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建都于长安，洛阳是它的东都。从唐高祖至高宗，均以长安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但是武则天登上帝位之后，除了长安元年（701）十月到三年十月这段时间住在长安以外，其余时间一直住在洛阳。
据史料记载，武则天于684年9月改嗣圣元年为光宅元年，并且“改东都为神都，宫名太初”。改东都为神都，无疑是想抬高洛阳的地位；而“太初”则意味着一切从新开始。与此同时，武则天又在洛阳立武氏七庙。688年2月还在洛阳建立了明堂。七庙是古代帝王权力的象征，明堂是帝王举行祭祀、朝会、庆祝各种大典的场所。武则天把七庙和明堂建在洛阳，无疑是想要以洛阳代替长安了。此外，691年7月，也就是武则天登上王位还不到一年的时候，就把关内十万户居民迁到洛阳。至此，武则天要以洛阳为全国新的政治中心的用意已显露无疑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她长住洛阳，并以洛阳代替长安呢？
有一种说法来自于传统史书的记录。《资治通鉴》和新、旧《唐书》等史书上都记载，武则天曾与王皇后和萧淑妃争宠，王、萧失势被囚，高宗恻然伤之，对二人表示即将重新处置。武则天知道后，令人杖二人各一百，截去手足，投于酒瓮之中，还骂道：“令此二妪骨碎。”二人数日后死去。此后，武则天便经常在梦中见到她们“被发沥血如死时状”。为了摆脱恶梦的困扰，她先是移居蓬莱宫，但眼睛前面还是经常出现两人身影，不得已，就直接迁居到洛阳。这种说法自司马光开始已流传了很久，但是它看似顺理成章，却有许多漏洞。
首先，武则天常住洛阳并把洛阳作为政治中心，是高宗死后的事，距离王、萧二人之死有20多年了，把二者联系起来成为因果关系，不免有些牵强。其次，就武则天一贯的行为和性格来看，她不像是那种惧怕厉鬼报复的人。移居洛阳之后，她也没有少杀人，有学者甚至认为她杀人杀得“手滑”。因此，史书的说法难以成立。
另一种说法认为，武则天之所以长期住在洛阳，“无非为其曾在长安出家，避洛阳可以纵情荒淫享乐起见”。这种说法也有待商榷。因为武则天先后任皇后、皇太后和皇帝，她的一举一动均受人瞩目。她要享乐也好，要掩盖曾在长安出家为尼也好，简单地靠迁居洛阳的方式并不能掩盖过去。更何况徐敬业起兵时，骆宾王起草的檄文中就有“洎乎晚节，秽乱春宫”的词句，可见她的过去早已为天下人所共知，再怎么迁都也于事无补。至于她要享乐，就更不用避人耳目了。且不说薛怀义、张易之、张昌宗为其面首一事是否属实，光看武氏的作风，她在平定叛乱和治理朝政上，手段之强硬与任何一位男性帝王相比，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如果她要贪图享乐，还会惧怕舆论的制约吗？
有人认为武则天长住洛阳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早在隋炀帝时，留在东都的时间比长安为多。入唐后，唐太宗曾三幸洛阳。其时关中屡遇天灾，农产品供应不足，所以帝王往往移居洛阳，等到关中农产丰收，然后再回到长安。唐高宗曾七次到洛阳去，也主要是这个原因。至武则天，干脆就长住洛阳了。长安的运输远不及洛阳来得方便，而洛阳地处南北运河的中点，交通漕运便利，因此洛阳得到武则天的看重固然不排除有政治及帝王私欲上的原因，但主要是因其经济地位决定的。
还有一种说法，较前面几种而言更为新颖，即认为武氏迁居洛阳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她的目的在于改朝换代，以周朝代唐朝。在封建社会以男子为中心的传统继承制度的局限下，一个女人要夺取王位，做真正意义上的皇帝实属不易，而武则天先后作为皇后、皇太后、皇帝，这一路走来更是比男人多了几分尴尬。虽然她最后成为了一国之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作为李氏之妇，其子为李氏之后，她和李氏之间始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无法改变“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传统思想和以男子为中心的帝位继承制度。她不能与李唐皇朝彻底决裂，不论是贬低或是抬高李氏王朝对她都是极为不利的，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她只能选择另起炉灶，建立新的政治中心，这样一来，既不会侵犯李氏在长安的原有地位，也显示了武氏在洛阳的另一番至高无上。无疑，这一举动对于协调李氏和武氏的矛盾也是有利的，显示了武则天的政治才能和智慧。
更有一种观点认为，武则天长居洛阳的原因是高宗时期开始的独特的军事和政治原因造成的。高武时期周边地区军事形势较初唐有很大变化，唐朝与东北方、西方、北方的战事不断。唐高宗为了便于指挥与高丽的战争，多次来到洛阳。与吐蕃发生战争后，唐朝面临着东西两条战线，高宗就在两京之间来回奔走。从当时实际来看，洛阳正好位于全国几何中心的战略位置，较之长安更加便于应付各方的种种战事。武则天上台后，在制度上标新立异，别立系统，政治原因遂成为与军事原因并行不悖的长驻洛阳的又一原因。她想抛弃长安，摆脱李唐王朝的大本营和政治、礼仪氛围。当高宗死后，她连高宗西葬都不愿回长安一趟。
那么，武则天要另外建立一个政治中心，她为什么不选别的地方，而是偏偏对洛阳“情有独钟”呢？持这种观点者认为这是由洛阳自身的各方面条件所决定的。
长安处于关中平原的中部，虽然土地肥沃，农业生产比较发达，但是由于它屡屡为各朝代的都城，城市人口日益增多，所以随着时间推移就很难满足自己城内的粮食需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早在西汉年间，政府就大力发展漕运事业，然而由于路途的遥远，加上三门峡一段的黄河河道狭窄，多暗礁，所以漕运要付出很大代价，往往得不偿失，而位于三河交汇中心的洛阳却与长安截然不同，洛阳尉杨齐哲曾在给武则天的奏书中称洛阳“帑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行，地当六合之中，人悦四方之会”。可见，当时洛阳在经济发展上的条件的确优于长安。
自古及今，洛阳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它具有经济和军事两大方面的优势，历代帝王都对它非常重视。汉高祖称道：“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隋炀帝也说洛阳是：“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这一切都说明洛阳在帝王心目中的地位，实际它具备了作为一个都城的条件。到了武则天，她特别青睐洛阳，把洛阳作为新的政治中心，应该说是不足为奇的。武则天之后的中宗、玄宗等。又将神都改成东都，重新回到了长安，洛阳的重要性之后渐渐失去，从这点上看，武则天长驻洛阳可能是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人物的特殊举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