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指出：“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社会历史实践活动的主体，历史是由人实践创造的。
然而，人有个体、群体、整体之分。全部历史本来是由个人活动构成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个人活动简单的相加，每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不同的。只有那些通过自己有目的的富有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加入到与自己相联系的群体或整体的客观历史实践活动中去的历史人物，才能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推动历史进程，对历史发展起较大影响和作用。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而且还要承认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特殊作用。
“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同样，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具体社会时代，在每一个学科和领域中都会涌现自己的大师级人物。他们或延续学术传统，承上启下；或创新理论范式，别开生面；或拓展学科天地，纵横捭阖；或凿通交流管道，美美与共。大师的生成，不仅取决于他们个人的卓异天赋和非凡能力，而且也取决于学科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正所谓“时势造英雄”也。因此，了解“大师”，对于我们更深入了解学科现状，摸清学科史发展脉络，以及展望学科未来发展趋势均大有裨益。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比别人看得更高更远。
《人类学的中国大师》是一部人的传记，但不同于一般的历史人物传记。它不是全面、系统地论述传主一生的事迹，而是挑选传主一生中对中国人类学有重要影响的学术专著和学术思想进行介绍和评述，寓论于文。文章做在“影响中国人类学史”这一点上，从传记创作来说，倒也别开生面。清人郑板桥曾经写过一副楹联，其曰：“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以这副楹联移送《人类学的中国大师》的诸传记，我们想是恰当的。
人类学作为一门研究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己的西方学科，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来，曾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得到过长足的发展，并出现了一大批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声誉的人类学大师。限于篇幅，《人类学的中国大师》一书选择收录了其中的16位，他们分别是李济、吴泽霖、潘光旦、林惠祥、杨成志、吴文藻、凌纯声、林耀华、费孝通、岑家梧、梁钊韬、李亦园、乔健，以及美藉华人许烺光、张光直和俄国人史禄国。
人类学靠田野调查起家并以此为看家本领，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概莫能外。中国的人类学大师们从立足本国的田野调查中提炼、概括和升华出来的精辟理论及经典著作，开创了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辉煌时代，甚至达到了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水平，为后人留下了一大笔丰富的学术遗产。如：
——李济（1896～1979），作为中国第一位留洋归来的人类学博士，自1923年美国学成回国，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等单位任职。1949年去台湾后，历任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主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等职。先生朝气蓬勃，敢想敢做，从一开始便突破校园的围墙，把教研课堂搬到了田野之间。从1926年起，先后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安阳殷墟、济南龙山镇等多次重要考古发掘，取得大量考古成果，特别是在他主持下发掘的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被誉为“第一次由国人主持的现代考古发掘”。他所重视的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的方法在日后中国考古学中广泛应用，从而使中国考古逐渐走上了科学轨道。与此同时，他在古器物的分类与定名、田野考古层位学等方面有独到研究，而且还为招揽和培养考古骨干人才做了大量工作，是我国现代考古学和田野考古工作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
——吴泽霖（1898～1990），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教育家。他自1922年北京清华学堂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获得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密苏里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毕生从事高等学校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对我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博物馆学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先生注重田野调查，曾多次深入云、贵、川等地进行实地考察，著有《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州短裙黑苗的概况》、《水家的妇女生活》、《贵州少数民族婚姻的概述》、《炉山黑苗的生活》、《大小凉山彝族的婚姻》、《贵州省清水江流域部分地区苗族的婚姻》、《群婚残余试探——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和家庭的一些问题》等一批专著和论文。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吴教授以84岁高龄来到中南民族学院（现为中南民族大学）任教，期间提倡和主持建设了全国第一家民族学博物馆，主持翻译了我国第一部《人类学词典》，为社会培养了一批民族学、社会学骨干人才。
