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围城部队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声势浩大的、形式多样的战场政治攻势。如阵前喊话，群众传话，散发宣传品，发射宣传弹，在伊通河放宣传木船，利用节假日写信送礼，举行战地联欢，送回守军伤兵，利用内线关系在城内设秘密宣传站，发放“蒋军投诚官兵通行证”等形式。仅散发宣传品即达100多万份。
围城部队认真执行政策，优待投诚国民党军官兵。各部均在阵地前沿设立了投诚官兵接待站。东北军区在敌工部设立了总招待所，负责对投诚官兵的安置处理。
在解放军强大政治攻势和优待政策的感召下。长春守军由土杂部队到正规军。由非嫡系到嫡系部队，由士兵到官佐，由徒手到携械，整班整排整连的出城投诚。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25日至9月底，围城部队共接收投诚官兵1．35万余人，其中新编第7军3700余人。第60军3800余人，土杂部队6200余人。
3．经济封锁。人民解放军对长春实行军事包围与开展政治瓦解的同时，还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
围城部队依靠解放区人民群众的大力协助，在长春周围25公里封锁区内的各交通路口，设立检查站、检查哨，禁止粮食、蔬菜、柴草等一切生活资料和牛、马入城。严禁奸商和走私分子入城，重点是实行粮食禁运。萧劲光说：“我们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如同卡住敌人的脖子，把十万敌军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长春守军官兵则说：“八路这方法真绝，还不如快打。”
经济封锁致使长春守军的粮食发生极大的困难，只能靠“仅成点缀”的空投。《东北日报》9月18日发表《空中投粮杯水车薪，长春蒋军粮荒加深》的报道，描述了当时长春的实际情形：“长春十万守军，每人每天以一斤五两计算，每日需粮十五万斤，但大型敌机每架最多载重六千斤，这个并无保证的杯水车薪，实无济于事。何况阴雨天气，根本无法空投，蒋军们只好望云兴叹了。”
而且。国民党军有限的空投。又在解放军强大炮火威胁下，受到极大限制，因而远远不能满足长春守军对粮食之需。围城之初士兵口粮每人每天尚有1斤供应，逐渐减少到半斤、4两、2两，最后连2两粮食也得不到保证，绝大多数官兵只得靠挖野菜、吃树叶度命。由于饥饿，很多士兵染上夜盲、腹泻、浮肿、腿软等疾病，已毫无战斗力。粮食奇缺，导致市内粮价一日数涨。每斤高粱米价格，6月初为4万元（国民党东北流通券）。到9月初飞涨至3000万元，且有价无市。最后连树叶每斤也涨到1．7万元。
人民解放军的经济封锁，进一步加深了长春国民党军嫡系部队与非嫡系部队之间、正规军与非正规军之间的矛盾。新编第7军是蒋介石嫡系部队，原来就在长春布防，尚有些粮食贮备。第60军是滇系部队。刚从吉林移驻长春。既无贮备，又得不到空投粮食的公正分配，处境更为悲惨。因此，第60军官兵对郑洞国和新编第7军多有怨恨。称新编第7军是“皇太子”，第60军是“抱养儿”。有时两军为抢夺空投粮食，甚至以枪相向，矛盾非常尖锐。
第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这也是促使他痛下决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粮源断绝的绝望困境中，长春守军与市民争食，加倍地搜刮市民家中仅存度命的一点粮食，甚至麸子、糠秕、豆饼等都抢夺殆尽。从8月1日起，郑洞国更采取“杀民养兵”政策，将大量长春居民驱赶出城，从而使广大居民与军队的矛盾异常地尖锐起来，许多市民拼死反抗，打死守军，抢夺武器，跑到解放军围城部队。
面对成群结队被驱赶出的长春市民，围城部队压力很大。既要执行封锁任务，又要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既要粉碎郑洞国“杀民养兵”的图谋，又不能让成千上万的百姓饿死。从8月至9月上旬，围城部队“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的做法。9月11日，林彪、罗荣桓、高岗等致电萧劲光、萧华：从即日起。对阻于市内市外的长春难民，应即开始放行，凡愿出来者，一律准其通过。“对出城之难民，应发动地方党及军队力量，尽一切可能组织救济，宣传慰问，对老弱走路无力者帮助人力及马车的输送”。同时指出：“以上开放难民出城，不是对长春敌人解围，围困敌人的工作，仍需继续，不得松懈。”
根据上述指示。围城部队和当地政府专门成立了难民处理委员会，在前沿和后方设置大大小小数十个难民收容所。据统计。围城期间，共收容难民15万余人。发放救济粮4000余吨。救济金6亿元（东北解放区发行的东北币），食盐5000多斤。为减少当地人民群众的负担，围城部队开展了节粮捐款运动，或每人每月节约1斤粮。或每人每日节约1两粮，以救济长春出城难民。
