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门都尉驻地，今称小方盘城，编号D25、T14，位于敦煌城西北90公里，矗立在疏勒河南岸塞墙内侧砂石岗上。障城远处的马鬃山脉若隐若现，在北方的天际上抹上了一弯深蓝色的轮廓。近处的疏勒河故道，宽阔平荡，虽然早已断流，但仍有较多泉源补给，积水成泽，碧流汪汪；周围沉积的盐碱一片雪白，火红的红柳花艳如胭脂；泽滨的芦苇密密匝匝，勃勃丛生，怪不得当年筑塞时能够获取那么多的“筋骨”。好一幅明快美丽的塞上山水画卷！置身于这迷人的和平景象中，谁能想到曾几何时这里还是刀光剑影的沙场？
小方盘城四垣保存较完整，基本方形，南北长26．4米，东西宽24．5米，周长约102米，残高9．7米；障墙底宽近5米，上宽3．7米，厚实坚固。墙顶部还存留宽1．3米的过道，环城一周。过道两侧有女墙，内侧女墙较薄，厚0．85米，外侧女墙较厚，达1．5米。障门开在西墙正中，北垣中部也有一拱形尖顶的大洞，可能是障墙偶然坍落所致，非障门，洞被大土墼堵塞。障东南角有一条类似于“坞陛”的登顶坡道，宽83厘米，靠东墙向南转上，直达障顶。这座孤傲而悲怆的城障，在荒凉的戈壁和千古的岁月时空交错中，展示出一种纪念碑式的历史永恒感。
障北约80米处有一座低矮的小土丘，丘上埋藏着汉代遗物。1907年英人斯坦因在这里盗掘了近百枚汉简，1944年我国考古学家夏鼐、阎文儒等也在此获得数枚汉简以及封泥匣、漆耳杯、麻织品残件和五铢钱等物。其中一枚木简书有“玉门都尉”字样，因知此障确为玉门都尉府的驻所。到了东汉这里又改称“玉门障尉”。障城北坡下留存东西方向的古道一条，遗迹十分清晰，道宽5米许，路槽低于今天的地面0．3米至0．6米，此即为当年通往西域的大道。登上障顶，遥望伸向天际的古道长塞，当年驼铃叮咚，人欢马嘶，商队络绎的情景仿佛即在眼前。
西碱墩
中部都尉驻地，今称西碱墩，编号T24，同时也是该都尉下属步广候官的驻所。位于国营敦煌农场（黄墩子）场部东北6公里，党河故道汇入疏勒河处东南13公里。平面呈正方形，每边长约33米，周长132米，残高1．5米。障墙用土墼垒砌，中间夹压红柳枝层。障城东墙紧靠党河干流西岸，这样一来取用水源方便，同时还可以河流作为一道屏障，体现了天然险阻与人工设防的巧妙结合，使长城的雄伟之中闪露着“灵秀”。障内东南角残存两问小屋基址，屋墙也用土墼砌筑。障西北隅为烽燧，烽燧底基正方形，边长6．4米，筑于高3米的土丘上，残高6．3米，用夯土夹压芦苇筑成，共24层。该障城位于中部都尉管辖长城段的中部，屏蔽敦煌绿洲的正北方向，又扼守党河干流通道，军事地位十分显要。
该障东北11公里、疏勒河南岸3公里处，又置有另外一座障城，今名砂石墩，编号T25。该障地处长城之外，为中部都尉在北部设置的耳目和屏障。我国着名考古学家阎文儒先生1944年来这里考察时所见，该障略小于西碱墩，东垣长24．7米，南垣25．5米，西垣28．4米，周长亦超过百米。障北8米处有高大烽燧遗址，烽燧底基正方形，每边长7．6米，残高亦7．6米。烽顶有小屋残址，小屋四面墙垣各长4．5米。
大本营和供应站——长城线上的城
汉长城线上每隔一定距离还筑有“城”，也有在长城内外纵深方向上布设的城。长城线上的城与郡城、县城一类的城不同，它的主要职责在于防守，有的都尉府即置于城中，这与障类似。城与障的区别是：城比障大，城大多也作四方形，边长可达百米以上，周长多在四五百米，因而城内驻防的士卒要比障多；城内既驻有官兵，还可以有一定数量的居民。每座城实际上即是一处集中较多兵员的“大本营”，如遇战事和紧急情况，城中兵员可随时开调赴战。还有一类城专门用于屯储军需物资，可称为军防前线的供应站。
