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原则要求一视同仁地看待世界各族人民及其文化，消解各种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文化偏见和历史成见。这是对人类有史以来囿于空间界限而积重难返的“我族中心主义”价值取向的一次根本性改变。各民族文化只有在摆脱了自我中心的思维和情感定势之后，才有可能客观公正地面时异族人和异文化，建立起成熟的全球文化观。这对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至关重要。它能够使研究者以中性态度面对其研究对象，减少妖魔化和乌托邦化的作用。文学批评家从以往较为狭隘的民族文学的小圈子走出来，迈向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的大视野，这一方面必然导致对本土文学和文化传统的“陌生化”效果，引发价值重估和再阐释的普遍需要，进而催生“文学人类学”的理论自觉；另一方面也由于大“文化”概念的辐射作用而出现学科的分化转型，最明显的是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融合。
第三，人类学与以往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贵族化倾向针锋相对，更加关注所谓“精英文化”的对立面即“俗民文化”、“大众文化”和形形色色的“亚文化”群体，也就是和文化的“大传统”相对的“小传统”。这种平民化的知识取向对于解构各学科的精英主义偏向，在帝王将相和杰出人物之外去发掘历史和文化真相，具有充分的示范意义。这就给全球范围内的知识构架的重组和学科之间的科际整合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就文学研究而言，口传文学的再发现打破了过去只关注书面文学的局限，催生了“民族志诗学”等新领域。民族学诗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把简化为文本的僵化的文学还原为具体传播情境中的活的文学。这一目标意味着文学批评家向人类学家学习田野作业的考察方式，尝试从交往和传播情境的内部来体认文学存在的条件，进而发现和描述从口传到书写的文学变异。
在20世纪得到长足发展的文化人类学不仅给现代文学带来影响，成为作家、艺术家寻求跨文化灵感的一个重要思想源头，反过来看人类学自身的发展动向，对文学和关学方法的关注与强调在20世纪后期引发出“书写文化”方法的反思和转向，即对民族志书写传统的认识论的批判性重构，催生出“人类学诗学”等派别，并给整个社会科学的方法变革带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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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式促使文学研究者在书面文学之外发现口传文学的价值，反过来，口传文化的再发现也给书写文化研究带来反观之镜。……因此，在复杂社会中工作的人类学者，一方面要关注作为对象的口传文化，另一方面也必须关注把握对象时的书写文本的多样性特征。
这些关于人类学与文学互动的阐释，确定使人们对人类学与其他学科互动的前景充满了信心。人类学与民俗学的互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万建中教授在访谈中有一个精彩的回答，他说：
人类学和民俗学从其研究对象来说有一种交叉的关系。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的活动的，人的存在环境、人的行为方式、人类所创造和享用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民俗学实际上也是如此。过去似乎有一种误解，认为民俗学研究的是一种文化现象，或者说是民间文化现象，实际上所研究的这种现象本身也是以人为主体的，是特定民众的一种群体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生活状态。在研究对象上人类学和民俗学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包括研究方法，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方法--田野作业，这一研究方法是相通的。文化人类学强调理解，理解当地人对自己生活现象的看法，民俗学的立足点也在这一点上，这也是相通的。所以钟先生指导的一些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村落社会组织建构、村落族群的社会关系，现在出版的一些关于某一区域人们生活状况的调查与研究的专着，也是民俗学者写的。研究某一村落的文化现象、村落史的研究、村落各类组织的研究，实际上都是民俗学家来做的，他们运用的也主要是人类学的方法。我们不能把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只是停止在揭示文化遗留物的层面。当然这也是一种研究。现在我们民俗学研究领域也不只是局限在一些边远的、落后的山区，它也在研究城市社区，研究社区人们的生活创造和文化创造。研究这些民俗，若不借用人类学的方法是很难进行的。
这一类的访谈从人类学与其他学科互动的角度记录和展示了中国人类学的勃勃生机，也正是人类学魅力之所在。
6．展示了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的交流
人类学是国际上一门地位十分重要的学科，因此，中国人类学者与国际人类学界的交流和对话是发展中国人类学的重要途径，对此到哈佛作过访问学者的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教授深有感触地在访谈中说：
