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国民革命军8个军的大部分陆续出发，兵分三路：一路入湖南、湖北，这是主攻方向，一路取江西，一路进福建。
在两湖战场上，北伐军投入了第4军、第7军、第8军共3个军的兵力，约5万人。这一路以共产党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为先锋。独立团于5月1日从广东肇庆先行出发，6月2日攻占湖南攸县，后与大军一起，7月10日占领醴陵，7月12日攻克长沙和浏阳，8月19日占领平江，8月22日占领岳阳，然后进入湖北，与吴佩孚主力决战。
吴佩孚的主力部队刘玉春师固守汀泗桥，北伐军第4军共6个团，攻打一天一夜，进展不大。这时叶挺独立团在农民群众的支持下，深夜从右侧秘密迂回到敌后，于8月27日拂晓一举攻占了敌鼓角塘阵地，守敌仓皇溃逃，独立团乘胜迅速挺进，占领咸宁。
节节败退的吴佩孚被迫在贺胜桥防御。8月28日，第4军、第7军攻击贺胜桥。第7军遭受敌人反冲击受挫后，敌乃以优势兵力向独立团猛扑。独立团英勇奋战，不但粉碎了敌人的反冲击，而且楔入敌防御纵深，攻占了直系统帅吴佩孚的指挥所，于30日占领贺胜桥，并向武昌追击。
此时蒋介石见武汉三镇指日可下，急令其嫡系第1军第2师由长沙进抵武昌，欲抢头功。该师师长刘峙谎报他的部队在9月6日鸡叫前已入城。第4军代军长陈可钰立即打电话向叶挺通报，并令其率部迅速入城。但是，当叶部走到大东门时，守在城上的还是敌人。这时叶挺接到独立团第1营营长、共产党员曹渊牺牲前的报告：其他师的奋勇队都没有靠近城墙，只有第1营到了城根，并竖起了四座云梯，爬上去的战士大都英勇牺牲了。叶挺义愤填膺，立即向陈可钰提出：“从广东出发到现在，他们（指刘峙师）没有看见过敌人，敌人也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们。他们这一行为不仅有假造军情之罪，而且有陷害同志之咎，必须严重处罚！”此后，刘峙灰溜溜地离开武昌。10月10日，独立团终于在通湘门附近用云梯攻入城中，占领蛇山。在其他部队的配合下，俘敌师长刘玉春及其部下2万多人。
当独立团攻击武昌城时，第8军在武汉地区的工人、农民的配合下，也于9月初占领了汉阳、汉口，9月15日进抵武胜关。至此，吴佩孚的直系军阀已土崩瓦解，一蹶不振了。北伐军遂转移主力于东南战场，进攻孙传芳。
9月5日、6日，北伐军第2军、第3军、第6军分别由广东南雄、湖南醴陵、湖北通城等地区向南昌开进，进攻孙传芳的主力。当时，李富春任第2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朱克靖任第3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伯渠任第6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这些部队在进军中力战强敌。22日，蒋介石嫡系第1军第1师王柏龄部为抢占南昌，由浏阳赶到南昌牛行车站附近时，与敌遭遇。这个师由于排斥了共产党员，纪律松懈，斗志消沉，与敌一交手即全军溃败。但其他各军仍积极向南昌攻击，第4军、第7军也由湖北进到赣北作战，在德安、马回岭地区消灭了增援之敌。11月6日，北伐军攻占南昌。孙传芳的主力10万之众向东溃退。
孙传芳在福建的第12师3个旅，拥有30艘舰船的海军舰队及海军陆战队，于10月间在福州和武平地区先后被蒋介石收编。原在粤、闽边境的第1军（欠第1师），未经战斗，便于12月18日进入福州。
1927年初，北伐军开始向东部江浙地区进军。1月下旬，第2军由赣东进到衢州地区，2月12日占领了杭州，3月初由浙江长兴向南京进击，15日占领了溧水城。同时，沿长江东进的第6军，也于16日占领了当涂。接着，第2、第6两军协同动作，在南京外围粉碎了孙传芳和山东军阀张宗昌的直鲁联军的防御后，3月23日占领南京。此时，第1师才进至南京以东约20公里的栖霞山地区。接着蒋介石便施展阴谋手段，把第2军、第6军调至长江以北，让他的嫡系第1师进驻南京，为他做“定都”的准备工作。
至于上海，是由周恩来领导的工人武装起义夺取的。
1926年冬，周恩来肩负中共中央的重托，从广州来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和中共江浙区委军事委员会书记。1927年3月21日，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组织领导了80万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周恩来任总指挥，总指挥部设在闸北宝山路南端一所房子里。
起义开始前，上海总工会代表到龙华，要求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派部队配合行动，但蒋介石密令白崇禧按兵不动，阴谋使上海工人阶级在同反动势力的殘酷搏斗中遭到削弱之后，再进入上海。
盘踞在上海的是孙传芳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鲁军第8军军长毕庶澄部3个旅9个团共约3万人驻扎沪杭地区。
12时整，80万男女工人，纷纷走上街头，到预定地点集结，和直鲁联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巷战。这是北伐战争中极其雄伟壮烈的一幕，是人民战争史上光辉的篇章。
全市分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西、沪东和闸北七个起义区，以闸北区战斗最为激烈。
敌人在闸北有据点二十几处，兵力配备甚强，又有英帝国主义的铁甲汽车，日本水兵和张宗昌雇佣的白俄兵助战，给起义增加了困难。在21日晚上，各区先后取得胜利后，闸北区还在激战。这时，周恩来把总指挥部移至闸北第五区警察署，亲自指挥巷战。22日上午12时，天通庵车站的鲁军缴械投降。下午4时，商务俱乐部之敌也被消灭。各方起义队伍集中北站，向鲁军及白俄军发起总攻击。冲锋队冲锋在前，随后，10万余工人群众在弹雨纷飞中潮水般向车站涌去。这时猛烈的枪炮声，震天的呐喊声，敌军投降的哀叫声，充满了整个城市。经过1小时的猛攻，毕庶澄和他的白俄兵逃入租界，鲁军溃败。