敦煌汉塞上的城，已经确知的有小宛破城（宜禾都尉驻所，后为北魏会稽郡、五代归义军会稽镇城）、大方盘城（即河仓城，大型仓储遗址）等。有关它们的详情将在本书古城址一节介绍。
8．近年新发现的敦煌、河西南境塞墙
敦煌乃至整个河西走廊的南部边界，有无如同北境长城那样的塞垣一类军防建筑，以防范由青藏高原而来的羌人部族的骚扰？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过去人们对其详情不甚了了。
从河西南境的地形地貌来看，与坦荡无垠的走廊北部恰恰形成鲜明对照，这里海拔5000米以上的祁连山一阿尔金山巍然屹立，屏障天成，难以逾越。因而走廊南境根本没有必要像北境那样建造绵延不绝长达千余公里的长城防御系统，考古工作者在长期野外工作中也未曾见到过这种长城遗迹。然而在南境崇山峻岭间的一些河谷地带，如党河、榆林河、疏勒河、黑河、梨园河、山丹河、童子坝河、西营河、杂木河、古浪河等，则往往形成天然通道，成为羌人等民族部族北来河西走廊的必经孔道，这就不能排除在这些河谷沟口建造塞垣、封堵设防的可能。
敦煌文书唐代《沙州地志》记载，从紫金北口烽（今青石沟烽）向东有一条东西长52．5公里、阔约为4．5米、高约为2．7米的残墙，西凉建初十一年（415年）对其重新修缮，到了唐代仍见基址。《晋书》也记载，西凉王曾修整敦煌旧日的北、南塞墙，以加强防备。这段残墙正是汉代始筑的敦煌南境塞墙的一部分。
近年文物普查在敦煌、河西南部边界找到了一些塞墙残迹。如在今敦煌、安西二市、县以南的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石包城等乡境内一些河流出山口处遗存塞墙残址，酒泉、张掖等市县南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一些地方也有类似遗迹。
石包城乡境内塞垣分布于祁连山前的鄂博山和鹰咀山北麓一线，东西走向，在这长达80多公里的范围内几乎每条沟口都可见到残存的墙体遗迹，如红井口、乌兰格奴、东沟口、石包城北山口、水峡口、七个驴沟口等。墙体多用石块夹柴草垒砌而成，中间填以粘土，一般底宽3米多，顶宽1．5米左右，残高1．5米至2米，其长度因沟口宽度而异，均可以掩蔽整个沟口。如七个驴沟是源于鹰咀山北麓的一条小河沟，塞墙筑在沟口西侧缓坡上，以就地碎石夹黄土砌成，墙外侧（南侧）又护砌较大的青褐色片麻岩石块，使其更加厚实坚固。底部残宽3．1米，顶宽1米，残高1．5米，全长67．4米。沟口东侧为峭壁，自成天然屏障，无需筑墙。
此外，在酒泉南境的栅子沟、太阳沟、火烧沟、黄草坝河、榆林坝河等河沟出山口，高台县南的循子沟口、干柴沟口，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的梨园河出山口、黑沟口、水磨口、藏经口，山丹、民乐二县南部的马营河出山口（白石崖口）、香沟口、扁都口，武威市南的榨子沟口、水沟榨、石咀榨等沟口，均曾在汉代或其以后修筑过塞墙，有的沟口至今还能见到墙体遗迹。
9．环绕敦煌绿洲的古塞城
塞城，亦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军防设置。它一般筑于县城、郡城的外围，将城外四郊的农田、草场、村庄统统筑在一个大墙之内，包围起来，以防范可能出现的侵扰。因而塞城又可称为“外城”。塞城制度的起源可溯自战国时期。古籍记载当时齐国的即墨城“东西八十里”，这么大的城，显然是指即墨外围的塞城。近年考古发现，苏杭地区有吴越塞城，山东淄博有齐国塞城，陕西韩城有韩国塞城；山西、辽宁也有相应遗迹。
