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当时属较落后的游牧族，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曾大量掳掠包括儒士在内的汉人为“驱口”（即奴隶），使得儒士社会地位一度下沉。但从户籍制度史角度考察，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其一，蒙古族入主中原后不久，有识之士认为，把儒士贬抑为奴隶自古罕见，应该革除此法。元太祖醒悟，下令放儒为良，有的则由官府赎还为民。到元宪宗时又明确规定，所有儒士，不准隶入奴籍。其二，为保证儒士地位，还曾明令凡属儒士之家，另立户籍，以区别于其他编户。其三，凡入儒籍者，除验地缴粮外，有时可免杂役。凡此种种，表明至少在元朝中后期，儒土地位虽不及前代，但也不像俗称“九儒十丐”那样低下。
所谓士，本意是指男子，在春秋以前的宗法分封制中，又指最低级的贵族阶层，有时也指习武的军士。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坐大。各诸侯国之间互相攻伐，对人才的争夺十分激烈。有的诸侯国将一些有才干的人供养起来，以便随时使用，称为“养士”。如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还有秦国的吕不韦，都养士成百上千，天下闻名。有些有为之士，则到处游说诸侯，展现自己的才能，抬高自己的身份。如商鞅就是从卫国到秦国当官的，苏秦、张仪更是身兼数国的要职，其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有点像现在的联合国秘书长。当时的思想理论界，也是百家争鸣，各显其能。而那些习诵儒家经典者，就被称为儒士。
靠变法强国的秦国，历来重视法家学说，史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对那些强调仁义道德的儒士颇为反感，最终酿出“焚书坑儒”的事件来。“焚书坑儒”不久，秦国便发生动乱，刘邦和项羽起来争夺天下。后人分析秦国灭亡的原因，嘲讽秦始皇只知道严刑峻法，坑杀儒生，结果“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起来造反的不是儒生。而“原来不读书”的刘邦得了天下后，起初也不把儒生当回事，甚至把儒冠当尿盆用。但治国的几个回合下来，觉得儒家学说毕竟有些长治久安之道，便对儒生刮目相看了。到汉武帝时，接受董仲舒建议，干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儒士的社会地位也日见其高，成为士、农、工、商的四民之首。魏晋南北朝时，以儒士为主体的士族阶层，成为当时各种户别中最显赫的一类。隋唐以后科举制度确立，为儒士进入仕途铺平了道路。从此，学而优则仕，读书人当官，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在士、农、工、商的四民之中，士是具有不确定性的一个类别。先秦时期，贵族降而可为士。秦汉以后，农、工、商人，特别是农人，经过科举考试可以为士。为官者可以称为士，在学者也可称为士。因此，在历代户口管理中，情况不一。
据《周礼》，周朝时设有“司士”官，专门管理“群臣之版”，即各级官员的名籍，每年都要登录增减情况，以及各人的年龄、出身等。秦代则有“宦籍”，史载当年赵高犯罪，秦二世命大臣蒙毅依法惩处，蒙毅判赵高死罪，并“除其宦籍”。但后来秦二世又认为赵高办事忠心，赦免其罪，“复其官爵”。可知当时为官者有专门的名籍。当然，可能也有人认为赵高是个宦官，起初被蒙毅除去的是当宦官的名籍，不一定就是官籍。但既作为一种惩罚，应该是有特殊待遇的名籍，单纯的阉人名籍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汉代的官员，肯定有专门的名籍，官员若有过失，“除名”即除去为官之籍，是极大的处罚，相当于今天的开除公职。而秦汉时期，官立学校中的学生，也有专门的名籍，称“弟子籍”。入“弟子籍”者，一般都是官僚权贵们的子弟，有时可能也有一些其他出身者挤入其中。
到了魏晋南北朝，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实行，地方豪强逐渐把持选举大权，形成以士族为主体的门阀政治。尤其是南朝，当时的户口制度中，除了不入民籍的僧道、奴隶等人口外，只有“士户”和“庶户”两大类别。士户的户口登记十分详细，以区别于庶户。这一时期的士族籍，与秦汉时期的官籍相比，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士族籍是豪强大族把持仕途或官宦人家的产物，士族多为大官僚，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士族籍就是官籍。但官籍是现任官员的名籍，官员离任或被革职后，其子弟若不为官，便不能再入官籍，而士族籍不是这样，只要祖上做过官，只要祖上是名门大族，其子弟就可人士籍。因此也可以说，士籍实际上是世卿世禄制的翻版，而官籍则是官员任命制的产物。
隋唐时期，保证门阀士族垄断做官特权的“九品中正制”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科举取士制度。通过科举之途入仕者，大都是儒土，因其出身和地位，这些人的家庭被称为“衣冠户”。虽然在唐代的官方户口登记中，好像没有正式的专门户籍或特别标记，但在当时社会中，它实际上成为一个类似于前代官籍、士籍的特殊户口类别。当然，唐代衣冠户中，也有一些其他人户混迹其中，不完全都是儒士品官之家。
宋代以奉行优待官僚士大夫的国策而为后世所称道。宋代法律规定，凡是建安七子图品官之家，一律称为“官户”，待遇不同于其他编户。其中有些品官之家，以及州县的一些吏役人员和地方豪强势力，常常借势把持当地权力，被称为“形势户”。在当时的国家户籍特别是税籍中，凡是这类人家，要特别注明“形势”二字，以示区别。
明清时期，则有“官绅户”，包括跟随皇帝打天下以及后来建立过功勋的大臣之家；外戚即皇后家族；缙绅，其中有通过科举取得官职的现任官员及其恩荫子弟，退休家居的乡绅，虽未当过官但具有生员、贡生、监生、举人、进士等功名地位和政治身份者，有时也有一些捐纳官。虽然在明清的户口制度中，官绅户不是一个法定的户口类别，也没有专门独立的户籍，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它是一个相对独立并有很高社会地位和影响的户口类别。
虽然元代有“九儒十丐”之说，但作为一个户别，士类人口在历代都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一些特权。一般说来，凡进入士族类户籍者，可优先入仕为官。在朝廷和社会活动的礼仪之中，如居住、车马、用具、服饰、婚丧、宴会等，都优于普通民户。在经济上，“名登科第，即免征徭”，一旦科考成功，进入仕途，即可免除本人及其家庭全部或部分徭役赋税。在法律上，凡品官之家，根据官职大小，可不同程度地享有请、议、减、免、赎、当等特权。所谓请，就是司法部门在定罪量刑前，须报请皇帝批准；议，就是要由朝廷几大司法部门和有关官员合议，不能由哪一个部门或哪一个主管官员说了算；减，是量刑时，可由重减轻；免，即可酌情免于处罚；赎，即可以用钱物赎罪；当，即可用官爵抵罪。
除了这些法定特权外，一些时期的士类人口，还往往凭借其特殊身份和地位谋求其他法外特权。如唐代的“衣冠户”，本已享有不少特殊待遇，但仍不满足。唐僖宗时有人指出，当时一些衣冠户，“不差不科，无畏无忌”，既不承担国家的赋税徭役，又无法无天。推行均田制时，衣冠户已经享有一些优惠待遇，但他们还要突破法定限额，额外占田，于是地方上的一些奸猾之徒，荫庇在衣冠户的户籍之下，逃避国家赋税徭役。州县官虽然知情，也不敢纠正。宋代的“官户”和“形势户”中，荫庇农户、假名匿田、偷逃赋税的情况更为严重。这些非法行为，直接影响到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故历代都有一些限制性措施，但在官贵民贱的封建社会，始终无法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