英勇的上海工人经过两天一夜的血战，完全占领了北站，取得了第三次起义的胜利。鲁军溃兵逃至麦根路车站时，白崇禧才带领第1师前来趋利，顺手牵羊，不费一枪一弹，将溃兵俘虏，开进上海。
由于北伐的胜利，国民党不仅在广东站稳了脚跟，而且迅速夺占了长江南北，问鼎中原，成为取代北洋军阀号令天下的政治势力。
§§§第二节胜利之中酝酿着失败
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运动30余年，屡遭失败。他在绝望中遇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主张改组国民党，淘汰不纯份子，吸收革命份子。
孙中山提出的三大政策和改组国民党的主张，是实现国共合作的基础和必不可少的条件，得到了国民党左派人士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的积极拥护和赞助。但也遭到了国民党右派份子冯自由、邹鲁、张继、邓泽如、胡汉民等人，以及躲在他们背后的蒋介石之流的极力反对。这些右派份子，采取无理取闹、联名上书、组织小集团、制造反革命舆论、争夺代表席位等种种卑劣手法，阻挠和破坏国共合作，反对改组国民党。这批右派在国民党内有相当大的势力和影响，反动右翼分子包围着孙中山，使孙中山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但是孙中山没有妥协。为了推行三大政策，他和右派势力进行了激烈、尖锐的斗争。他发表《致全体党员书》，说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指出那些散布谰言的人，“不是出于敌人破坏的行为，就是属于毫无意识的疑虑。”④为了排除右派顽固势力的干扰，孙中山在代表大会前夕严厉驳斥了他们的反动谬论，并在会上把阻挠改组、无理取闹的张继驱逐出会场，囚禁起来。正是由于孙中山联共立场坚定，与右派势力斗争坚决，才使国共合作得以实现。
国共合作建立后，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看到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组织中担任了一些重要职务，掌握了颇大的一部分权力，更加敌视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
1924年6月18日，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右派分子邓泽如、张继、谢持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案》，叫嚣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成立党团是“违反党义，破坏党法”，要求从速严重处分等等。这是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后国民党右派分子发动的对共产党的第一次有组织、规模较大的进攻。
8月15日至9月1日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讨论了弹劾案。会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孙中山的支持下进行了有力的反击，挫败了右派的反共活动，使国共合作得以坚持。
尽管孙中山带领国民党内少数左派与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是国民党内联共和反共斗争却从未停止过。
以国共合作为标志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蓬勃发展，严重地威胁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的利益，国民党内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日趋尖锐，左、中、右派的分化日益明显。尤其是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更加猖狂。
8月20日，国民党右派指使暴徒暗杀了国民党著名左派领袖廖仲恺。
11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老右派谢持、林森、邹鲁、张继等10余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非法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西山会议派”，他们通过《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共产派李大钊等案》、《顾问鲍罗廷解雇案》等八项反对三大政策的决议案，宣布取消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瞿秋白等9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的职务。还在上海另立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北京等地设立机关，从事破坏国共合作，破坏革命运动的阴谋活动。
1926年1月1日至20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虽然对西山会议派进行了党纪制裁，但是未能彻底打击和清除右派。因此，在国民党内右派仍然保持着很大的势力，占据着重要地位。
更为严重的是，表面伪装革命、骨子里反对革命的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迅速崛起，窃取了掌握军事实权的要职，埋下了导致革命失败的祸根。
