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对现实应当是敏感的。作家在创作中越是能全面而立体地关照现实，越是摆脱对世俗标准的体认，越是能写出好小说，《保镖》的作者无疑做到了这点。从小说中，我们看到被二姨夫折腾得已有城市雏形的村子，小楼房之间还夹杂些平房，看上去有点丑，而洗头女毛毛就住在有点丑的院子里。她的一家属于被为发展村经济而牺牲的对象。她家本来有一片年收入3万多的苹果园，却硬是被全子的二姨夫砸了建了厂子。作者讲述的这段富裕村里的辛酸故事，虽是为了情节发展的需要，但更是为了真实地揭示我们的现实发展状况。作者对这些底层弱者的体察与观照，体现了一个作家的人文情怀。在村支书兼优秀企业家政绩的背后的小人物的辛酸泪，作家不去观照，谁去观照？社会已给了像二姨夫这样的人太多的荣耀。当然，这样的人也并非不可以歌颂，只要他道德品行无可挑剔，仍然是值得赞颂的对象。但作者在这里描写的二姨夫却是德行有亏、甚至可以说是有过罪恶的人。从世俗标准看，二姨夫是社会成功人士，而从道德标准来看，他却是十足的坏蛋，不仅从他对毛毛一家所犯的罪恶看，从他对“后姨”的霸占来看，他也决非道德的楷模。作者在这里剔除了世俗的价值标准，而以一个作家的眼光从一个更高的视点看取社会，这便是以人文精神的价值取向来进行道义的取舍。由于有了这一取舍，作者才最终让全子痛打了二姨夫一顿。这一收尾，将读者的感情带人了一个更高的审美与道德领域中，摆脱了世俗价值层面。
人文情怀是我们的作家在社会转型期所最应具有的情怀。在整个社会以巨大的步伐推进着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必然有被前进的脚步碾碎的贫弱者的空间，而修补这个空间的责任便落在了作家的肩上。我们可以去讴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缺少的，因为我们是人类。在人类丰富的心灵生活中，爱、同情、怜悯从来都是唱主角的，一个没有爱、同情和怜悯心的人是可怕的，而一个缺乏爱、同情、怜悯心的社会更不能长久，而且这样的社会也不是人类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在追求物质丰富的同时，关注人们的心灵，关注人们的精神生活，提醒人们不要丧失爱、同情、怜悯心，不要丧失对良知与正义的追求，是正直作家所应秉持的一种积极的社会立场。而拥有这样的社会立场，作家才能将爱、同情、怜悯注入人们的心灵，在更广的范围内追求良知与正义。正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我肯定彭兴凯的《保镖》。（原载《作品与争鸣》2002年2期。）
天边的太阳很灿烂
文炜的中篇小说《天边的太阳》（载《橄榄绿》2002：1）是一篇读起来颇有味道、琢磨起来也有些味道的作品。它讲述的是武警部队几个女军官的感情生活，但它没有落入俗套地大讲崇高与奉献，而是充满了人间烟火味，而且这份人间烟火味并不来自对世俗生活的一味奉迎，而是来自经过长期警营生活浸染后的既超越于一般生活又来源于一般生活的那份雍容。所以小说中的这股烟火气既是别有韵致的、流溢着警营豪爽气质的，也是富于人间情调的、充满人情、人性美的。这里的女军官既是渴望爱情的普通女性，又是具有特殊身份的武警军官，作者对她们感情生活的处理，较之一般的爱情描述又多了一份严肃的军人情调。
女主人公辛薇是某武警文工团的一名秀外慧中的女上尉，在小说开始她“二十八岁了不仅至今未能圆满嫁掉，甚至至今没有一个看得上眼的男朋友”，在闺中好友的撺掇下，她认识了一个外表高大英俊、又即将出国的博士孔达明，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挺般配的男女，很自然地谈起了恋爱。而这时辛薇做广播节目时的热心听众、来自荒远寂寞的克拉克勤的武警中队长叶思凯也走人了辛薇的视线。随着孔达明自私卑劣品质的暴露，辛薇毅然割舍了这场世俗的、毫无诗意可言的恋爱，因为辛薇在开始接触孔博士之初，外在条件的吸引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但辛薇毕竟在警营生活多年，军人的豪迈之气、作为一个女军官的自豪感也占据了她的部分灵魂，当自私的孔博士要求她离开部队、随他出国，同时又犯下一个不可饶恕的罪孽时，正直而自尊的辛薇离开他是合乎人物性格的。之后，辛薇随文工团来到偏远的克拉克勤，见到了被作者斌予了诗情画意而在世俗之见中又丝毫不输的武警军官叶思凯，辛薇了解了他的环境也了解了他的人，两人之间一种朦胧微妙的情感之芽开始冒出，这段情义，作者将之描述得朦胧而有诗意，充满了对警营生活的骄傲与自豪。当小说结束于辛薇激情的涌动时，远方的太阳正在升起，它意味着一场充满诗意的爱情即将开始，远方的太阳也将灿烂起来。
