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上海”
上海古称“沪渎”，见之于西晋末年的记载。又简称“沪”或“申”。
上海在春秋时属于吴国，吴国被越国灭亡以后，属于越，越后入于楚。楚考烈王时以黄歇为相。黄歇即楚国大贵族春申君。古上海就是春申君封邑的一部分。传说黄浦江为春申君黄歇疏凿，故黄浦江又有歇浦、黄歇浦之称，也有称为申浦、春浦的。因此，后代便把“申”作为上海的别称。春申君开凿黄浦江的传说，是出于后人的附会，史籍并无确实的记载。不过上海被称为“申”，与春申君被册封江东这一故事是联系在一起的。
至于“沪”，则是在稍后的年代出现的，最早见于《晋书》。东晋时代，上海境内有一条大河，古名松江，即后来的吴淞江，现在惯称苏州河。栖居河岸的居民，大多以捕鱼为生。吴淞江沿岸，有许多渔村。渔民们创制了一种专门用于海口捕鱼的工具，称作“扈”，他们用绳编列竹栅，插在水中的涨土上，向两岸张开，潮来时，“扈”倒伏在河滩上，潮退时，“扈”竖起，随潮而入的鱼群就被“扈”挡住。这种捕鱼工具在吴淞江下游一带被广泛使用。因此当时这一带地方就被叫作“沪渎”。“渎”，古书上说：“独也，各独出其所而入海也”。
“沪渎”是指松江原分三道，至此处独流入海。因为上海正处“沪渎”近旁，所以以后就把上海简称为“沪”了。
上海建市，是20世纪上半叶的事。
1911年10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我国历史上绵延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上海成立了以陈其美为首的新政权——沪军都督府。不久，袁世凯篡夺革命成果，撤销沪军都督府，设立上海镇守使。后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进占上海，建立“淞沪商埠督办公署”。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由于上海“绾毂南北”，“屏蔽首都”，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十分重要，根据孙中山先生的大上海计划，确定上海为”特别市”，直隶于中央政府。市区的范围，除原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所辖的上海、吴淞、江湾、殷行、彭浦、真如、高桥外，又将宝山、松江、青浦以及南汇县属的地区划给上海。这是上海设市建置的开始。
1949年春天，享有“东方巴黎”美誉的大上海？失却了昔日的繁华魅力。前线不断战败的消息惊得国民党军政要员、上海的商贾巨富以及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惶惶不可终日。满街的鹿砦、沙包，各种街头工事和云集在上海四郊的20多万国民党军队清楚地告诉人们，上海将有一场准以避免的战火。对战争的恐惧及四处横行的国民党军、警、宪，像铺天盖地的瘟疫一般，在上海掀起了一阵阵混乱、溃逃的征潮。机场、港口每天都是人山人海，机票、船票早已脱销。有本事的人怀揣金条四处奔波。为的是能得到一张早日离开的机票、船票。此时的上海人早已熟悉了战争，更熟悉了逃难。
上海，就是这幺一块神奇之地。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商埠、最大的都市，却也是战争频繁光顾之地。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之战，这里曾爆发了炽烈的战火。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战爆发，之后一个多月，“八一三”淞沪会战又把这里打得天翻地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一时间，浦江两岸，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市民们载歌载舞，通宵达旦。他们盼望中国从此走上和平、民主、独立富强的道路。从此修养生息，安居乐业。然而希望很快成了泡影，等待他们的却是国民党政泊上的独裁，经济上的掠夺和国民党挑起的内战烈火。
抗战胜利的枪声刚停，硝烟未散，国民党就迫不及待地抢夺胜利果实。为防止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缴械投降，保证自己的“接受”，蒋介石不惜任命汉奸、伪上海市长周佛海为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勾结日军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并在美军的配合下紧急空运军队，与日伪军联合进攻解放区。