如果说，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后，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存在和发展是共产党在大革命中遭受失败的外部原因，那么，共产党在理论指导上的错误则是内部原因。
当时，处在创建初期的中国共产党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理论方面的准备不足，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发生理论指导错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根源。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马林就开始在国共之间做工作，寻求国共合作的可能性。1922年8月，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实行国共合作的指示。1923年1月，共产国际又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问题。大会为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这是大会的主流。但是，会上出现了两种错误的观点。一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的错误观点，不赞成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员和工人、农民加入国民党；另一种是陈独秀、马林等人提出的右的错误观点，主张在统一战线中，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实质就是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和领导权。大会基于对国民党的力量估计过高，对工人阶级的力量认识不足的错误判断，虽然否定和批判了张国焘等人的“左”的观点，却没有足够认识陈独秀、马林等人的右的倾向。大会宣言中提出的“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的观点，正是陈独秀、马林等人右倾思想的反映。在这种右倾思想的影响下，大会对无产阶级领导权、农民问题和建立革命军队问题，都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种在国共合作未形成之前就产生了的右倾错误理论，不能不对尔后的国共合作实践发生错误的指导。
陈独秀在三大所表现出来的右倾错误，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他在三大前后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做了完全错误的分析。他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必须由资产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革命的结果必然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无产阶级只能取得某些政治自由权利，等将来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再进行第二次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就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是他后来推行右倾投降主义的理论基础。
陈独秀
处在激烈斗争中的革命政党，一旦被错误理论所指导，革命就必然遭到失败。由于陈独秀在共产党内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的“二次革命论”对党的革命事业所产生的危害就特别严重。因此，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之后，虽然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短时期内就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国民党右派疯狂反共于外，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危害于内，使得令人陶醉的胜利之中酝酿着失败的严重危险。
§§§第三节屡屡错过时机
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关键，因而也是统一战线中斗争的焦点。国民党右派的猖狂反共，目的是争夺领导权。陈独秀在“二次革命论”指导下的投降主义的要害，是自动放弃对革命的领导权。
国共合作的前期和中期，曾多次出现过能够有力地打击国民党右派，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有利时机。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陈延年（陈独秀的长子）等都为此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陈独秀却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其他领导人一切有益的努力，放弃和错过了这些有利时机。
在反击“西山会议派”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次非常有利的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