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氏本书的副标题是“满族氏族组织研究”。可是，按照汉语文献通常的说法，清代满族，特别是康熙、乾隆年间大规模从关内回防东北各地的满族，是以宗族（家族）作为基本的血缘组织的。我们注意到，氏族概念和宗族概念是不同的，它们却被用以指同一事实。这种矛盾的出现可能源于事实的复杂性和论者对事实的不同侧重。我们只有了解东北满族的血缘群体的实际情况，才能够理解这种概念上的矛盾。
该书内容丰富，学术性强，从人类学的角度，运用相关手法来研究满族，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瞩目，对于后来的清史研究和满族研究都有不小的影响。对于研究哈拉、莫昆及其他满族社会问题的人来说，本书理所当然是必读文献之一。
三、史禄国对中国人类学的贡献
在俄国1917年革命后以及在中国定居的几十年里，史禄国成了影响新的人类学和民族学体系形成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中国人类学发展早期起了关键性作用。“民族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并不是这些30年代或40年代在中国作短暂停留的来访者，而是一位以中国为家的外国人——史禄国。”
（一）在“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中担当要角
人类学源于16世纪的欧洲，19世纪中叶成为独立学科，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人类学从附属于史学、社会学的地位，成长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中，史禄国先生在其中担当了要角，功不可没。
首先，就中国人类学学科诞生来看。史禄国最初在中山大学任教，后来到了蔡元培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接着又于1929年来到当时刚刚建立的国立清华大学，并协助成立了社会学系。随着史禄国的到来，社会学系在自己的正式名称中加上了“人类学”的字眼，并开设了人类学的课程，这个社会人类学系是中国第一个在名称中加入“人类学”的系。有学者曾经提到，“你知道清华的社会学系的后面为什么拖了一个累赘的尾巴？（原编者注：这条尾巴最近被教育部的一纸命令轻轻地割掉了）你知道为什么社会学系的同学觉得这条尾巴累赘要求切掉时有力者只以“不讨论”三字了之？这是当局觉得学生的意见无足轻重么？不是，只为表示我们这里有了个以治人类学世界知名的学者史禄国先生（Pr．Shelokogoroff）。”虽然后来系名又改为了“社会学系”，但其组织形式变成了3个组：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人类学是该系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其次，就中国人类学范式的确立来看。史禄国先生对于人类学具有很深的造诣，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史先生一直是我国惟一的一名人类学教授，因此，对我国人类学学科范式的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史禄国是一个在欧洲人类学研究领域有着重要影响的老牌人类学家，他根据欧洲大陆人类学研究传统，史禄国先生将人类学的学习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体质人类学，第二阶段是学语言学，第三阶段是学文化人类学。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田野中，史先生都教育自己的学生，让他们将人类学看作是一个充分整合了民族学与语言学及体质人类学的学科。他主张把生物现象接上社会和文化现象，突破人类的精神领域，再从宗教信仰进入现在所谓意识形态和精神境界。这样一以贯之地把人之所以为人，全部放进自然现象中，作为理性思考的对象，建立一门名副其实的人类学。
学科的划分和研究范围的规定在世界各国都是按照各自的情况，在历史上逐步形成的。在30年代欧美学术界对人类学的理解也很不一致。“我（费孝通）在清华研究院上学时导师是沙俄时代培养出来的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他依据欧洲大陆的传统认为人类学所包括的范围很广，主要有人类体质、语言、考古和文化。可说是人体和人文的总体研究”。史禄国认为，学习研究人类体质，要有生物学基础，还要有考古学的基础，人体研究涉及到人体解剖学及生理学的知识。研究人类的由来和人种的变异，牵连到古猿的演进和分化，涉及考古学的知识。人类社会的形成出于分工合作的群体生活，这种群体生活建立在会意的传媒体系，即语言和文字，那就需要研究语言的形成、分布和变化。最后社会和文化研究群体分工合作秩序的建立和维持，以及争夺剥削的矛盾和冲突，形成人和人的利害关系和道义关系，需要进行社会结构的分析。由于人不仅生活于自然的环境之中，而且已世世代代不断创造、累积以及淘汰、破坏形成了一个人为的环境，就是文化，而文化的研究更需要自然演进和人文流动积淀的历史知识。这样看来人类学不仅内容包罗万象，而且所学的基础知识多门多类，实在是一门最广泛的综合学科。
