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吕梁地区的作者刘维颖便是这样一位默默耕耘着的作家，他新近推出的长篇小说《相约在故园》（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历经三年时间打磨的心血之作。作者在致笔者的信中这样叙说他的写作经历：“《相约在故园》从动笔到出版历经三年，前后修改、增删四、五次。小说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刘铁、侯鼎我极为熟悉，我本人就有着同他们相似的官场经历，故在这部小说写作过程中，我几次抱头痛哭，情难自己。我感到自己仿佛不是在用墨水写作，而是蘸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在写一个生命真真切切的体验。”只有作者感动了，读者才能感动，这样的写作也许太古典，也绝非一般的商业性写作可比，但却是令人感动的。
《相约在故园》为我们讲述了内地一个政府机构——抗灾办十几年的历史，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千年代后期机构被撤并，二、三十个人物在这里上演了一出一出的人间悲喜剧。作者的笔触绝不夸张，也不简慢，人物个个鲜活灵动，直如生活中走出的一般，他们各具声口，各有特色，颇见创作者的艺术功力。比如一个次要人物白能贤的塑造，着墨不多，而人物的粗鄙、功利、缺少廉耻却跃然纸上。他利用老婆、女儿敲诈抗灾办的地皮，当女儿三月一开始拒绝冷小东的求爱时，他为了巴结市委书记的儿子硬逼女儿与冷小东谈恋爱，再如让女婿、准女婿为他拉砖盖房，等等，无不表现出他的极端功利心。更为神来的一笔是，作者让白能贤争做个体经营者协会的主席并进而想弄个市政协主席当当，看似闲笔，却折射出我们社会畸形的一面，人人想当官，当官即是为了弄权，连只顾巴结小日子的白能贤都“胸怀大志”地想当官，可见权欲对人的腐蚀已到了什么程度！
作者不仅善于刻画人物，更善于描绘社会世态，一个小小的抗灾办，容纳的却是一部官场世相录。抗灾办几任领导崔娘子、常光禄、顾原无不是用尽权谋、耍尽手段，却无一有好下场。崔娘子被常光禄整倒，常光禄又被自己的刚愎自用与生活小节问题整垮，而最后费尽心机当上抗灾办主任，又面临机构被撤并的顾原也无有个好去处。小说写尽了这几任领导的弄权细节，没有生活实感是绝对写不出来的，可见作者生活体验的深入、细致。在小说里，为了升官，男人用尽权谋、女人使尽色相，为了谋到一个市文教办主任的头衔，侯鼎的妻子曾涛可以与老情人市委副书记江风恢复旧相好，以致搞得家庭分崩离析。人的权欲一旦膨胀起来，人性中的邪恶面也就找到了喷发点。
弄权是为了用权，有权可用就可捞取好处。小说对腐败这一寄生于我们社会的毒瘤也有所暴露。腐败分子邝仲甫的被杀以及由此而隐瞒起来的更大的腐败分子的揭露，都留给了我们广阔的思考空间。为了个人捞钱，竟敢拿防洪筑堤工程做儿戏的邝仲甫留给人们的危害是何其严重！这一豆腐渣工程的结果是吞噬了刘铁和三月的生命。
在暴露世相的同时，小说也为我们塑造了我们社会正义与善良的代表——主人公刘铁，这是小说的亮色。我们毕竟还有刘铁这样的脊梁骨在顶着，因而小说对我们社会的理解是全面的，并不偏及一极，在暴露的同时亦有歌颂。刘铁虽身为副主任，但不会弄权、更不会耍官，抗灾办的苦活、累活都是他干，技术难题也是他解决，虽然当了十几年的副主任却无升迁的希望，在抗灾办即将被撤并的时候，别人都在忙着跑官，惟独他却报了个调研员准备退下来。最后，在抗洪抢险的第一线，舍身堵了漏洞，成了拯救金石市的英雄。这样的人物，作者并未将他塑造成高大全式的人物，可敬而不可亲。刘铁是平凡的，是我们身边的人物，他的一举一动都透露着一个正直善良的普通领导干部的可亲可近，这也是整部小说的一个特色，非常生活化。在生活化的叙说中又表达着作者对社会正义力量的尊崇。
小说的生活化处理使得小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小说在写抗灾办历史的同时，也写了刘铁、侯鼎等人的命运。在经历了抗灾办的风风雨雨，家庭的破裂，刘铁的牺牲之后，本性善良的侯鼎携多年的恋人腊月回到了刘铁女儿刘小娟和恋人庄园在侯鼎、刘铁插队的故园所开办的农场。这是作者为在世态人心的浮沉中挣扎的主人公所设计的一条突围之路，虽充满理想色彩，却不无悲凉。刘铁的牺牲使小说的结尾蒙上了一层悲壮色彩，而侯鼎的回归故园使得小说结尾又不无悲凉之态。但这个结尾又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点：即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人们生活方式的选择可以是多方位的，机构撤并后无人接收的靳豪、苏琼们不是成立了公司吗？侯鼎的最后选择亦是一条充满希望之路，这也折射出整个社会心态的变化。（原载《文艺报》2000年5月23日。）