围城斗争极为复杂，必须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相结合，必须党政军民一齐动员，必须发动群众，军民一致参加封锁。初围时，由于长春外围均系新区，群众尚未发动，地方工作只注意后方生产，忽视对敌斗争，以至长春守军尚能从市周抢购一些粮食。于是，决定打破原县区界限，按围城各师防区划界。成立军队地方统一的对敌斗争委员会，广泛发动封锁区内外人民群众，配合军队站岗收哨，堵截出入，盘查缉私。为解决封锁区附近群众困难，并增强其围城热情，围城部队积极协助当地人民政府，帮助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仅在长春东南地区，即由吉林贷粮1000吨，贷款5亿元，发放荞麦种1000吨，由部队抽调人力、牲口，帮助抢耕、抢种、抢锄、抢收，这样，军民团结筑起一道铜墙铁壁，努力做到一粒粮、一根草都运不进长春市，长春“真正成了一座死城”。
四、第60军起义，长春和平解放
（一）对第60军的争取工作
国民党军第60军是一支滇军部队，军长曾泽生，云南永善县人。1946年起，先后任国民党东北行营第4绥靖区副司令官、吉林守备军可令、第1兵团副司令官兼第60军军长。虽然他身居国民党军要职。但蒋介石并不信任，因此，对蒋排斥异己的作法深为不满。特别在长春被围期间，饱受国民党军嫡系部队的歧视，矛盾进一步加深。
中国共产党早就开始了对第60军的争取工作。还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该军第184师成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发展党员十几人。1946年，第60军调到东北战场后，中共中央及时从延安总部和南方局抽调了刘浩等一批滇籍干部到东北从事争取滇军起义的工怍。刘少奇、朱德亲自作了重要指示，特别强调了三点：一是依靠滇军中的地下党组织。从滇军内部做工作；二是依靠解放军威力和共产党的政策，在前方不断地开展对滇军的政治攻势；三是利用各种渠道直接与滇军将领接触。公开对他们进行策反，争取滇军全部或大部起义。
中共中央和东北党政军领导人，还利用与滇军将领的故旧袍泽关系做其高级将领的争取工作。朱德以滇军旧僚的身份，给孙渡、卢浚泉、曾泽生写信，要他们发扬滇军护国的光荣传统，站在人民一边。曾任滇军高级将领的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高级参议、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张冲，多次给第60军将领写信，劝他们率部起义。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副参谋长、原第60军第184师师长潘朔端（1946年5月率部在东北海城起义），以主要精力从事争取第60军的工作。每有释放第60军被俘人员，都带信给曾泽生。或者通过地下党将信转交给第60军其他将领。张冲、潘朔端与曾泽生等在滇军共事多年，他们的反复劝导，在曾泽生等人心中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共中央东北局于1947年3月成立了滇军工作委员会，以敌工部长李立三为书记。吉林军区亦成立以周保中司令员任书记的滇军工作委员会。同年秋，东北军区政治部成立联络部，由政治部副主任周桓兼联络部部长，并成立前方办事处直接从事争取滇军起义工作。为争取第60军起义，东北局、东北军区对历次战役中俘虏的第60军官兵，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政策。如1947年夏季攻势中俘虏的第60军团以下军官200余名。在磐石成立解放军官教导团。经过启发教育后释放，并给愿意回去做工作的几个团级军官布置了联络任务，其中就包括后来在策划起义过程中首先出城与解放军进行联络的团长张秉昌和副团长李峥先。这些被释放的军官因为在解放区时间很短，回到第60军后又得到了任用。他们现身说法，对中下层官兵有一定的号召力。从他们的宣传中，“第六十军的一些高级将领们受到启示，在思想上起了一些新的变化”。
与此同时，第60军内部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加紧工作，通过交友活动，策动进步军官举行战场起义。鉴于第182师第545团团长朱光云思想比较进步，地下党将他作为主要争取对象，并派中共地下党员范啸谷（系朱光云的同学，任第545团副团长）、赵国璋（范啸谷牺牲后，由赵接任副团长）去做工作。经过长期耐心的启发教育，使朱光云认清了形势，了解了共产党的政策，决心脱离国民党阵营，举行战场起义，并草拟了起义计划。送交东北军区联络部前方办事处。后来由于第60军决定全军起义，第545团遵照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首长指示没有采取单独行动。第60军起义时，曾泽生的指挥所就设在第545团团部。
第60军在外受人民解放军强大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内受蒋介石嫡系部队歧视排挤，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最终在曾泽生军长率领下走上起义的道路。毛泽东高度评价争取滇军起义工作“做得不错”。
（二）第60军起义
蒋介石原打算固守长春以牵制东北野战军主力，但东北野战军按中央军委、毛泽东制定的作战方针。置长春、沈阳两处国民党军于不顾，以最火主力南下北宁线作战。先取锦州，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抽调沈阳地区主力救援锦州。从而使已成孤城的长春更形孤悬。在此情况下，为不使长春郑洞国兵团全军覆没，蒋介石改变原定固守长春计划，于10月2日、10日、15日三令郑洞国率部突围。
10月初，长春守军曾进行了一次试探性突围，结果被解放军围城部队堵了回去。郑洞国遂召集各军、师长研究今后行动问题。