当时上海几百座仓库囤满了日军搜刮的无数战略物资，加上日伪产业，总值在1万亿元法币以上。眨眼间，上海出现了“饥鹰满天飞，饿虎遍地滚”的场面。前者指后方飞来的接受者，后者则指原在上海的所谓“抗日英雄”、“地下工作者”。首先登上“劫收”舞台的便是这批熟悉上海的党棍、特务、流氓和由汉奸摇身一变的“地下工作者”。他们择肥而噬，人人暴发。第二轮赶到的则是掌握现代交通工具的国民党军队系统，如淞沪警备司令部、海军部等，他们以军人特有的“干练”草草结束了受降仪式，转而迅速地撑满自己的腰包。第三轮才是国民党政府委派的接受大员。他们手持上方宝剑，也不甘落后，全力以赴地参与劫夺、贪污、敲诈，甚至为分赃不均而与前两者兵戎相见。劫收者的主要目标：一是E1伪财产，二是市民住宅、汽车和财产，三是民族工商业。其首要者为房产、黄金。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的50万两准备金被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汤恩伯捷足先登、抢掠一空。大到工厂、医院，小到房屋、文物，经过他的手便落入私囊，不知所终，连其副官也成巨富。市长钱大钧因热衷于“劫收”而被上海人民称为“钱大钓”。当权者还利用沪渝两地黄金黑市的差价，将劫得的无数金银财宝每天空运重庆，转手抛出，大发其财。后来当上海物价上涨，黑市价高过重庆时，又如此这般空运回沪再次投机。大人物如此，小官吏们则上行下效，利用职务之便，混水摸鱼、监守自盗、瞒天过海、隐漏私吞。白天各仓库死气沉沉，入夜则灯火通明，整批整箱地偷运盗买。如此作为，使得人人皆知国民党“有官皆贪，无吏不污”。
国民党内某些特大官僚资本集团，眼见上海肥肉被瓜分，无不眼红心焦，很快也以财政金融工业接受大员的身份挤入上海，大刀阔斧地鲸吞金融工业机构。他们的眼光主要瞄准企业，将日伪强租占用的中国企业一口吞下，然后标价，由自己中标盘下产权。官僚资本一下子在上海劫得470多家企业，占全国官僚资本企业总数的80％；对民族工商业，则强迫其让出股权，以增资、贷款等巧取豪夺的手段控制管理大权。所有这些“劫收”大员无不空手而来、满载而去。上海民众说他们人人“三洋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个个“五子登科”（条子、房子、车子、女子、位子）。
除了经济上的搜刮、劫夺外，国民党当局还在政治上包庇汉奸，歧视收复区人民，加强独裁统治。他们利用日伪“维持治安”，为打内战又大量收编伪军；对于一般汉奸、军统特务和司法当局则公开标价，得钱买放。上海群众讥之为“有条（金条）有理，无法（法币）无天”。当局对收复区的人民则百般歧视，将工人、学生、职员等一溉被斥为伪工人、伪学生、伪职员。对青年学生进行“甄审”，否认学籍，规定须经一年思想训练，否则剥夺他们继续升学的权利。对为抗战作出重大贡献的内迁工厂回沪的工人和厂主，国民党当局则不闻不问，一味以高压来弹压要求工作的失业工人。
抗战胜利时，上海人民曾欢呼“天亮了”。然而，他们看到的只是独裁日甚，内战四起；接收大员中饱私囊，大小汉奸逍遥法外；物价飞涨、企业倒闭、百业萧条、民不聊生。上海人民叹息：“天上来，地上来，平民百姓活不来；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眼下，蒋介石、汤恩伯又把20多万国民党军队放到了上海滩，摆出了一副大打的架式。
4月24日。蒋介石在溪口老家神情黯然地对蒋经国说：“把船只准备好。我们要走了。”
蒋经国问：“我们去哪里？”
蒋介石沉默不语。
蒋经国令“太康号”军舰作好起航准备。这天晚上，“太康号”的舰长黎玉玺中校问蒋经国：“你知不知道领袖明天去什么地方？”
蒋经国说：“我也不知道。不过以这次取道水路来看，目的地无非两个地方，一是台湾基隆，一是福建厦门。”
黎玉玺附和道：“我看也就是这两个地方。”
第二天，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上午，随父亲辞别先祖母墓，再走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溪山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宣。本想再到丰镐房探视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心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耳。终于不告而别。天气阴沉，益增伤痛。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且溪田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谁为为之，孰令致之？一息尚存，誓必重回故土。”
