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董春法曾先后担任过武义县粮食局党组成员、储运股长，土管局、城建局局长和扶贫办主任，是一位工作责任心强，富有创新精神的好干部。早在20世纪80年代，董春法设计出“武粮83型粮库”因其功能优异而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推广到10多国家。1993年董春法开始接任县扶贫办主任一职，从任职那一天起，董春法便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留给了高山深山里的农民。为了帮助深居高山深山的贫困农民摆脱贫困，他翻山越岭，深入调查研究，寻找扶贫突破口，针对高山深山环境恶劣，发展无望，群众存在的“七大难”问题，他制订出脱贫“八大法”，并大胆提出下山脱贫拔穷根的新路子，开展“搬迁下山，异地脱贫”工作。14年中，他不断跋涉于大山之中，游说于山民之间，劝导大家走出大山，曾经为了做好一个村的搬迁工作，跑了43趟乡政府，爬上该村28次。可见，每一个村的搬迁，都倾注了董主任的满腔热情和辛勤汗水，更何况迄今为止，他已经成功帮助345个村、45657名群众从高山深山搬迁下山。创造了世界扶贫史上的奇迹！对于工作，董主任似乎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是疲倦，什么是累，无论是节假日还是周末，你都可以见到他为工作而忙碌的身影。从董主任的一段叙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工作的那股干劲：
那些山路都要爬的，我去爬那些山从来都不带开水，我带去的就是一本地图、一个手电筒、一个手表，那个手表可以测量海拔高度，走到什么地方，它都有显示，还显示天气情况等，那个是日本产的卡西欧表，当时要2700多元，我自己出钱买的，有10多年了，现在还很好，有时候还有人借去用。
原来也有好几个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我，问我总共爬了多少公里的山路，流过多少汗？这个我自己也算不清。这里，我又要讲到我有几个有利条件，建设局局长我当过，土管局局长我当过，那时候他们都很支持我的，规划这一块拿去批，很快就批回来了，土地审批也很快就批回来了，村镇规划要通过建设局，土地审批要通过土地局，那时他们都是“老局长，老局长”的叫我，很客气的，这个也是很好的条件，你换个人，这个有利条件就没有了。我身体素质好，这句话是武义人都讲的，因为我工作46年，基本上连感冒都没有的，你那天听到我咳嗽，那真是难得碰到的。我到现在为止什么叫胃痛、胃胀、胃酸是不知道的，什么叫头痛、腰酸、腿痛也是不知道的。我调到扶贫办时也有51岁了，有个大学生跟我一起去爬山，跟在我后面直叫：“董主任啊，太累了，太累了。”我说：“你听到过我讲累这个词没有。”他说没听到过。一天到晚我都是天还没亮就出去，到天黑才回来，不用在凳子上坐一下，一天到晚都是走走走，好像走不累的。这个可能跟思想上“我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做好”有关，有那个劲头在那里，就好像不知道累了，“我今天就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做通，不做通就不回去了”，有一股气在那里，人的身体有股劲，有股气在那里就没问题，放松下来可能就不行。我们到山上口干了，就到那个山沟沟里面去，趴在那喝水，再从岩石下面流来的水，用一根黄毛草，两头去掉，插到岩石下面，水就流出来了，就喝了，人家说那种水不能喝，但我喝就不会有事。
在与董主任的交谈中，我们知道，董主任每天不但忙于下山脱贫的宣传和引导工作，还在为迁建新村的选址、规划、建房、口粮田用地的安排、资金的争取而东奔西走，尽心竭力。此外，有些村下山后村名的更名、新村的简介、致富的门路等都找董主任帮忙解决，董主任在下山农民的心中成了无所不能的活菩萨。今年65岁的董主任是退休不退岗，仍在为山区农民脱贫而奔波。当年董主任退休时，老百姓联名写信不让他退休，甚至还有人建议给他塑像建庙。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黄亚洲的一首诗《老董》正道出了老百姓对董春法的感情：
……
扶贫办的老董每一回进村都
很困难
风暴通常刮起在村口
抱肩的抱肩
握手的握手
老村民在商量要盖个财神庙
但是有句悄悄话说不出口：
奠基那一日，须要等到
老董百年之后
虽然建庙需要等到老董百年之后，但下山农民却从来没有停止对老董的感恩行动。有些村把感恩之情表达在功德匾上送给他，有些村做拐杖送给他，有些村送公鸡给他，有些村写对联感谢他，等等。如今，在老董家里已经存放着几十块匾，上面写着：“功在斯民”、“功在斯民 当之无愧”、“下山脱贫 造福人民 世代感谢 春法主任”、“春法同志 百姓爱您”等字样。董主任告诉笔者：这些现在都不能挂起来，等死了以的才能挂，再就是到时候送到博物馆里去。他还向我们说起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根龙头拐杖，是新九龙山村的村委送的，他们自己到山上去挖黄檀木，连根拔起，很细很硬，在拐杖的上头刻成龙头，上面刻着“董春法主任，我们下山脱贫的翻身农民世世代代感谢您”。在他看来，这些真都是有钱买不到的，是老百姓的一片心意。每逢下山脱贫村有喜事，都忘不了叫上老董，因为他们认为只要老董到那里坐一下，他们的档次就提高了。对此，老董还专门跟我们谈道：