小说在讲述辛薇的感情选择时，同时又描述了跳舞蹈的女军官史虹的感情生活，作者以辛薇的视角旁观了这场说不上丑恶但也决不美好的情感经历。史虹的毫无警惕性，使她受到了大款的欺骗与大款之妻的羞辱，最后不得不离开她喜欢的警营。作者对她的描写是有警示性的，而辛薇的旁观身份，也表达出一种女性被压抑的自尊与自我意识，当史虹为会大款男友而精心打扮后离去时，“望着史虹的背影，辛薇忍不住想现在的男人真他妈难侍候，以为自己都是些什么东西！”这种从一种普通女性的性别自觉出发，来描写一个女军人的心理，的确是对女军人人性描写的一种丰富，也显示出军事题材小说写作已深入到人性的各个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对辛薇还是对史虹的情感生活的描写，作者对女军人与地方男性的恋爱都保持了一种高度的警惕，即女军人遇到的地方男性很多是卑劣的，他们会欺骗女军人，女军人的感情归宿还应落在部队。我们不否认在实际生活中这种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也有，但这并不能代表生活的普遍性。作者的这种警惕，虽然表现出某种与世俗人生对抗并试图超越之的勇气，但也表现出因军队生活的相对单纯造成军人性格的单纯，从而造成军人们对时时发生变化的世俗社会的某种惧怕。对女军人来说，不仅男军官是可爱的，世俗社会中的男性也是有吸引力的，作者对辛薇和史虹情感经历的描写也证明着这点。但她们的最终归宿却表现了作者对军队题材感情描写的某种传统上的回归，但对世俗人性的描写则被腰斩了。熟悉警营生活是作者的长处，但也造成了作者在描写感情皈依方面的局限。（原载《文艺报》2002年7月2日。）
胸怀大爱的诗人、作家
吴正的诗、文、小说都有着较高的品格，爱，可看作是吴正小说所特有的高格调的内在肌理。构成这个肌理的，是吴正对真爱挚情的追求，它源自充溢在吴正心中的对亲情的渴求，源自他对故乡、对祖国的深情，也源自他对苍生对世界的悲悯与思考。这些大爱大情感被吴正以个人特有的情愫方式表达出来，给他的作品烙上了深深的个人印记。这样的创作也抚慰了吴正的心灵，使他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中寻找到一片心灵的绿洲。
作为诗人、作家的吴正，对人生爱的体验尤为强烈。他写亲情的夫妻爱、父子爱、母子爱的篇章，感情的浓度极高，富于很强的冲击力。请看他写夫妻情的《醉爱篇》之九：“假如我是阳光，我要遍吻斜依着的你／倦慵而神往；／假如我是水滴，我要切贴泳浴中的你／自由而欢畅；／假如我是空气，我要被吸入你小小的，芬芳／的鼻孔内——再直透到你柔／浪起伏的心胸！”富于想象力的诗人，以阳光、水滴与空气这些无缝、无隙的物质的渗透力表达要与妻子融合为一体的浓烈爱意，读之如饮醇酒。如果心中无爱，是很难发现并使用这样贴切的喻体的。在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上海人》中，他写李正之与李圣清的深情也相当感人，尤其是李圣清去世后，对作为儿子的李正之那悲伤得近乎神经错乱的描述，相当真切地再现了一个诗人气质的主人公失去父亲时的痛苦情状，如果没有切身体验是很难想象的。人间的情爱流淌在他的笔下，拨动着阅读者的心弦。在他的诗文中，对母亲、对孩子爱的叙说也有很多。他写给大女儿的诗句如：“我又能给你些什么呢，孩子／除了那一半的染色体／还有人格，不屈／为了能在这世间直立而活／也不许有屈的／人格”。亲情之外，又可见人格的高洁。这吴正式的情感高格，也构成了他诗文的主要特色。
爱与人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吴正表现爱，也表现着他对人生的思考。他在题为《人生》的诗中，这样总结他所思考的人生真谛：“只有爱——／爱是一颗永恒的星，／照亮了我们的来道，／和去路。”因此，他思考人生、用诗文传达爱的体验，更珍视身边点点滴滴的爱。在他的散文集《黑白沪港》中收有《钢琴老师》一篇，篇幅很短，内涵丰富。不多的文字不仅使我们看到一位母亲对弱智儿子的爱，也看到钢琴老师的责任心与爱心，更看到这爱心的成果——它使一个弱智儿学会了弹奏钢琴，还使他懂得了感激别人爱心的付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吴正作为一个作家对生活事象的捕捉能力，也看到了他作为一个作家所具有的人文情怀。
