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对于中国文坛，韩小蕙的名字已经是十分的熟知了。许多年来，我们大致的印象是：在中国散文界、新闻界、报刊编辑界抑或图书出版界始终活跃着一个女性的身影，这个身影走在披荆斩棘的路上，很有些不屈不挠的样子；这个身影在京都拥挤而攒动的人群中穿越时显得十分地仓忙。然而在身影掠过的地方都留下了一个勇敢者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声音。我们听到的这个声音是十分本质的，原色的，直率而淋漓的，从不左顾右盼的；这个声音里携带着正义和底气，以及无处不在的抗争的意识，有着前不怕虎后不怕狼的凛然与傲岸；当然，我们同时从这个声音里也听到了一个努力工作着、劳动着、创造着的女性的疲惫、孤独、愤闷、生活的重压以及无援无助……
应该说，我是在不断地阅读中倾听韩小蕙的。最早感动了我的是她的《悠悠心会》，那是一个编辑者和写作者之间纯粹的友谊，那友谊是超越爱情之上的心心念念、地老天荒。读这篇文章时，我已在写作的路上走了10年，塞外的荒原上，我永远是一个孤独的行路者。为此，我对那个偏远山区的写作者充满了艳羡和祝福，因为他遇到了一个把编者对作者的责任、挚爱、平等、自由看得很高很重的人，把作者引为知己的人。在我们遭际了许多的冷落、拒绝和龌龊之后，我是很长时间在怀念《悠悠心会》的晶莹、纯粹和默契的。心灵伟大的相知和默契啊。
事实上，韩小蕙始终在人世间仓皇地寻找这种相知和默契，寻找的过程执拗而任性，也充满孤独和迷茫。我们不断听到她流泪的呼喊：不知道你在哪里，有话对你说……不知道你是否听见了，有话对你说……不知道你能否理解我，有话对你说……不知道你能否接纳我，有话对你说……在现代世界拼命复制各种各样的物质商品、人们对权力和功名利禄的追逐如同商品赶场一样热闹时，我们为和韩小蕙一样找不到可以言说的人而内心苦痛。我们充满了理想，我们想有价值有意义地活一次。于是，我们吃苦耐劳，我们还不得不与周围各种各样的重压和障孽抗争。但是，我们彼此隔磨、防范，我们不能相互照应，不能安慰和支援。作为人，这是很深的悲苦。世间充斥着私欲，人们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或光明或阴暗地忙着。没有了同情，没有了倾听，更无暇顾及他人的遭际。韩小蕙深刻地感受着这种“精神的苦役”。她说：“刚才我走在大街上，被淹没在人流之中，竟突然茫然失措。穿着漂漂亮亮的男人、女人们，各自向着他们的目标，急急忙忙地走去。而我，却突然不知道要走向哪里，要做什么。我甚至迷惑地失去了自己，被人群的惯性所裹胁，脚机械地挪动，心却在空洞地流血……”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精神的流浪者携带着小女儿在现代都市里流浪，她们没有住所，没有去处，在中国一个很大的报社工作了20多年的韩小蕙未能挣得一处栖身的房子。于是，在快餐店、在公共汽车上，小女儿只能偎在母亲的怀里，在京城的黄昏与夜色里悄然睡去……
我这样写，人们会说这是那个总在发出强音大音的文化记者、散文作家韩小蕙吗？阅读的进入使我们很快发现，也许正是这些不间断的强音与大音的发出，才导致她在物质上一无所有。面对声色权贵、丑恶男女，她总是拍案而起。她一点也不乖巧，她甚至不懂得世道，也不看谁的眼色，只凭着血性、人格、文化认知而我行我素。她蔑视强权恶势之下的忍耐。她说：“在所有的汉字中，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个‘忍’字。你想想，硬往心口上插一把刀，那不明摆着是血淋淋的谋杀么？”又说：“‘忍’字是怯懦者的遁词，是自私者和没有社会良知者的逃避所，也是压迫者的狞笑。须知，在恶人面前就算你忍得鲜血淋淋，也还是无处逃匿。与其窝窝囊囊地让他们踩着你的身体弹冠相庆，不如顶天立地地站起来，拼个鱼死网破，也算你为社会做出了一份贡献。”
