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既得益于他在体质人类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方面的精深学识，又得益于他在满—通古斯民族中所做的深入细致的民族志调查。他非常重视民族志的田野调查，并身体力行。同时，他又特别强调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性，指出“没有理论基础，现代物理学就一天也不能存在。这一点对民族志学来说同样是正确的”。史禄国先生还具体地指出了理论训练、理论准备和现代方法对收集民族志新证据和确定调查方向的作用。
可以说，史氏是将人类学理论方法和民族志调查有机结合起来从事萨满教研究的先驱者。尽管由于特殊的人生际遇，他当时在人类学领域的影响远不及同时代的马林诺夫斯基，在萨满教领域的影响也不如晚于他的埃利亚德，然而随着学术的发展，研究的深入，其理论的广博、宏阔、深邃，其学说的创新性、开拓性、超前性渐为学术界所认识，甚至有学者认为其在总体思路和对一些理论问题的探索上高于马林诺夫斯基和埃利亚德一筹，相信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史氏的理论将会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
（四）在体质人类学探研中首创“类型比较法”
在华期间，史禄国侧重中国人体质探研。1923年，他研究中国人体质的首部专著《华北人类学》由亚洲学会在上海出版，该书以山东、直隶（河北）和满洲（东三省）汉人为考察对象，同满人、朝鲜人、达斡尔人、通古斯人作比较，考求中国人种分类和分布。1923、1924年，史禄国又在沪、港、粤测量了805人，作华东和广东人体质研究。其后在浙江、江苏作体质测量，研究成果为《中国人体质发育过程》（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1926年冬至1927年春，史禄国在厦门大学国学院承担了3项课题：“福建人种考”、“福建孩童长成测验”、“东胡语言比较词典”，并撰《中国人种概论》，拟刊于《国学季刊》。1928年五六月间，他在广州测量了2212名学童，以研究“南方中国人发育问题”。7～10月，史禄国去昆明量得学生、兵士、罪犯共1995人，摄制人类学照片150余幅，为求索南方中国人发育问题之一部分。10月底回广州，又到军中测量士兵。依据这些资料，综合已往研究，史禄国出版了《华东和广东省人类学》、《中国人体发育论》，写成《中国南方人类学》（第一部）草稿，原拟作《西北人类学》，未成。
史禄国在体质人类学方面的一大贡献即在“类型比较法”。他在1912年～1918年在西伯利亚、蒙古和华北，1923～1924年又在上海、香港和广州，实地测量中国人（汉族）1211，满人81，朝鲜人142，达斡尔人49，通古斯人193，进行分析找出了5种不同的常见类型。在分析华北中国人体质时，他并非以全部资料作为一个样本入手，而是先按被测量者的籍贯分地区组，分为山东、直隶（河北）、满洲（东北三省）3组，加上原有2组（满人、朝鲜人），共计5组，再作比较分析。后来，他在华东和广东进行人体测量，又增加4组：江苏、浙江、安徽和广东。在测量犯人和学生体质时，也是先分组测量，再与普通人的资料相比较。“通过各组的比较研究结果不仅看到了各地区人口中包含的人体类型在数量上有所不同，而且还看到了各社会层次所包含的类型也有差异。这些比较研究使体质研究的统计结果可以反映出形成各地区人口的体质类型相对比重和分布状态，可以推测过去人口移动的线索，进一步提供了许多研究民族史的重要的资料。各社会特殊阶层所表现的体质类型上的差异也提出了社会分化在体质上的选择作用，这是一个值得追究但还未引起注意的人类社会深层次的问题。”他对于社会分化的体质选择问题未予深究，但他从不同体质类型的地域分布，结合他在人类学其它方面的知识，对东亚民族在历史上的变动过程作出了宏观设想，对当今中国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史禄国体质人类学中重要的贡献，就是他通过统计方法找出东亚的人类体质类型的成果。费孝通先生追述了他师从著名人类学家史禄国教授在60年前学习体质人类学的经过，并介绍了他用类型比较法对东亚诸地区人的体质类型分析，勾画了东亚人类过去六千年中在地域上的流动过程的梗概，这是他对体质人类学在族群研究中所起到的作用的最集中和明确的阐述。费孝通先生对史禄国的研究方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是史氏所作出的把生物科学和人文科学相结合的一大贡献，作者最近十多年来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路和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得出对中国乡镇经济发展的多种模式的看法，都是受益于史氏教育下所打下的学术基础。”