写实之外
也许因为个人阅读趣味的缘故，窃以为当下写实类小说最好读。因为社会的转型，丛生的社会矛盾与世态万象都要反映到小说创作中，写实是表现现时代现实状况最有传统也最为有力的创作途径之一。写实的笔法离不开对社会问题与生活流程的关注，能在短短的篇幅内将某个生活流程写得简捷而又流畅，这样的写实应当是到位的。《十一月十七日》便是这样一篇到位的写实小说。
小说选取的表现对象是一位记者的一天生活，而这一天又比较特殊，是狮子座流星雨爆发的前一日。对于那些不关心流星雨爆发的普通人来说，十一月十七日是平凡的一日，而对新闻媒体来说这一日又是制造紧张激动氛围的好时机。作为新闻记者，邱光明从一开始就拒绝加入这一炒作行列，而到处找寻他的独家新闻，结果偏偏在前一天晚上错过一个突发事件而在上司与同事面前陷入尴尬境地，最终还是在十一月十七日上了天文台，去报道狮子座流星雨的爆发。由于作者追踪的是邱光明一天的生活流程，使得因为流星雨的爆发本应有所兴奋的十一月十七日变得相对平庸了，这是日常生活的庸常本质所决定的。流星雨的爆发仅只是小说的一个生活背景，没有成为叙事的兴奋点。本来，对于庸常的生活来说，流星雨的爆发应是一种诗意的存在，但这一作为背景的诗意存在，一旦成为报道对象，它也就成为日常工作的组成部分，需要具体地谋划落实，展现在公众面前的是兴奋与激动，而幕后的环节却是生活逻辑的演绎。写实的长处在此，短处也在此，呈现着生活流程的同时也将诗意荡涤，写实所展现的生活，便是流水般涌现的日常事件。好在这里的事件剪裁得当，绝非生活琐事的罗列，一些颇富戏剧性的场景描述，比如邱光明在遭到大会点名批评后的打瞌睡，也颇能引起读者的阅读趣味。这是这篇小说写实的成功处。引起人们注意的并非那些突发事件或诸如狮子座流星雨等新闻话题，而是邱光明的生活处境。写实的魔力将我们引向的是他在报社的境遇，他妻子工作问题的解决，他如何由与自己生活环境的不协调而转入相融。由此而牵涉到的社会问题，比如有偿新闻、比如社会关系网对人的生存的重要，等等，更将一扇社会的小窗口展示在我们面前。至此，我们得到了一种阅读的满足。
然而，在写实层面的阅读满足之外，能引起我们心灵震荡的东西仍然是缺乏的。这便是通篇小说诗意的匮乏。在关注日常流程之外，在将小说写得流畅有趣之外，小说的内涵是不够丰富的，耐咀嚼的东西少，缺乏厚重感，这不仅仅是这一篇小说存在的问题，也是当前写实小说普遍存在的问题，现象的描述多，而内涵的揭示少。也许这是笔者的苛求，但不能不说是一个问题。写实并不等于拒绝诗意与抒情，在将生活事件写得逼真之外，诗意的追求不应减弱，否则读者在得到一个个流畅叙事之后，对整部作品的印象将是零散的，作品的深度也因而被减弱。仅仅是叙事流畅是不够的，小说应当有让人回味的东西在。在这一点上，《十一月十七日》却难以满足我们的阅读需要。过于拘泥于生活现实，使得作者选取“十一月十七日”作为叙事点的特殊性打了折扣，这个“十一月十七日”只是一个普通记者的普通一日，本应有所兴奋却无从兴奋。也许这正代表了我们的生活，也许作者的原意本在于此，只是作为读者的阅读期待却受了挫。
诗意与抒情本不是此篇小说的追求，而它所追求的对日常事件的叙说，在流畅与简捷之外，在整体运思上也有弱处。比如，小说写邱光明第一次拿到红包时，这样写道：“他吃了一惊，一个信封差不多就是两个下岗职工的最低生活费。”这里有对新闻腐败的批判，但于叙述逻辑上却有不通之处：邱光明调到报社虽说不长，但也有些时日了，在社会上已有点知名度，对有偿新闻应当不是很陌生的（小说中有邱的同事拿红包的细节，如所谓“口子”的好处等），虽然自己没拿过，但也应略有所知，他的反应不应是“吃了一惊”，像个局外人。这里似可看出作者的刻意追求，即有意将邱光明游离于大家已经熟悉的报社生活之外，他在报社中是与大家不同的，不是靠通稿混日子，而是专写突发事件等大文章的，因而与同事的关系就有点特殊；他到报社的时间不长，还没形成自己的关系网，所以老婆的调动就不太好办。小说写道：“同事忙小康，他忙报道，仿佛猴子们在捡糖果吃，却有一只猴子在学向人进化，所以同事很恼火……”这种游离姿态造成了邱光明的尴尬与苦恼。