（二）开辟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调查研究的先河
人类学诞生于19世纪中叶，从一开始，通古斯民族就进入了人类学家的视野，而且在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通古斯诸民族始终吸引着中外人类学家的视线。可以说通古斯人类学是伴随着整个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而逐步走向成熟的，它是为数不多的能见证整个人类学发展历程的分支学科之一。同马林诺夫斯基所研究的特罗布里恩德人一样，通古斯诸民族同样是现代人类学诞生的摇篮。
学术界通常把操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民族称为“满——通古斯语族民族”。满——通古斯语族民族主要分布在我国和俄罗斯境内，共有13个民族，其中在我国境内有满族、锡伯族、赫哲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5个民族。史禄国在人类学方面主要的贡献在于通古斯人的研究，他是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人类学上杰出的的贡献是在综合人类学各部门的知识，通过实地考察，研究西伯利亚及我国东北各省的通古斯人，包括满族在内，也可说在他研究通古斯人的成果中反映了人类学的全部内容，包括他为我制定学习计划中的体质、语言、社会、文化这些部分，而且还应当加上考古学和历史学”。
在1912～1918年的科考中，史禄国从民族志、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和地理学等方面，对满——通古斯语族民族进行了广泛调查和研究。1912～1913年他在俄罗斯贝加尔湖一带调查被他称作“北方通古斯”的埃文基人；1915～1917年他又在中国东北地区调查满、鄂温克、鄂伦春等通古斯语民族。通过对这些通古斯民族的社会历史情况作全面的调查和研究，史禄国先后出版和发表过多部（篇）有关通古斯诸民族的著作和论文，其中，《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商务印书馆，上海，1924年）和《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商务印书馆，上海，1929年）这两部有关通古斯人的社会组织的巨册现已得到高度的声誉，成了举世公认的权威著作。《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一书是作者对我国东北和北京地区的满族进行长期调查后写成的。该书对满族的语言、亲属称谓、社会组织和功能、婚姻家庭和经济状况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是研究鄂温克、鄂伦春族的一本民族学专著。在书中他对鄂温克、鄂伦春族的地理分布、民族类型、社会组织和职能、婚姻、家庭、财产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做了阐述。该书是一部全面了解和研究鄂温克、鄂伦春族社会历史情况的重要著作。作者对我国的鄂温克、鄂伦春族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调查，在这部书中充分利用了这些资料。在编写该书的过程中，又引用了几十种有关的中文文献、资料和著作，为我们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史禄国作为著名的通古斯学家，那一阶段他的调查研究对象主要是西伯利亚地区到黑龙江流域正在迅速变迁的通古斯语族的部分群体，如鄂伦春、鄂温克等尚在很大程度上保留血缘氏族组织的前民族群体，他对这些群体的研究也因此侧重于历史上他们同其他民族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了这些群体的社会变迁、群体流散、同化乃至于生物学意义上的融合过程”。这部著作的价值，正如该书《译者前言》中所说：“作者的实地调查比我们早40年，我们调查时已经消失的社会现象，在他调查时还存在或还有其残余。因此，他的著作是有坚实基础的，显然这是值得我们参考的”。的确，“对西伯利亚进行历史民族学研究，不仅对研究当地居民的民族文化特点，而且对广泛进行民族考察，阐述世界各个历史阶段的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的产生和发展等重大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从他有关通古斯人和满族的著作中，读者必然会体会到他在语言学方面的功底。他不仅能掌握当地民族的语言文字去接触和理解各族人民生活，而且用以分析各民族的社会组织和文化的发展。史禄国不仅能纯熟地说通古斯各种语言，而且对语言本身进行深入研究，最后完成了《通古斯字典》，用俄语对译，于1944～1954年已在东京出版。