喜酒我是喝不完的，开始我是包红包的，最少100元，多的200元，有时一天就有7个，一个人包100元，一天也得700元，吃不消啊，后来到省里开会，省里那个扶贫办主任说：“老董，你好事那么多，喜酒也喝得多啊。”我跟他说：“喜酒是喝了不少，红包也包了不少。”于是他给我出个点子，叫我由扶贫办出面去做一些匾，在上面写上“下山脱贫好”五个大字，然后加上“武义县扶贫办赠”，以后谁家喝喜酒，就把这块匾送给他，不需要医红包了，这样就更有意义，又可减轻自已的负担。听他说以后，回来我就做了一批这样的匾，花很少的钱，也很简单的，长大概有1．5米，宽60厘米，上面五个大字“下山脱贫好”。也不是每个村都这样送，如果每个村都送这个的话，家家都一样也不好。我后来也有送热水瓶、花瓶这些礼品，就像“黑人、黑村、黑户”这个村，他们有两对新人请酒，我一户送了一对花瓶，另一户送了两个热水瓶，100元一个的热水瓶，那也要200元钱，那人家也是一片心意吔。其实他们请我去也只是想让我去坐一下，这样他们觉得很有面子。他们常对我说：“只要你来坐一下，我们的家庭就特别高兴。”
董春法主任对武义下山脱贫工作所做出的贡献，不仅得民心，也得到省、市、县委及政府的高度评价，2004年5月21日，武义县委书记金中梁在庆祝《武义县下山脱贫工作十周年大会》上说：以董春法同志为代表的历任扶贫办主任为武义县下山脱贫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01年县政府扶贫办授予他的一块匾上写着“董春法同志 创引下山脱贫 造福山区人民”，1996年被评为武义县党政机“十佳公仆”和金华市党政机关“十大实干家”。董春法的实干精神以及他与下山脱贫工作的故事常被媒体报道，甚至被写成戏剧《山妹下山》、话剧《九龙山的回响》、电影文学《山妹》等剧本。他的事迹被写在《实干创业铸辉煌》、《大山作证》、《百姓眼里的好干部》、《董春法与三万下山脱贫的农民朋友》、《为了让山民成为市民》、《退居二线心不渝，再为脱贫献余力》等文章中。与他一起工作的同事曾对他这样说：“老董啊，你只要拿出一点点精力用在自己头上去，你的今天日子就好过多了，你现在的精力是全部用到工作上去了，用到为老百姓服务上去了。”而今，他面对自己为之倾注了多年心血的扶贫工作这样说道：“我们县虽然已光荣脱贫了，但贫困地区的脱贫业绩还不平衡，有些脱贫的地方还有可能出现返贫。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更加勤勉地工作。”⑥
当赞扬之声和感激之情接踵而至时，董春法对自己为下山脱贫工作所做出的贡献是这样评价的：
我为下山脱贫做过一点工作，如果把下山脱贫村比作一辆汽车，那么原来这辆汽车是停在那里不动的，我只是到山上去给这辆汽车加了一点油，点了一把火，这辆汽车就能开动了，从山上开到山下来了。我的作用就是“加油，点火”，如果不加油，不点火，你那辆汽车不能跑，但是如果没有这辆车，那我是油也没地方加，火也没地方点。所以我们之间是互相配合的，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够让人它动起来的。这辆车就是少一个螺丝，也是开不下山的，更何况这辆车还有这么多的配件。因此，这就相当于是全社会在支持着这项工作。
面对来自社会各界的赞誉，董主任总是那么淡定，从来没有因为自己头顶上的光环而削减对工作的热情。但其实我们知道，下山脱贫工作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其中的艰难是常人无法承受的。正如董主任对自己14年来做下山脱贫工作的感受一样：下山脱贫工作可以用5个“千”开头的词语来形容，那就是“千山万水，千家万户，千言万语，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如果事先就知道这项工作是这样，恐怕没有人愿意接任这项工作，但老董则一定是例外。他还向我们这样说道：
整个下山脱贫工作就像西游记一样的，困难也是很多很多的，西游记里讲的是“九九八十一难”，我们的工作想起来是远远超过八十一难，困难重重。有些时候自己想想好像眼泪都要流下来，高兴的时候眼泪也流出来，想想灰心的时候眼泪也会流出来，像做“黑人、黑村”的工作时，想发火发不出来，今天跟他们谈好了，明天又不同意，明天说好，后天又不同意，他们这个村是没有村长，没有书记的，需要我们每家每户去做工作，后来我叫他们选出一个组长，就是下山脱贫组长，让大家要听他的，如果他们没有一个头，我们也很难做工作。
董春法已经将他的一腔热血与下山脱贫工作融为一体，只要贫困地区的穷根还没有彻底拔掉，只要还有返贫的可能性存在，他就不会停止或懈怠工作。更何况，脱贫工作并不是事业的终结，在随后的致富奔小康的路上，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他去做。他要让下山后的农户“家家有楼房，户户农工商，人人有活干，月月有钱赚”。让下山农民过上你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