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勇士们胜利归来淮海决战的格局既已形成，其战场形势的变化便会一日千里。最高统帅部的首长们仍高度关注着后勤供应的事。
11月9日，毛泽东电告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
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应用全力保证我军供给。
周恩来提出，淮海战役打响后，我方参战部队加上地方部队和民工有几十万人，为确保后勤保障，根据辽沈战役李富春亲自抓后勤保证工作的经验，由中央军委后勤部长杨立三统抓淮海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
济南黄河口岸的人民群众将大批粮食运往前线郑州解放后，陈毅、邓小平率中原野战军主力、华东野战军3纵和两广纵队东出徐州、蚌埠线，进至商丘的第二天就解放了这个地方，淮海战役旋即在徐州以东打响。
对战争物资的要求更多、更紧迫了。为此，中原军区决定大力建立后勤运输组织，不惜减弱其他机构，以加强前线运输的供应。
随后，中原军区在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后决定成立交通司令部，并集中了300多辆汽车，组成了辎汽1团、2团和有几百辆胶轮大车的辎重团。这个交通司令部只有四十几人，堪称短小精干。这个小小的交通司令部开通了一条条动脉，把各种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
因此，历史的长河里留下了这样一个片断：
1948年11月的一天，交通司令部副政委杨国宇和新任郑州铁路管理局局长的田裕民，找到原来的火车站负责人商量，尝试用铁路向前线运送弹药。这个负责人为难地说：“现在一是没有煤，二是路不通，三是没有火车头，真没办法。从开封东去的火车早就不能通行，断得一节一节的，上一站不知道下一站的情况，火车不敢走。再说，国民党撤走时，把许多物资都运走了，现在连一台能开得动的机车都没有了。”
杨国宇和田裕民又去了火车站，直接找工人师傅求教，对他们说：“只有打倒了蒋介石，我们才能过好日子。
前面在打仗，需要往前线送弹药，运粮食，需要火车跑起来，你们看怎么样？”
“中！”工人们响亮地回答。
“有煤吗？”
工人师傅们带着杨国宇他们一起去看了车站附近的煤栈，说要是保证没人私自运走，这些煤可以维持15天。
工人师傅们说，司机、火车头都现成，就等着你们来，只是缺调度，没有人敢发车。
支前队将运粮的小车隐蔽在树林里田裕民说，我就是调度。铁路上的事，我也懂。
不一会，许多司机和司炉都找来了。有了能够开动的机车和司机，就连夜把50辆汽车的弹药，紧急装运上了火车。负责装运的同志兴奋地说：“火车真好呢。靠几十辆汽车、马车拉一个月也不如一列火车装得多。”
昼夜兼程向前线开进的人民解放军队伍“呜——”汽笛长鸣。装载着弹药和警卫部队的第一列火车缓缓地开起来了。火车从郑州出发，向前线驶去。工人们把敌第四绥靖区司令长官刘汝明专用的6号包车也弄了来，作为探路先行车，在前面开路。包车上的人用红布包住手电筒，前后联络。
列车一直行驶了一夜，驶过开封150公里，来到兰考以东、民权附近时，突然，从铁路两旁响起了枪声，子弹不断从头上飞过。估计可能是豫皖苏的游击队。车上的警卫部队高声喊起来：“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一面还不断摇动红旗。话音刚落，从铁路两旁一下子拥过来许多游击队战士。听说是中原野战军，高兴极了，连忙把已经卸下的道钉又重新安上，固定了铁轨，笑着说：“好险！我们以为是逃跑的国民党军哩，火车再往前开，就要翻车了。”欢呼声中，火车拉响汽笛又往前开了。
火车来到一个小站，车站上一片黑暗，没有任何信号灯光，火车不能前进了，慢慢地停了下来。原来，站长听信了国民党的恐吓宣传，不了解我党政策，怕被抓起来治罪，躲了起来。在游击队和群众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站长，向他讲明政策，解除了他的顾虑，请他主持工作。火车通过车站，继续前进。
火车就这样走走停停，前面就要到达商丘了。但是，电话一直联系不通，司机不敢贸然开车。于是，让6号包车载着一个班，试探着进到商丘，然后再回头引导列车前进。终于，列车开进了商丘。
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商丘兵站”的牌子正式挂起来了，开始正式接收、调拨源源运来的各类军需物资。
兵站的工作基本就绪后，立即架起电台，向正在前线的刘伯承、陈毅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报告：“第一列火车已从郑州进至商丘车站，并在此设立兵站。”他们开始都不大相信兵站能这么快地前进到商丘，来电查实后，刘、邓、陈首长十分高兴，专门发电指示说：“商丘兵站不仅要接收中原支援的物资，华北、冀鲁豫军区甚至华东、晋察冀的，不论是军队和地方的，不光是枪支弹药，包括粮秣、生活用品，都运到商丘转运。”从此，我军开始利用铁路进行繁忙的军运。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有了这条敌后动脉的全力保障，淮海前线的枪声更加激烈了。