史禄国采用国际通用标准和器具测量人体，辅以“类型比较法”分析处理数据，获得重要成果，为中国学者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资鉴。他的研究方法对我国一批体质人类学者如吴金鼎、吴定良、吴汝康、刘咸等的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史禄国在中国东北与西伯利亚一直都在从事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然而他进行体质研究透露出他的真正兴趣：族群理论。“史禄国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与李济的相仿佛。但是他不只是指出现代中国人的体质成份复杂，他更进一步以统计学分析出各地（华北、东三省、华东、广东省）的几种体质类型，并找出那些体质类型与族群迁徙史的联系。根据他的讨论，中国人种族成份的骨干——类型A——发源于黄河流域上游地区，然后向东、北、南三个方向发展，融合当地族群，最后形成目前的体质驳杂景象。史禄国对于透过体质特点，寻找族群分类的兴趣，“他认为人类学是一种‘历史方法’。许多族群给人的印象是同质，但是体质人类学好比解析阳光的三菱镜——本来以为‘均质’的白光，经过三菱镜后竟然散射成七种色光。找出族群中的形态成份后，就可着手族群史重建。”
从上述对于史禄国的叙述，可以发现史禄国所关心的是现今的民族是如何形成，也就是虽然在目前中国或许呈现了多族群的面貌，但是每一个族群之间，或许都是有所关连，而史禄国对不同族群中的相同与相异的分析，证明在中国境内的族群，有可能是来自于同一群人，只不过是因为对于环境的适应，在生理上也产生变化，所以他认为要从各个组成元素与这些元素构成的复杂面貌，其中作用的机制，也才能理解在复杂的民族分布现象下，民族为了适应环境，所发生的一连串移动与结合的动态历史。
（五）族群（Ethnos）理论的开拓者
最早将ethnic的希腊语原型ethnos一词引入民族学研究领域并进行定义和应用研究的是俄罗斯学者，史禄国为此做出重要贡献。他被认为是第一个给ethnicity（民族性）这个概念下定义的人，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他本人也因此奠定了在俄罗斯、苏联和“后苏联”（俄罗斯）民族学界的民族理论学术史中不可动摇的先驱地位。
作为史禄国的学生，费孝通先生在缅怀老师的文章中专门对ethnos的应用作了说明：“史氏用的Ethnos是他的专用词，采自拉丁文，《牛津英语字典》直译作Nation。史氏采用拉丁古字就是为了要避开现代英语中的nation一词，因为在19世纪欧洲各民族强调政治自主权时，把这个词和state联了起来，成为Nation—state。State，是指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于是Nation也染上国家的涵义，比如联合国的英文名字就是UnitedNations。为了把民族和主权国家脱钩，他采用了拉丁文Ethnos。” 那么，ethnos究竟意味着什么？《国际人类学者人名字典》（C．Winters编，一九九一年出版）《人名字典》这一条文的作者引用史禄国有关ethnos的定义的原话，“ethnos是人们的群体，说同一语言，自认为出于同一来源，具有完整的一套风俗和生活方式，用来维护和崇敬传统，并用这些来和其他群体作出区别。这是民族志的单位——民族志科学研究的对象。”
在1908年出版的《俄国人类学协会年鉴》第三卷中，ethnos的俄文形式этнос已开始用于区别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在1920～1921年，史禄国开始用这个词来对“民族”进行分类。1923年他发表了《民族、民族志现象和民族现象的基本原则》（Ethnos，GeneralPrinciplesofVariationsofEthnographicalandEthnicalPhenomena），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专门研究ethnos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对ethnos的解释强调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认为这是一个一般的、普遍的民族概念；二是认为构成这个概念的要素既包括文化因素（语言、习俗等），也包括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定义性的表述为：“即以起源、习俗和语言的统一而连接起来的人们集团。”