这个时候，我们视野里的韩小蕙，每一个汉字都在她心灵里、在纸墨上碰撞得咯咯作响。“在善与不善的搏斗中，善良的确总是惨败，被笞得伤痕累累，鲜血淋漓，惨不忍睹。但这世界终归需要有是非曲直，需要有人站出来誓死献身，对不善良构成强大的压力。有这样的勇士吗？”这是一个正义者为正义、良知者为良知而在呼唤勇者和准备付出的呐喊与自诘。
这呼唤很急切，这自诘很困苦。于是，呼唤者、自诘者每每首先成为这类呼唤和自诘的实践者与殉道者。然而，这世间终归是听惯了颂词，人心总被功利、势利、卑琐、怯懦……所淹埋所裹胁，韩小蕙的受伤自是难免的了。但无论怎样，对人性的洞察、对社会的布道、对生存的悲悯是无遮拦地充溢在韩小蕙的文字世界里了。“我只是想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一些……”在我们听到这声对善与恶、真实与虚妄极其敏感的心灵发出的近乎疼痛的独白时，我们应该同时听到了“一个倔强的、昂扬的、渴望为真理而冲锋的灵魂”的声音。
1998年10月，在成都四川大学举办的“20世纪中国散文与现代化”的研讨会上，我第二次与韩小蕙谋面。第一次是在这一年的6月，在韩愈的故乡，依然是研讨中国散文现状与发展的会议上，在往黄河“小浪砥”的来路和去路上，韩小蕙第一次与我说到了“散文与人”，那是一次“悄语”。在这次“悄语”中，我产生过非常的惊愕，惊愕韩小蕙对一种人格崩溃的现场目击，同时惊愕她对某种写作者人性灾难的颤栗和伤心。那天，成都的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大专院校、文学研究所的专家学者都先后作了精辟的发言。大连的素素、深圳的王晓莉、宁夏的冯剑华、加拿大的夏悲和我也分别发了言，我们的发言徜徉在我们丰富而淋漓的思考与情感中。接我们之后走上台的韩小蕙劈头就说：“我今天非常高兴，前面几位女作家的发言非常精彩，我为我们女性感到骄傲，为中国散文感到骄傲……”小蕙的发言总是俱有某种引领性和概括性。
我以为，正是这种引领性和概括性，决定了韩小蕙在中国散文发展上所具有的贡献性意义。这不仅表现在她已经亲自组稿主编的30余种中国散文经典选本的历史意义，还在于她对中国散文创作不失时机的总结性发言：《太阳对着散文微笑》、《散文观潮》、《随笔崛起与新随笔现象》等等，这些文章常常以数千言、上万言的篇幅洋洋洒洒出现在一些显赫的报刊上，引起中国散文界一阵兴奋、躁动与不安。没有人对散文作如此全面的发言和涵盖，没有人这样坦率淋漓，更没有人像她那样大批地展示作品和作者而不左顾右盼。她底气十足勇气十足……
应该说，韩小蕙不是权威性的批评家，也不是权威性机构指定的发言人抑或观察家，一切全凭了一个文化人对文化的关怀，一个散文作家对散文创作良好发展的责任和使命。
除此，我们还能怎样解说韩小蕙呢？
近两年来，我从许多朋友的电话和交谈中获悉韩小蕙大病了一场，诸多文学朋友表达了对她健康的担忧和祝福。我从这些担忧和祝福中感受到一个坦诚、勇敢、积极的文学生命在人们心中的位置和份额。2001年10月13日，中国散文学会北戴河笔会上，我又见韩小蕙，她很健康地出现在我们中间。“韩小蕙恢复得很好，她每天还去爬景山呢！”朋友们说起这些时，目光里透着由衷的高兴。韩小蕙和我住一个房间，晚上，小蕙偎在床上对我说：“梅洁，你说我这个人是不是太厉害了？太傻了……我病得很重的时候，曾无数次想过，待病好后我一定改变一下自己，变得再善良一些，再包容一些。我不想总那么沉重，我想轻轻松松地活着。可是现在，我发现我还是无法改变自己……”
望着小蕙，我无言以答。我想，世间所有的不幸，包括疾病、困厄、挫折、打击，包括贫穷、尴尬、痛楚甚至毁灭，这一切的一切，对于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学生命和文学精神来说，即使它们合起伙来进行侵淫，又能改变什么呢？
韩小蕙永远会以自己的方式在这个世界工作着、劳动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