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蒋介石在南昌设下总司令部，作为他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大本营。他抗拒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武汉的决定，提出“迁都驱鲍”（指鲍罗廷），截留路经南昌前往武汉的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公开宣称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妄图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完全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在鲍罗廷的主持下，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联合起来同蒋介石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蒋介石被迫于1927年2月8日在南昌作出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到武汉的决定。
此时的蒋介石，对于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来说，已是尾大不掉。
北伐战争开始后，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蒋介石为实现个人军事独裁的目的，大肆扩充自己的实力，羽翼渐丰：在军事实力方面，北伐出师前，蒋介石的嫡系只有6个师，在全部的8个国民革命军中他只占1个军。但在北伐中，国民革命军已发展到40个军，其中大部分是蒋介石收编的军阀部队。蒋介石向武汉国民政府妥协，只不过是缓兵之计。他还不想在这时就公开叛变革命，而是准备继续向南京、上海发展，等到攻占东南沿海的富庶地区，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联成一气之后，再向革命力量反扑。
蒋介石虽然在迁都的问题上向武汉国民政府暂时作了妥协，但却从此开始了对工农群众进行血腥的屠杀。
1927年1月，蒋介石指使张静江、陈果夫等占据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及许多县党部，又用国民党省、县党部的名义，派出大批流氓充当所谓“农民运动特训员”，到处勾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组织假农会，摧残和镇压农民运动。同时，又指使爪牙组织反动工会和反动团体，破坏革命的工会和群众团体。
3月6日，蒋介石指使党徒杀害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
3月16日，蒋介石命令其爪牙以武力解散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通缉市党部执监委，解散江西省学联会，封闭国民党左派的《贯彻日报》社。AB团⑾公然举着反革命旗帜，在南昌街头呐喊。
3月17日，蒋介石在九江派其爪牙，纠合青红帮流氓在街上大叫“新军阀万岁”“蒋总司令万岁”“打倒赤化分子”等口号。围攻和捣毁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总工会、第6军政治部，杀害市党部3人、总工会干部1人，重伤第6军政治部干部9人。当工人组织纠察队准备解除暴徒武装时，蒋介石即派大队卫士镇压，把工人纠察队捕获的流氓数十人全部劫去，并以“保护”为名，调兵强占了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当晚，蒋介石即设立戒严司令部，准备镇压工人的罢工。
3月20日，蒋介石到了安庆，又利用流氓组织所谓“安徽省总工会”。23日，安庆市召开“欢迎蒋介石总司令”的市民大会，蒋介石以每人大洋4元的身价，收买流氓组成了百人敢死队，准备在召开市民欢迎大会这天举行暴乱。许愿敢死队员在杀害革命者时，受轻伤者赏大洋100元，重伤者500元，丧命者1500元。就在这天，这些流氓和青红帮党羽，捣毁了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安庆市党部、省总工会筹备处、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安庆市妇女协会等革命机关团体，文件什物，被抢劫一空，并打伤职员和省代表大会代表数十人。
蒋介石一路大肆屠杀革命人民，于3月26日到达上海，立即向帝国主义表示：“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帝国主义对这个手握国民党党、政、军大权的蒋总司令十分欣赏，表示愿以全力支持，答应驻上海的3万多外国侵略军帮助蒋介石。上海买办阶级也给蒋介石提供了1500万元的反革命政变经费，并预定在大屠杀之后，再送3000万元巨款，作为蒋介石建立反革命政权的资本。得到蒋介石资助的以黄金荣、杜月笙为头子的反动帮会流氓势力，组织了“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会”等黄色工会，也答应听候蒋介石调用。蒋介石在取得了帝国主义、江浙财团和流氓地痞的支持以后，进一步加快了叛变的步伐。
1927年4月1日，蒋介石完成了叛变的部署，下达了反革命政变的命令。命令第1军刘峙的第2师在当天晚上行动，包围上海闸北工人纠察队，收缴其枪支。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蒋介石意料之外的事情，改写了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
因“中山舰事件”被逼走海外的汪精卫，以“病假”为名在欧洲流亡了一年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及广大工农群众发动的“迎汪回国复职”运动中，从欧洲经莫斯科，于4月1日回到了上海。蒋介石为了敷衍汪精卫，暂时撤销了反革命政变的命令。
就在蒋介石磨刀霍霍之时，陈独秀居然和汪精卫于4月5日发表了一个《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公开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辩解：“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决议，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并要求革命人民“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商协，开诚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这个《宣言》掩盖了蒋介石策划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解除了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应付突然事变的思想武装。
4月11日，蒋介石在南京密令：“已克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并调集了大批军队，准备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当天晚上，上海青红帮头子杜月笙以“上海工界联合会”、“中华共进会”的名义，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赴晚宴，将汪骗到杜宅杀害，致使上海工人运动失去了一位重要领导人。后来，杜月笙的门徒曾夸耀说，蒋介石能在上海顺利清共，我们杜老板是立过首功的。
4月12日凌晨1时，上海青红帮流氓、特务，每人发大洋10元，全副武装，身着蓝色短裤，臂缠“工”字符号，冒充工人，自法租界乘多辆汽车四面出击，从1时至5时，先后在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仓猝应战，双方发生激战。事先早已埋伏在工人纠察队周围的蒋介石的反动军队，趁机借口“工人内讧”，冲出收缴“双方”的枪械。当时工人纠察队牺牲120人，受伤180人。蒋介石的反动军队占领了上海总工会，并把由流氓、党棍组成的“上海工界联合会”改名为“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盘踞了总工会会址，配合蒋介石的军队破坏了总工会所属的各工会，拘捕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帝国主义信守助蒋反共的诺言，当天派出侵略军在租界内外疯狂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达1000余人，交给蒋介石。