“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官兵的体力甚弱。很难突破解放军的层层堵击，倘勉强突围，必招致全军覆没的后果。不如坚守下去，还可能多支持些时日。”蒋介石对郑洞国违抗突围命令极为不满，在15日给郑洞国的手令中写道：“现匪各纵队均被我吸引于辽西方面，该部应遵令即行开始行动。现机油两缺，尔后即令守军全成饿殍，亦无再有转进之机会。如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盘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郑洞国再次召集各军长、参谋长会议，决定于17日拂晓分2路经双阳、清原向沈阳方向突围。
这时，第60军与解放军围城部队联系起义的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从而注定了郑洞国的突围计划必将破产。
在长春守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曾泽生认为：“摆在六十军面前有三条路：一是死守长春，其结果必是城破被歼；二是向沈阳突围，其结果是必将被解放军歼灭在长沈途中；三是反蒋起义，参加革命，向人民赎罪，只有这一条才是活路。”在9月下旬至10月上旬这段时间里，曾泽生召集师长陇耀、白肇学进行了7次密谈，商讨在长春举行反蒋起义问题。10月上旬，长春守军组织的试探性突围失败后，更坚定了曾泽生对长春守军前途的判断。为与解放军取得联系，14日凌晨，曾泽生指派解放军释放回城的张秉昌、李峥先携带他本人与陇耀、自肇学的联名信。到解放军围城指挥部联络起义事宜。
15日，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参谋长解方、副参谋长潘朔端等接见了张秉昌和李峥先，询问了有关情况，并认真分析了曾泽生的来信，认为比较可靠。第1兵团主要领导亦认为第60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起义是可能的。如能争取该军起义。对解放长春将有决定性意义。如果曾泽生等以此为手段掩护突围，也完全有力量把他们消灭掉。第1兵团当即将上述情况和意见上报中共中央东北局，同时要张秉昌、李峥先向曾泽生转达几点意见：欢迎第60军起义；要求第60军配合解放军消灭新编第7军和郑洞国兵团部；请曾泽生派正式代表出城商谈具体起义事项。中共中央东北局接电后即复示：应相信第60军是真起义。并将此意见及第1兵团的来电上报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即于16日复电东北局和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指出：“你们争取六十军起义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兵团对六十军的分析及处置也是对的。惟要六十军对新七军表示态度一点，不要超过他们所能做的限制”；“只要六十军能拖出长春。开入我指定之区域。愿意加入解放军序列，发表通电表示反对美国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及没收官僚资本，拥护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也就够了。你们应当不失时机的和六十军代表加紧商谈”；“如果六十军能按上述办法拖出长春，则一兵团（加十二纵）便应攻入长春解决新七军，即使不能一下解决，也可逐步解决之”。
16日，张秉昌、李峥先回城向曾泽生转达了解放军的意见。当晚，曾泽生即派第182师副师长李佐和暂编第21师副师长任孝中作为正式代表，连夜出城与解放军商淡具体起义事宜。唐天际根据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精神，指出：第60军起义后与解放军同样待遇；其官兵被围半载，生活艰苦，体力孱弱，向解放军交防后撤离长春休整，不参加解决新7军的战斗；并邀请曾泽生出城面谈。17日下午，曾泽生出城来到第1兵团部。唐天际、潘朔端与曾泽生举行了会谈，共同商定了防务交接计划。
17日午夜，第60军按预定计划撤出长春东半部所有阵地，开往九台休整。东北野战军围城部队独立第6、第8、第9师悄然进城，接管第60军防区。至此。曾泽生军长率第60军全部3个师共2．6万余人胜利实现了长春起义。
18日，第1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治委员萧华会见了曾泽生及部分起义将领，对他们的起义行动表示竭诚欢迎。在锦州前线的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等联名致电曾泽生及第60军官兵：“贵部此一光荣义举，对东北蒋匪实为一沉重打击，对东北人民则是一个重大贡献。”11月29日，曾泽生等发表《告国民党军官兵书》，号召他们认清形势，赶快觉悟。站到人民方面来。1949年1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命令，长春起义的原国民党军第60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任命曾泽生为军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