他的尴尬已由一连串的生活事件叙说着，而他内心的苦恼与困惑，却如蜻蜓点水般浮在这些生活事件之外，如狮子座流星雨的爆发一样，没有深入到深层的社会思想层面甚或阅读者的情感层面。这种对深度意义的放弃，便造成了对邱光明第一次拿到红包时“吃了一惊”的描述。在此，邱光明背离了自己的身份而去站在下岗工人的立场上进行社会批判，就造成了一种叙述上的矛盾，即他究竟是要从游离状态找寻一种与自我环境的相融还是要摆脱自己的生存困境向自我环境挑战？从作者选择叙述的生活事件看，两种倾向都有，这种叙述策略本应是一部长篇所采纳的，在这样短的一个篇幅内，两种倾向的存在便造成了小说叙述意向的模糊，难以向读者提供一种更有深度的思考。生活事件的叙述选择也是对作者功力的一种测试。对写作者来说，在写实之外，确实应思考更多的东西。（原载《作品与争鸣》2000年7期。）
作家的立场
在我们的少年时期，大概是20世纪70年代初吧，我们还不知道“保镖”这个文雅的词，那时我们还只知道那些为地主、资本家看家护院的被叫做“狗腿子”，那还是从电影小说里，现实中“狗腿子”已消失多年。很快就改革开放，新事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也富了一大批人，看家护院的甚至打手又开始出现。但现在我们不再称这些人为“狗腿子”，而是恢复了旧传统，代之以文绉绉的“保镖”，这说明我们的社会不仅从物质上，而且从社会文化、社会心理上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有钱人与资产者不再被视为被打倒、批判的对象，而成了人人羡慕的奋斗目标。于是对为这些有钱人与资产者提供人身安全服务的人的贬称“狗腿子”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保镖”取而代之。保镖这个职业在现在还吸引了不少年轻姑娘，很多女保镖也已上岗。但我们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个男保镖和他的老板的故事。
小说里的保镖全子21岁，心地善良单纯，在没有当保镖前爱上了一个洗头女，并且为了救洗头女而打折了一个小老板的肋巴骨，因此被关进了派出所的拘留室，他的有权有势又有钱的二姨夫将他领出了拘留室，从此全子当上了二姨夫的保镖，享受起富贵生活。于是有权有势且风风光光的二姨夫成了年轻的全子的崇拜对象，但当他逐渐看到二姨夫的道德败坏处，尤其是知道他对自己所爱的洗头女毛毛一家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全子对二姨夫的崇拜开始瓦解，“他清楚，他要干的事情就是两个字：选择。他必须在二姨夫和那个女孩中做出选择。如果他要得到那个女孩子，那么就得离开二姨夫，也就是说从此离开那令人向往的贵族式生活，否则呢，他将永远失去那个已铭刻在他内心深处的女孩”。最终，全子选择了正义与良知，痛打了二姨夫一顿后而骄傲地离去。这表明，再富裕的生活也改变不了善良的人们对爱情、道德、良知与正义的追求。作者在全子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人性中正义与美好的一面。而对全子的二姨夫则是暴露与鞭挞，从他粗俗的吃相到霸占年轻的“后姨”为妻、到对洗头女毛毛一家的恶行，这个村支书兼副镇长、县人大副主任、市政协常委、省优秀企业家，实际上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人性的丑与恶集中地表现在他的身上。
从这样的人物安排上，我们看到了作家的立场，即我们的作者是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上来看取生活的，对二姨夫这位农民企业家毫不留情，一点点将他从那些外在的光环中剥离出来。对他的暴露，也表明我们的作家看待社会的心态更加成熟。
现在，全社会已从改革之初狂热追求经济发展，将所有企业家都视为改革家与英雄的氛围中解脱出来。我们看到了片面追求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也看到了社会开放后一些丑恶现象的死灰复燃，也看到了繁荣富裕的背后还存在着贫穷与黑暗；看到了相当多的暴富者暴富的秘密，也看到了金钱与权势结合产生的腐败与堕落，看到了对金钱的追求也造成了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滑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