三、蒋介石的优柔寡断
1948年秋天，国民党军在东北、华北接连败退。济南和兖州相继失守，国民党人心浮动。其时，国民党国防部长何应钦刚刚上台不久，心里也是焦虑不安。诚然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但他马上就得直接面对这个严酷的现实，不得不拿出更多的精力来对付解放军愈来愈凌厉的攻势。
蒋介石得知丢了济南，更是暴跳如雷，将收音机摔得粉碎。
在淮海战役前夕，国民党军事上的优势完全丧失。政权有摇摇欲坠之势。而10月下旬，蒋介石又亲自在北平指挥辽沈战役，迟迟没有对全国性的战略作出决策。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国防部长何应钦见势不妙，为了能对蒋介石有个交代，不得不使出浑身的解数，尽量来保住蒋家王朝的半壁江山。
10月22日何应钦召集刘斐、萧毅肃、郭汝瑰、顾祝同等人研究中原作战的计划。何、顾认为辽沈战役失败已成定局，从全国形势看，应该诱导华北“剿总”以主力部队在津塘地区进行持久战，以牵制东北野战军，使解放军不能增兵黄河以南，从而改变其中原地区的不利形势。
这时在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由徐州“剿总”刘峙和华中“剿总”白崇禧分别掌握，二人相互协作很差。刘峙是有名的“福将”，别看他指挥作战不行，却连连高升。在抗战初期，时任第一战区第2集团军总司令的刘峙率部千里溃逃，丧师失地，只因为是蒋介石“忠实可靠”的心腹爱将，事后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处置，反倒福星高照，官运亨通，早就引起了许多其他国民党将领的强烈不满。在1948年6月，蒋介石撤销其“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时，内部就有以白崇禧统一指挥各军之议，后来因为蒋介石、陈诚、顾祝同等人不放心白崇禧，所以才另设徐州“剿总”，任命“猪将军”刘峙为总司令，以分白的兵权。
当时南京政府内部议论纷纷，说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若不派一虎，也应派一只狗看门，而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就守不住了。当时任国民党国防部第三作战厅厅长的郭汝瑰听了这个笑话，就讲给顾祝同听。顾祝同没有笑，他板起面孔对郭汝瑰说：“徐州剿总的人选，我们考虑过两个人，即刘经扶（刘峙）和蒋铭三（蒋鼎文）。蒋铭三日夜嫖赌，常常不理公务，比较起来还是刘经扶好些。”刘峙就是这样当上了徐州“剿总”的总司令。
6月14日，刘峙率参谋长李树正乘飞机由南京飞往徐州，正式就任“徐州剿匪总司令”。临行前，刘峙提出要求，要在“剿总”下设一个“前线指挥部”，建议让国防部挑选一名黄埔一期出身、曾任兵团司令以上、资深而有作战经验、能孚众望者，以副总司令名义兼任“前线指挥部”主任。
这个想法，刘峙在头脑里酝酿已久，一开始他就提出来，把“前线指挥部”放在徐州，其目的显而易见：有了这个“有言在先”，以后自己好脱身到后方指挥。因为刘峙是直接通向蒋介石的人物，国防部长何应钦只好同意了这个提案，就以宋希濂和杜聿明为基本人选，签请蒋介石裁定。蒋介石最后选中了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主要也是想以杜之长来辅助刘峙的不足。
从此，刘峙便事事放手让杜聿明安排。而杜聿明仗着他11个军的强大兵力，主张乘解放军新得济南的间隙，佯攻济宁，收复济南，实行《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蒋介石和何应钦一致同意这一计划。
正当徐州国民党军主力向北推进之际，东北战场告急，蒋介石匆忙之间又把杜聿明调往锦州。刘峙顿感六神无主，急得直叫：“光亭走了，如何是好，北进谁能做主。”过了两天，副参谋长文强等请示刘峙：前线军事是坚决按原计划执行，还是有所改变。刘峙回答说：“光亭走了，谁能指挥得了前线的部队，我已经命令部队停止待命，原计划暂缓执行。”又说：“光亭既已升任冀热辽边总司令，不再回徐州，我正打算保荐宋荫国（宋希濂）来接替光亭，否则，守徐州的责任重，我个人是担不起的。”趁此机会，刘峙便命令部队停止待命，转而保举宋希濂来接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随之，佯攻济宁，收复济南，实行《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的作战计划便告流产了。
刘峙所部黄百韬、邱清泉、李弥、孙元良4个兵团共40多万兵力，从西往东，自河南商丘到连云港，排成了一字长蛇阵。对于作战来说，这是一个最容易截击，被各个击破的阵势。作为全军主帅的刘峙，却并没有及时改变这种阵势。
刘峙胖胖的身躯，圆圆的面孔，看上去并不讨人嫌，相反倒还让人有几分喜欢，另外他也不盛气凌人，好像总是严肃不起来。他不大过问具体繁琐细节，谁都知道刘峙本事不大，人很随和，是有名的福将，不管是打胜仗还是打败仗，部属跟着他都有官做。