这次学术访问收获很大，表现在许多方面。我在哈佛大学期间，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选读了华琛教授的“中国婚姻家庭和亲属制度”、“跨民族主义、全球化与地方文化”、努尔·亚尔曼教授的“人类学历史与理论”三门课程。参加了为期两个学期的中亚问题研讨会，这个研讨会由设在哈佛大学戴维斯中心的中亚研究中心主办，汇集了大波士顿地区许多有兴趣的学者一起参加，研讨会还请了一些到美国访问的中亚和西亚学者来做演讲。哈佛大学不愧是世界级学府，学术气氛很好，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每周都有许多与中国、东亚有关的学术讲座，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每个星期也都有一次学术讨论活动。我先后参加了这两个机构以及哈佛－燕京学社、哈佛大学历史系等机构举办的三十多次有关的讲座和研讨。此外，我还到费城和波士顿分别参加了美国人类学会1998年度（第97届）大会和美国亚洲学会1999年度年会。还参加了在哈佛大学举办的《新疆族群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洛杉矶举办的一个关于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这两个会上分别发表了讲演。我在哈佛中国论坛上也作过一次有关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报告。
在美国期间，我应邀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科瓦利斯俄勒冈州立大学、奥兰多罗林斯学院进行讲学，分别作了《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少数民族问题》、《中国西北民族文化》、《中国应用人类学的发展》、《新疆的族称与族群认同》等专题报告和演讲，井在“中国商业文化”、“中国大学生文化”、“东亚民族志”等课程中参与教学。此外，先后顺访了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南加州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波士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纽约市立大学、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美国文理学院、达特茅斯学院和加州大学圣塔克鲁斯分校等大学和研究机构，在有些大学还参加了他们的学术活动。为了继续深化中国人类学史研究，我先后访问了一些从事或者关心中国研究的美国人类学家，如施坚雅、武雅士、葛伯纳、弗里德里克·巴斯、孔迈隆、凯博文、华琛、麦彻尔·赫茨菲尔德、努尔·亚尔曼、郝瑞、葛希芝、顾尤勤、托马斯·巴菲尔德、鲁比·华生、安·安纳格诺斯特、杨江、王保华、司马晋、杜磊、顾定国、魏伯乐、路易莎、孟澈理、罗伯特·摩尔、温以诺、阎云翔、景军、施传刚、宝力格等。此外，还访问了一些正在学习中国人类学的博士候选人和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人，其中包括来自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也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前后录制了50多盘访问录音带。同时，我利用很好的研究条件，搜集了许多有关人类学理论与研究方法、中国人类学、心理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新疆近现代社会文化等专题的图书和论文，为下一步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积累了大量资料。
如果概括来说，这次在哈佛大学的收获主要是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结识了朋友，交流了学术，对我今后的学术发展有很大帮助。
王建民到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与美国的人类学界有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获益匪浅，而到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范可博士在与美国人类学界的亲密接触中对美国“生产”博士的模式更有切身的体会，他说：
美国研究生培养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很不相同，最大的特点是标准化，成批生产。美国大学训练出多少博士不称培养，而是的的确确地叫“生产”。衡量一所大学的贡献，每年能“生产”多少博士是其指针之一。美国高等教育授博士学位的历史比欧洲要短得多，位于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授予全美第一个博士学位不过是19世纪的事情，然而，却很快地在全国高等教育系统内形成一套独特的训练体制，非常制度化。
美国大学本科前两年实行通材教育，不分专业。学校各系不负责录取本科生，而由校一级的招生机构统一遴选。学生必须文理兼修。大三时开始选专业，逐渐专门化。但申请研究院时又可以有变化，本科专业是人类学的可能转读其他专业的研究生。因此，就追求高学位而言，真正的专门化是在研究生阶段。所以，与欧洲和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不同，美国的研究生一定要修很多的课。专门化不仅体现在对某些知识领域有所专精，还在于熟悉有关学术的发展脉络，也就是说，要具有学说史的观念。
因此，正如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的那样，整个研究生训练是一个积累过程，每一门课所布置的阅读材料大都是有关领域公认的成功之作，如此训练下来，再没有学术基础的人也可以像模像样地作学术论文，基本做到知己知彼，避免雷同的东西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