马上即能完成。他文思敏捷，才华出众。高祖李渊看到他撰写的表奏，极为赞赏。
在统一战争中，随着李世民的军功日益显赫，声望日益增高，他的政治野心也日益升级，逐渐产生了夺取皇位的念头。
唐王朝统一全国后，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为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逐渐加剧和表面化了。李建成联合齐王李元吉，向李世民步步进逼，而高祖李渊又偏袒李建成。房玄龄已觉察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便和比部郎中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国。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长孙无忌也有同样忧虑，并把房玄龄的话告知李世民。李世民深为所动，便召房玄龄共同议事。房玄龄说：“大王功盖天地，当承大业；今日忧危，乃天赞也，愿大王勿疑。”房玄龄与杜如晦共劝李世民尽快诛杀李建成和李元吉，以成大业。但李世民仍在犹豫之中。
李建成和李元吉为除掉李世民，决意首先翦除秦王府的勇将和谋士，想尽办法要把他们拉到自己这方面来。开始，他们对秦王府的勇将采取以金银宝器收买、好言拉拢的办法，但是没有成功。后来又使用暗杀、下狱、调离等手段，也未得逞。李建成认为，秦王府的谋士中，最可怕的是房玄龄和杜如晦二人。于是，李建成便在李渊跟前极力中伤房、杜二人。李渊偏听偏信，便下令把房玄龄和杜如晦赶出秦王府。无疑，这对李世民是非常不利的。
武德九年夏，李建成和李世民的矛盾已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李世民为筹谋大计，派人偷偷地把房玄龄和杜如晦召进秦王府，进行周密的策划。六月四日，李世民先发制人，暗中在玄武门设下伏兵，射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取得“玄武门之变”的成功。
“玄武门之变”后，李渊只得立李世民为太子，并把军国大事完全委托给李世民处理。李世民拜任房玄龄为右庶子，七月，又提升房玄龄为中书令，做了宰相。八月，李渊把帝位传给李世民，李世民即皇帝位，改年号为贞观，是为唐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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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裁减冗员，选贤任能
李世民继位后，由房玄龄出任宰相。房玄龄选才用人，常是德才兼备。贞观元年，房玄龄果断地进行在职官员裁员，并视人之长，量人之才，因才授任，房玄龄选官，宁缺勿滥，不授人以柄，这样，大大节省了国家的财政支出，相对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随着统治地位的稳定，贞观之治也随着呼之欲出了。
李世民即位后，对群臣论功行赏。以房玄龄、杜如晦等五人功居第一，进爵邗国公，实封食邑一千三百户。唐太宗对房、杜这样高的封赏，引起太宗叔父淮安王李神通极大不满，认为自己举兵关西，首应义旗，理应功居第一，现在反而叫房玄龄、杜如晦这些刀笔吏抢到首功，心中实在不服气。太宗面带笑容对淮南王说：“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但是“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余烬，叔父望风奔北”。而“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太宗还把房玄龄比做汉之萧何，说“汉之萧何，虽无汗马之劳，但他为汉高祖出谋划策，统一天下，所以功居第一”。淮南王李神通这才面愧而退，众皆悦服。
贞观三年二月，改任房玄龄为左仆射。唐初左、右仆射均为宰相。贞观十七年四月，加太子太傅知门下省事。七月，因母丧罢，同年十月起复，仍知门下省事，继续为相。
房玄龄做宰相后，裁减大量冗员。唐太宗对房玄龄说：“官在得人，不在员多。”“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命房玄龄并省官员。贞观元年，房玄龄根据唐太宗的诏令对在职官员进行大量裁减。在唐高祖李渊时期，政府究竟有多少官员，史书无记载，不得而知。但从史书某些记载中可以看到，唐刚建国时，读书人因受战乱严重冲击，都不愿出来做官，因此当时政府官员较少，不能满足恢复和发展的需要。为补充政府官员，吏部便派人到各州遴选，“选人至省，便拜官职”，据说当时赴省选者有七千余人。这样，官员数量就急剧膨胀起来，机构当然也就庞大了。唐太宗即位后，以隋为鉴，决定改变这种状况。经房玄龄裁减后，只留文武官员六百四十三名，精简人数是很多的。地方行政机构也随之裁并，根据地理位置的划分，全国设十道，三百余州。应当说这是贞观初年一次很大的改革。
房玄龄不仅果断地裁去大量冗员，更善于因才授任、选贤任能。应当说，这和唐太宗重视选才用人分不开的。唐太宗认为：“致治之术，在于得贤。”他确定宰相的首要职责是贤才求访，曾对房玄龄和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并敕令把宰相所提负的具体政务交给左右丞处理，以便宰相能集中精力处理大事和拣选人才，从而为房玄龄选贤任能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房玄龄选贤用人可贵之处，在善于视人之长，量人之才，随才授任。早在秦王府时，他发现杜如晦聪明识达，有佐王之才，就向秦王李世民推荐：“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不可。”李世民大惊曰：“尔不言，几失此人矣！”于是李世民开始重用杜如晦。自此以后，杜如晦辅佐太宗，功勋卓著，成为与房玄龄齐名的贤相。
房玄龄选才用人，既重才又重德。他推荐的李大亮，不但文武全才，而且品德优异。据史书记载，大亮不仅关心百姓疾苦，而且放遣赐予他的奴婢。他为官清廉，生活俭朴，竭心奉公，甚至“每当宿值，必通宵假寐”。太宗十分放心，对他非常信赖，故太宗每有巡幸，多令居守。太宗拜任李大亮为左卫大将军、兼领太子右卫军，又兼工部尚书。李身居三职，甚为太宗所器重。
房玄龄选官授职，也很注意卓有文才的读书人，经他推举的薛收，文才横溢。太宗召见时，“问以经略”，薛收“辩对纵横，皆合旨要”。太宗征伐时的檄文、捷报，多出于薛收之手，而且“言辞敏速，还同宿构，马上即成，曾无点窜”。可惜薛收只活了三十三岁。太宗悲叹地对房玄龄说：“薛收若在，朕当以中书令处之。”
房玄龄选官进仕不计出身，只要有才能，即使贫寒之士，亦随才取用。他荐举的张亮，“素寒贱，以农为业”，但“倜傥有大节”，有智谋。后被重用，官至刑部尚书，参预朝政。但这个人并无胆气，无将帅之材。房玄龄只用其所长，并不“以备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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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律作礼，纳法行纪
房玄龄知道隋朝覆亡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严明的法纪，因而贞观时期以法和礼为依据，制定出《贞观新礼》一百三十八篇，从而为唐的礼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贞观二年，房玄龄开始定律作礼，进一步加强唐王朝的封建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