4月13日上午10时，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会后整队去周凤岐的第26军第2师司令部请愿。参加请愿的约10万人，其中有许多女工和童工。第2师司令部已经接到蒋介石下达的屠杀密令，早有布置。当请愿队伍走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第2师司令部即命令士兵用机关枪向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疯狂扫射，当场有百余人惨遭杀害，受伤者无数。当时天降大雨，宝山路一时血流成河。同时，在南市游行的工人也遭到反动军队的屠杀，死伤数十人。
从4月12日至15日，工人被屠杀300余人，被捕500余人，逃亡失踪5000余人，上海变成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血腥统治的世界。深受工人群众爱戴的领导者、优秀的共产党员赵世炎、陈延年、汪寿华等，就是在这时先后英勇牺牲的。这就是蒋介石一手策划、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接着，国民党反动派又在广州进行了反革命的大屠杀。4月15日凌晨2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和警察，包围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和东山的苏联顾问住宅，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武装。所有的革命工会、农民协会及革命学生、妇女组织都被查封。2100余名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被逮捕、屠杀，优秀共产党员肖楚女、熊雄等惨遭杀害。
继上海“四·一二”、广州“四·一五”反革命屠杀之后，蒋介石在其统治下的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和汕头等地也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与此同时，北方军阀也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4月6日，占领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搜查苏联大使馆，逮捕了苏联外交人员和在使馆避难的李大钊等60余人。4月28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党的北方区书记李大钊等20人，壮烈牺牲在敌人的绞刑架下。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发出了挽救革命的紧急指示，提出坚决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吸收更多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以保卫和发展革命。陈独秀竟然扣留了这个指示，不让全党知道。党内许多同志纷纷建议坚决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陈独秀却拒绝了党内这些正确建议。6月30日，在他把持的党中央扩大会议上，不仅不研究挽救革命的措施，反而通过了他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的所谓“十一条决议”。决议彻底放弃了革命领导权，企图以投降的让步拉住汪精卫。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为了利用汪精卫的威望和野心，保持和国民党的联盟，背着中共中央，把共产国际发来的电报拿给汪精卫看，给汪精卫叛变革命提供了借口。结果，使汪精卫更肆无忌惮地煽动“分共”。
7月14日晚，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了叛变计划。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悍然举行“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蒋汪合流，公开叛变了革命。接着，在“宁可错杀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全国陷入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共产党员由大革命时期的6万人减少到不足1万人。党内在思想上也出现了一些混乱和消沉，一些在革命高潮时参加党组织的不坚定分子，对革命产生怀疑，开始动摇，甚至变节。工会会员由280万人减少到3万人，工人斗争由进攻转入防御。农民抗租抗税的斗争虽然不断发生，甚至爆发了武装起义，但多数以失败告终。在革命阵营里，不仅民族资产阶级附和了蒋介石的反革命，很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上层分子也因动摇而脱离了革命。革命的主力只剩下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只剩下共产党。整个阶级力量的对比，革命力量明显的处于劣势。总之，一切情况表明，中国革命已由高潮转入了低潮。
§§§第五节转变并非突然萌发的念头
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组建自己的军队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没有牢牢掌握住枪杆子，在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向人民发动突然袭击时，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⑿“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⒀这些千真万确的真理，是在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付出了高昂的学费后才认识到的。
然而，中国共产党内不少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大革命尚未失败之前，甚至在大革命正蓬勃发展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了抓枪杆子的重要性，并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只是由于党当时还很幼稚，党内上层领导职位被陈独秀等投降主义者把持，一些正确的主张和种种努力不能在全党范围内发挥主导作用。
从参加创办黄埔军校开始，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加强军事工作的重要性，并着手为组建自己的武装队伍作准备。
1924年，当孙中山筹办黄埔军校时，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党组织推选一批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报考军校。至1926年10月，军校培养出的4000多名毕业生中，有许多是共产党员，其中包括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已经很有影响的徐向前、蒋先云、许继慎、周逸群、赵自选、胡焕文、刘志丹、卢德铭、陈赓等人。
为了培养革命的军事骨干，中国共产党派出了优秀干部周恩来、熊雄、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等先后到军校担任负责人，使军校的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黄埔军校创办后不久，一些共产党员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的尝试。1924年11月，在周恩来和陈延年的具体指导下，组建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铁甲车队由共产党员徐成章、廖乾吾、周士第、赵自选、曹汝谦等分别担任队长、党代表、副队长、军事教官、政治教官之职，并建立了党小组。它名义上隶属于大元帅府，实际工作和活动却直接受中共两广区委和周恩来领导。这支革命武装在支援广东工农运动和讨伐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战斗中，功勋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