（三）对萨满教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萨满教之研究大致开始于十七世纪后半叶。当时有些俄国旅行者对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流域的通古斯语族的萨满教进行调查，并把它介绍到欧洲等地。从此萨满教研究作为一种学术课题被国际学术界所公认。初期的萨满教研究主要局限在以西伯利亚为中心的阿尔泰语系各民族之范围内。由于地理条件的优越，俄国人有幸最早接触到西伯利亚的萨满教并对之进行研究。史禄国作为俄国萨满教研究的先驱之一，在20世纪30、40年代对我国北方民族的萨满教进行调查写出了不少具有较高水平的论著，他于1936年出版了《通古斯萨满教的理论》和《通古斯人的巫术集合体》两本书，对通古斯萨满教进行了较全面的系统研究。
史禄国是一位在萨满教研究史上卓有建树的学者。尽管对通古斯萨满教研究仅是他所致力于研究的通古斯学的组成部分，但他却触及到萨满教的许多一般性理论问题，其深邃的见解、卓异的创造性思维、敢于质疑学术定论的学术勇气以及由此对萨满教理论的建树，远胜于众多的萨满教专家。
在萨满教早期研究史上，“萨满”这样一个既重要又复杂的名词，就备受语言学家和民族学家的关注，并逐渐形成了两种颇具倾向性的观点，即“萨满”词源外来说和土著说。史禄国始终坚持外来说观点，他在《Sramana与萨满》（1924年）一文中指出：Saman一词似不属通古斯语中的原生词，而是源于印度。作为通古斯研究专家史禄国持外来说使得此说在萨满教研究史上曾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在萨满教起源的问题上北方起源说一直在占主流。20世纪初叶，史禄国通过对通古斯人的社会组织的研究得出通古斯人的萨满教是基于通古斯人的不安定的精神活动的结论，并企图把萨满教的起源问题同通古斯人的起源以及人种起源连结起来考察。
史禄国在《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一书中提出，万物有灵论为萨满教创立了环境，也为萨满教特有的魂灵体系提供了基础。从本质上讲，萨满教同原始的万物有灵论并无二致。萨满教专有的特性，在于奇特的仪式、服装、法器和萨满的特殊社会地位等方面。实际上，其中有些现象也是其他神职人员和术士的特点，但萨满教是上述这些现象的综合。
通古斯人认为，萨满是能够跟神对话的巫师。人们通常把这种现象看成是迷信或原始宗教，史禄国却认为这是在社会生活里积累形成的生理、心理的文化表现。他在1935年出版的《通古斯人的心理情结》（KeganPaul出版社，伦敦等，1935年）一书中，运用民族学、心理学、生物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进行综合分析，把萨满施巫术和精神病人的心理进行对比研究。作者提出了“心理思维情结”的概念，并用整本书来阐释萨满心理情结。史禄国的《通古斯人的心理情结》一书，被俄罗斯学者认为是“一部非常创新的作品，理应得到最高的评价（极好的、卓越的）”。并发表了多篇有关满－通古斯语族民族的论文，如《通古斯人萨满教的一般理论》（载《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增刊之二，上海，1923年）、《关于通古斯萨满教的一般理论的考察报告》（载《历史文献学志》第1卷，海参威，1919年）等。史氏研究萨满教不同于一般的萨满教研究，他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待萨满教，认为“萨满教的主要功能是调整族人的精神生活，包括治病技术”。“萨满教的典型功能就是综合性调整功能。这种功能完全可以与良好的政府之功能相比”。
史氏对萨满及萨满现象的探讨，从某种意义上说继承了俄国的生物学传统，将人的生理、心理现象与文化现象相联系。但他不是孤立地考察萨满的生理、心理特征，而是将其置于通古斯人精神心理这一大背景下加以研究，在对通古斯人病态性心理进行详细描述和深刻分析后，反观萨满的生理、心理特征，指出通古斯萨满在生理上和心理上是健康的，从而最早对已成定论的萨满身心疾病说提出异议，明确提出萨满是生理、心理健康的人，一反当时民族学界普遍视萨满为身心疾病患者的学术之见，可谓独树一帜。史禄国指出：“与其他人相比，萨满具有极强的神经反应和肌体上自我控制的莫大能力。所以他必须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神经机能和正常的心理机能，因为身体衰弱会妨碍自我控制，而神经上的疾患，会在他的行动中，当施展心理学作用的时刻中断恍惚状态。”他认为，萨满必须善于控制自己的思想，使自己进入出神状态，并能在行巫术时保持和调整这种状态。他首次将萨满术与氏族的生理卫生和自我保护相关联，提出萨满是氏族的“安全阀”（safetyvalves），萨满教的起源是部落不自觉地防止神经和精神病患的蔓延。
史氏的萨满身心健康论是对传统的萨满身心疾病论的质疑，由此引发了两种不同萨满观的学术争议，促进了对“萨满其人”问题的探讨。20世纪后期，萨满身心健康论渐被研究者们所接受，并从不同的视角丰富和发展了这种主张，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学术观点。史禄国在其具有重大价值的著作中更为深远地发展了自己的观点，总之，这位研究者的突出特点是他很早就形成了自己关于民族文化研究的观点和立场，如对某个民族内部过程的发展以及族际关系的性质和影响的观点等，他在自己的首批著作中就已经发表了这些观点，并在后来的著作中加以发展和证实，补充了新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