现在，何应钦觉得不妥当了，他又重新提出以白崇禧统一指挥之议。本来何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但蒋介石疑忌何应钦而信任陈诚，因此，何又拉拢白崇禧。并且根据我中原野战军向禹县移动的情报，判断中原野战军即将进攻郑州，也可能协同华东野战军向徐州“剿总”的辖区进攻，因此主张徐州“剿总”放弃陇海线上各大城市，集中兵力于徐州外围。华中“剿总”以第12兵团所辖第2、第10、第15及第18等四个军进出周家口附近，依情况策应徐州“剿总”或华中“剿总”之作战。
当天就制定出了作战计划，命郭汝瑰在23日送到北平向蒋介石请示。临行之前顾祝同嘱咐再三：“要报告总统，白健生（即白崇禧）只是暂时统一指挥，会战结束后，华中‘剿总’和徐州‘剿总’仍将分区负责。”郭汝瑰到达北平的当天，蒋介石就作出了决定：
（一）徐州方面应采取攻势防御，可放弃郑州、开封等城市。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应固守商丘，第44军李振清部可由郑州退黄河北岸，准备以后打游击；
（二）华中、徐州两总部由白崇禧统一指挥；
（三）第2军及第15军可归入第12兵团序列，华中“剿总”必要时可以放弃南阳，以便使第12兵团进出周家口；
（四）可令宋希濂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
遵照顾祝同的嘱咐，郭汝瑰还是小心翼翼地向蒋介石说明叫白崇禧统一指挥只是暂时的措施。蒋介石说：“不要叫他暂时指挥，就叫他统一指挥下去好了。”为了敷衍白崇禧，蒋介石还是故意作出了个对白崇禧很放心的姿态。
10月24日，何应钦致电白崇禧，告知他蒋介石关于让他统一指挥的决定，并以蒋介石的名义向他下达了作战指示。
10月29日，在国防部的作战会议上，何应钦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张。但与会者围绕如何守淮各执己见，就形成了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主张徐州“剿总”除以一至两个军坚守徐州之外，所有陇海线上的城市完全放弃，集中所有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作攻势防御，无论“共军”由平汉路、津浦路或取道南下，均集中全力找寻“共军”决战。
第二种意见，主张退守淮河南岸，凭险据守。
华东野战军部队经鲁西南地区向徐州挺进择其善者而从之。在这两种结果面前，蒋介石思前想后，如果退守淮河，以后将不方便向平汉路或向北方面机动，一旦“共军”打通陇海路，向东向西调动兵力，都会很灵便，那样将对“国军”的处境造成不利。他觉得还是采取第一种意见的好，放弃海州（海州守敌第九绥靖区司令李延年这时还被蒙在鼓里），必要时还可以放弃商丘。当天，他又明确地通过电报告诉了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
临阵不决是为将者的大忌，但蒋介石已顾不得这么许多了。哪里危急，他就先忙哪里，把次要的往后放。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曾主动提出出击鲁西南，与我华东野战军决战的举动，颇得蒋介石的欢心，就在这一方案马上要付诸实施的时候，辽沈战场告急。为了稳定东北的局势，蒋介石紧急把杜聿明调往东北，把徐州战场的一摊子事丢在一边。
辽沈战役发起之初，我华东野战军在濮阳一带整休，蒋介石得到这一消息，很是欣慰和放心。于是命令徐州各军就地固守，静观事态的发展。
就这样，他一会要放弃徐州，退守淮河；一会要出击鲁西南；一会又要固守徐州；搞得自己手下的将领也摸不着头脑，统帅部更是朝令夕改。
自我中原野战军解放郑州、开封后，与华东野战军造成东西夹击徐州之势。这时蒋介石才觉察到，我中原野战军有东进徐蚌，协同华东野战军作战的意向。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攻势之强大，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此前，他正想把江北主力撤退到江南，但又怕撤退后动摇军心，一直在心里犹豫不决。现在他已经判明解放军的首要目标是吃掉黄百韬兵团。蒋介石深感徐淮战场危急，于是急忙命令黄百韬兵团迅速西进；邱清泉、孙元良兵团及新组建的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向徐州集结；华中“剿总”集团的黄维兵团尽早投入徐州战场，即令黄维兵团由豫西唐河地区迅速返回确山、驻马店，尔后轻装东进，限其11月10日赶到阜阳、太和地区，增援徐州战场。
蒋介石企图将徐州周围的各兵团向徐州收缩靠拢，然后再由徐州向淮河一线撤退，集中兵力于徐州至蚌埠地区，与解放军进行“徐淮会战”。蒋介石电示徐州前线将被人民解放军击毙的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即黄伯韬）的胸章和照片领：“此次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务希严督所部，切实训导，同心同德。团结苦斗，期在必胜，完成重大之使命是为至要。”
字里行间，蒋介石稍稍流露出一丝隐忧。
四、国民党军“徐蚌会战计划”
（一）南京国防部提出济南失落后的作战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