1924年，史禄国又发表了《民族的单位和环境》（EthnicalUnitandMilieu）。他将ethnicalunit（民族单位）这一术语解释为：“是指这样一种单位，在这个单位中民族志要素的变化过程及其向下一代的传递和生物学的过程正在进行。这些单位永远处于变化（变异）的过程中，因此昨天的单位同明天的不会完全相同，但是从发生学来说它是相同的。这些过程可以快，也可以慢，或者处于停滞状态，这类似于动物中的种、亚种、变种、属等等。”20世纪30年代，史禄国对ethnos又做出了进一步的定义：“民族是那些讲一种语言、承认自己的统一起源、具有一整套习俗与生活方式、以传统来保持和被人尊崇并以传统而同其他同类者区别开来的人们的集团。”由此可见，在史禄国的研究中，Ethnos和Ethnicalunit显然是不相等的，应该说属于两个层次。
史禄国把人类学的出发点深植于人体的本身，他更把人体结构和生理机制看作是生物演化的一个阶段，他甚至在他的Ethnos理论中说“在这些单位（Ethnos）里进行着文化适应的过程，遗传的因素在其中传袭和改变，在最广义的理解上，生物适应过程即在这单位中进行的。”他的Ethnos论最精采的分析是可以用算术公式来表示的一个可视作Ethnos单位，即民族认同的群体，在和同类单位接触中所表现出各自的能量。这能量是这单位的地、人、文三个变量相生相克的综合。地包括生存的空间和资源，人包括成员的数和质即生物基础，文是人造的环境，包括社会结构和文化积累。三个变量相生相克的关系中表现向心力和离心力的消长。在相接触的各单位间能量上平衡的取得或失却即导致各单位的兴衰存亡的变化。所以他的理论的最后一句话是“Ethnos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人类学就是研究Ethnos的变化过程，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民族的兴衰消长，是一种动态的研究。
前苏联学者勃洛姆列伊在分析史禄国有关ethnos的定义时，认为他在研究和使用这一术语时存在将ethnos这种“民族共同体”与“生物共同体”（即种族）“令人惊奇地结合在一起”的问题。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史禄国的研究中，对ethnos往往是从体质人类学视角来观察的，对Ethnicalunit则是从民族志的角度而言的。他认为：“通古斯这一名称，只能被认作是一个包括了一组民族单位的原始名称。”在后来的发展变迁过程中，有些通古斯已经改换了原有的语言、原有的民族志复合，“有时甚至连基本的人类学类型也发生了变化；更有甚者，某些非通古斯集团采用了通古斯语和通古斯民族志要素，因此现在被分类为通古斯人。”这里所说的“人类学类型”当然是指他在研究通古斯社会中开展的“对通古斯人和其他民族集团人类学方面的测量”。为此，他也指出：“按照某些古老的理论，‘亚利安人’在人类学和民族志上原来是同一的。但现在已经没有人相信这种假说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了。对通古斯人也应该采取同样的态度。”正如史禄国自己所说，那一个时期他的著作只能用英文发表，这本身也使他“难以将自己的思想表达得恰如其分”。不过，他对ethnos的理解中包含了“种族”的意思，是对这一术语在西方应用中的涵义的准确认知。不管怎样，史禄国对ethnos的研究和提出Ethnicalunit（民族单位）并进行的定义，可以说构成了当代学界有关ethnos及其派生的ethnicgroup术语的各种现代定义的源头。语言、起源（祖先）、整套习俗与生活方式（文化）、被人尊崇（他人认可）、同其他同类者区别开来（自我认同和排他），这些要素都是现代定义中反复为人们所强调的。特别是ethnos及其理论，对我们研究西方ethnicgroup概念及其理论不仅有借鉴意义，而且也是一个最为系统的理论参照系。
（六）影响和培养了一批中国人类学者
我国人类学家直接受到史禄国学术影响的有费孝通和杨成志两人，而他们两人为我国人类学培养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理论功底深厚的专业人才，壮大了研究队伍，也产生了一批长盛不衰的学术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