亲情的爱、对世人的爱只是吴正爱的世界的一部分。在他心中，对故乡、对祖国、对人类世界及文明的爱构成了更为阔大的爱。
爱故乡与爱祖国是吴正笔下的两大心结。在他眼中，“月，怎么样／都还是故乡的圆”。他是上海人，童年、青少年时代都在上海度过，虽然他成年后事业安家在香港，他的诗中也有很多吟咏香港的佳作，小说的背景也大多在香港，但他对上海永远都怀有一种思念与渴望回归的情愫。上海的里弄，故居的铁门、阁楼、晒台，对他永远散发着亲切温馨的气息，故乡的方言永远都对他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在《上海人》中，他几次写到李正之听到上海话的惊喜。他写李正之离开上海八年之后又重回上海时的激动心情——迫不及待地走到机舱门口，“只想在机门被打开的第一刻，上海就毫无遮挡地展现在我眼前”，这种感情何尝不是吴正自己的内心写照。诚如他在《故乡回旋曲》中所写：“这里是他的故乡，他在这里出生、受教育、品味苦甜，辨别真伪，认识人生，沉淀记忆……”“怎么能叫我们不爱她呢？——异乡有千百处，而故乡只有一个。”这种对故乡的爱已化在他的意识深处，使他在若干年后仍能写出散发着上海弄堂神秘气息的《后窗》。这个“文革”期间上海弄堂里发生的人生悲剧，在作者笔下又重新复活在我们面前，小说对那个时代氛围的准确描述，让读者以为，作者似乎就不曾离开过上海。
对故乡的爱是美丽的，对祖国的爱则是高尚庄严的，而对故乡的眷恋又是对祖国深厚感情的具体显现。吴正爱故乡，更爱祖国。吴正在香港的生活颇为优裕。但吴正并不像某些离开大陆的作家一样喜欢对大陆指手画脚。因为大陆这片辽阔的土地是祖国——中国的主体，吴正生于斯、长于斯，对其怀有一颗拳拳的赤子心。《上海人》写李正之拒绝杨重友合伙欺诈大陆政府与百姓的商业计划时，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论大陆谁是当政者，我们都应该为这个国家和人民着想……我们是中国人，而且都曾是在那块土地上参加过‘修地球’运动的中国人，难道我们不能理解几十万美金在中原劳动大众中意味着什么吗……即使你真能按照你的计划，从大陆赚到了那十万美金，你也会心有不安，你的良心终会在若干年后向你提出抗议！”代表着港商商业良心的李正之，拒绝对祖国进行商业欺诈的重要理由是“我们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永远都应对祖国抱有义务与责任，这不是空喊口号，而应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之中。吴正移居香港后，并不因有了香港身份而傲视大陆人。作为诗人的他总是以纯粹的中国人自居，他甚至为香港人的这种因为被殖民过因而有了洋标记的特殊身份而痛苦，他在《我们也算是中国人》中写道：“分明流着中国血／却要强装欧美腔／搞得不中不洋”，“这正是我们的悲哀啊！／却也有人引以为荣：／甘愿向洋人低头／为的是同胞前能昂首！”对祖国强烈的归属感是他爱国心的基础。在后殖民时代，诗人葆有的是一种纯粹而古典并兼有人格魅力的爱国情怀，这不仅是吴正个人的一种精神取向，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应珍视的一种高尚情怀。（本文与杨海清合作，原载《文艺报》2002年3月26日。）
爱的需要的缺憾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一是生理需要，二是安全需要，三是爱的需要，四是尊重的需要，五是自我实现的需要。他认为如果一种需要得到满足，另一种需要就会出现。当然，这并不是说一种需要百分之百得到满足后，另一种需要才会出现。实际上，我们社会大多数人在正常情况下，他们所有的基本需要，差不多都是部分得到满足，部分却得不到满足。一种需要在部分得到满足后，另一种需要也会出现。依照这个理论来看中篇小说《王跃进的生活质量问题》，其主人公王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正是低层次需要向高层次需要逐步满足的过程，其重点又是爱的需要的满足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