敦煌外围的塞城，史书上多有记载。《法显传》记，十六国时着名高僧法显不顾路遥年迈，亲自前往天竺（古印度）取经，途中于后秦弘始元年（399年）夏天来到敦煌，看到敦煌外围筑有东西长40公里、南北宽20公里的塞城。敦煌遗书唐代《沙州都督府图经》也记载，敦煌周围有西汉时所修的古塞城，它的范围是东在州城东22．5公里，西在州城西7．5公里，南在州城南3．5公里，北在州城北2．5公里（似应作17．5公里）；延至西凉时期（5世纪初）重新加以修缮，到了唐代塞城虽已残坏，但基址仍存。塞城的这一范围恰恰可以将整个敦煌城区周围绿洲悉数包围于内，对绿洲内的田亩水道、林草牧苑、村居民宅都可起到有效的防护作用。
敦煌古塞城虽然早已破损毁坏，但今天仍有一些遗迹可以寻觅。敦煌研究院李正宇教授曾就此作过细致的调查研究，我也曾对其进行过考察。
今天所见，敦煌城西北约20公里的孟家桥乡三道泉以北，残存汉代墩台一座，名为盐池墩，又叫赵家圈墩，这即是敦煌塞城的西北角墩。墩台用土墼夹压胡杨木、红柳筑成，底基大体正方形，每边残长9米，残高7．7米，东半部已经塌落，使墩台远望如三角形，在周围平荡如砥的戈壁、碱滩衬映下，显得格外突兀显眼。墩台周围有坞墙残迹，坞墙已全部倒塌，成土垄状，坍宽5米许，残高1米至2．2米，坞内面积约25米见方。墩台东部30米立有一座现代测量三角架标志。墩台西部约100米处可见塞城墙体残迹，墙体以就地的砂石或砂石混夹碱土分层筑成，残宽约3米至6米，残高0．5米至1．2米，向南断续延伸约10公里消失，当地群众把这条残墙叫做“风墙子”。其中通过三道泉子西侧长约百余米的一段保存最好，墙体用泉边的碱土夹压芦苇层层夯筑，每层厚约15厘米，基宽约8米，残高1．3米。
敦煌城东南5公里许的鸣山东湾村南古墓群西侧的戈壁上，残留长墙一道，长约1公里多，用就地砂石与粘土混合筑成，中间夹压树枝、红柳，底基宽约8米，残高1．3米。这应是古塞城南墙的一段。敦煌七里镇李家墩村三队，残存汉代墩台一座，名叫李家墩，筑在一处自然土崖上，南半部被人工挖毁，现仅存北半部。墩体略称圆台体，底部直径约30米，残高4．5米，墩顶存矮墙残迹，墩周有壕沟，壕宽约3米。此墩为古塞城西南角墩，它与西北角墩盐池墩一南一北，各守一端，遥相呼应。李家墩向东、向北各有若干残墙、断崖遗迹，亦应为古塞城遗留的残段。
除敦煌城区绿洲外围的塞城之外，南湖绿洲外围也有塞城残迹，今残存南垣、西垣两个残段。南垣残段东起汉龙勒县故城南3公里的柳树泉子，向西经营盘村北，抵达南滩，残长2．5公里许，早已颓成砂石垄，当地俗称“二道风墙”。西垣残段北起于龙勒县故城西南5公里许的西土沟南沿，向南延伸至西土沟南墩（汉代烽燧），残长约1公里，亦成砂垄状。
敦煌古塞城是我国残存的古代塞城仅有的少数几处遗址之一，在考古学和古代军事史的研究上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由上述可见，敦煌一地不仅北有长城，南有南境山口塞垣，而且在绿洲四周还修筑了坚实的塞城，真可谓道道屏蔽，层层防护，以确保安全无失，这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蔚为壮观的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