——潘光旦（1899～1967），生前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他博古通今、融贯中西，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能把自己的学识运用到社会实践当中。一生著述甚丰，在性心理学、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人才学、民族史等众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20世纪50年代，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期间，曾先后多次访问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对湘西土家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为湘西土家族民族成分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著有《冯小青》、《中国家庭之问题》、《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的研究》、《读书问题》、《画家的分布、移植与遗传》、《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近代苏州的人才》、《明清两代嘉兴之望族》、《家谱学》、《优生概论》、《人文史观》、《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优生与挑战》、《自由之路》、《政学罪言》、《优生原理》、《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开封的中国犹太人》、《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等。
——林惠祥（1901～1958），生前为厦门大学人类学教授。作为我国人类学“南派”学者代表之一，在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民族史、高山族研究等领域都卓有建树。他毕生致力于人类学的研究和教学，对东南亚及我国的少数民族进行过多次田野调查，是中国对台湾省高山族最早进行田野调查的学者，著有《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苏门答腊民族志》、《婆罗洲民族志》、《中国民族史》等。
——吴文藻（1901～1985），生前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一生致力于中国的人类学事业，尤其是把人类学中国化，贡献极大。他开创了社区研究之风，认为研究社区文化的基本方法就是进行实地调查，以实地调查为始，以实地研究为终，理论必须根据事实，事实必须符合理论。尽管先生有影响力的专著不多，但是他在整个人类学事业的发展和培养人才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瞿同祖等，均出其门下。
——凌纯声（1902～1981），毕生致力于人类学研究，并深入各民族聚居区进行田野调查，其关于东北赫哲族和湘西苗族的田野工作被誉为早期中国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圭臬，对浙江畲族、云南彝族等边疆民族的调查也是中国人类学家较早的田野工作实践。他的著作有《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等。
——杨成志（1902～1991），生前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是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创建者之一。20世纪30～40年代任中山大学教授及人类学部主任、人类学系主任等职，1928年率先到大小凉山彝族地区进行调查，之后他多次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著有《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海南岛苗黎调查》等。
——林耀华（1910～2000），生前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曾深入福建汉族聚居的乡村，以及彝族、藏族、蒙古族、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并以《金翼》、《义序宗族的研究》、《凉山彝家》等著作在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界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教学中的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林先生也倾注了毕生的心血。由他撰写和主编的《民族学》、《民族学通论》、《原始社会史》、《从猿到人的研究》、《父系家族公社形态研究》等，大都成为了当今高校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专业学生和研究生的必读书和重要的专业参考书。
——费孝通（1910～2005），生前为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教授，一生从事社会人类学研究而从未放松过田野调查。他根据田野调查而写成的《江村经济》被誉为人类学本土化的开山之作，从而开创了中国人类学乃至国际人类学的新时代。其他如《禄村农田》、《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国绅士》等著作，以及近十几年来对小城镇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在人类学界都有广泛而重大的影响。
——岑家梧（1911～1966），生前为中南民族学院副院长、教授，曾先后到海南、云南、四川、贵州、广东等地进行田野调查，从事艺术史、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史前史等课题的研究，在学术界影响广泛。他著有《史前概论》、《史前艺术史》、《图腾艺术史》、《西南民族文化论丛》、《中国原始社会史稿》等，并且提出“有机综合”的研究方法，在艺术人类学、宗教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等方面给人们留下宝贵而丰富的学术遗产。作为20世纪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艺学家，被学术界高度赞誉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一代宗师”。
——梁钊韬（1916～1987），生前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为了复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20世纪70年代末，先生不懈呼吁和四方奔走，终于在1981年经教育部批准，中山大学停办30年之久的人类学系得到恢复——这也是新中国复办的首个人类学系，先生任首任系主任，并创建了人类学博物馆，为人类学在中国的复苏和勃兴披荆斩棘，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他一向强调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著有《梁钊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集》、《文化人类学》、《中国民族学概论》（合著）、《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等，为后学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后人评价他“为中国人类学的奠基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