下午3时，蒋介石最后一次拜别祖堂后，从象山港登上“太康号”兵舰，直到“太康号”出港，蒋介石才吐露出此行的目的地：“去上簿。”
这真出乎舰上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当时，解放军已经占领了南京，上海已处在包围之中。蒋经国担心老父去上海会有很太危险，劝阻说：“父亲，我看不必去上海了。如你不想离开大陆，我们不妨先去厦门。”
蒋介石没有听从他儿子的劝告，还是令军舰开往上海。
蒋介石对上海的重视有许多方面的原因：其一，上海是他当年发迹之地，十里洋场上的官僚豪绅、流氓恶棍早就是他的莫逆之交；其二，上海当时尚有大量的黄金白银未抢运完；三是英美在上海有巨大投资，利害攸关，因此蒋介石希望坚守上海，以此获得英美的军事支持。
4月26日，“太康号”兵舰到达上海。蒋介石企图在这四面楚歌的最后关头，在上海滩再做孤注一掷的最后一搏。他发表文告说：“余誓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国军民同胞之后，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
蒋介石还把他的次子蒋纬国的装甲兵团开到上海，名义上是为加强守军的力量，但更重要的是做给别人看，给他的部下们打气，让他们为其守住上海。
蒋介石到达上海当日，就在他的临时“行宫”——复兴岛上的一幢西式洋楼里，分别接见原在上海或刚由南京撤退到上海的一些军政官员，如参谋总长顾祝同、海军司令桂永清、空军司令周至柔、联勤总司令郭忏、保密局局长毛人风、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淞沪防守司令石觉以及谷正纲、陈良等。
蒋介石一脸严峻：“我军江防一线崩溃如此之迅速？身为领袖，我不能不感到惭愧！我之所以在徐蚌战事结束之前就筹备京沪防务，实则准备在此和共军决一死战，与首都、国民共存亡，以体念总理‘我死则国生’的遗训……。有人担心，首都失守，上海危在旦夕，作为领袖。我为什么还要到上海来？26年‘七七’事变发生，次日我便从庐山返回南京。当时，上海战事已经爆发，我军进攻日海军司令部数日未下，情况非常紧急。当天的晚宴上，汪兆铭问我：‘这次中日战事发生在北方，怎么上海也打起来了？’我说：‘在北方打仗，国际上是不会注意的，上海是一个国际市场，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影响国际视听。’”说到这里，蒋介石顿了顿，然后又语气重重地反问：“我说的话你们听懂了吗？”
蒋介石做事是很善于玩弄心计的。第二天，他以昔日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召集在沪的黄埔各届学生训话：“党国成败在此一举，黄埔学生必须全力应付民族危难。”
拉拢一下黄埔将领，蒋介石心中颇为自慰。但他知道，上海的部队中黄埔出身的将领只是一部分，危难之际，笼络的人越多越好。于是，他又分三批连续召见上海守军的团以上军官。胡吹乱捧、训话打气，大开空头支票：
各位同学、各位同志：
“见到诸位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在我面前就座的乃是久经战阵、百炼成钢的优秀将领，国军之骨干，国家之中坚，民族之精华，看到了你们就看到了希望，就看到了胜利。
“此次共军渡江，国军失利，问题出在戴戎光这个浑蛋一炮未发就投降了共军，让共军轻易过江，使得许多部队没有战斗就溃退，打乱了我军的江防计划。否则，共产党是没有办法渡江的。”
蒋介石在这里自欺欺人地把长江防线被突破的责任都推到了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头上。其实，早在江阴要塞易手之前，长江防线就已被解放军渡江中集团所突破。蒋介石这么说，只是想给人一种错觉：长江防线被突破是出于意外。
“有些鼠目寸光的人，没有战略头脑的人，不懂得军事更不懂得政治的人，以为江防撤退就是失败，到处散布悲观情绪，好像天就要塌下来了。庸人自扰，妇孺之见，不足为训。我所期望于大家的，不是急于去驳斥他们的无知和偏见，而是以淞沪决战的胜利，拯救那些可怜的灵魂，使他们变糊涂为聪明。”
蒋介石的话越说越离谱，本是失败者，经他这么一说似乎换了位。为鼓起残兵败将们所剩不多的勇气，他借古喻今，生拉活扯：
“北伐，我们是在最糟的形势下进行的，仍获得了成功。西安事变，是我生平最险恶的一关，也是党国存亡的关键，这一关我们也度过了。抗日战争，我们来不及充分准备，又无外援，处境极为艰难，然而经过八年不懈抗战，我们还是取得了胜利。大家想想，比起以往来说，现在的困难还算得了什么，大家更应当具有信心。
“当年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从江北压过来，轻取南京，直逼淞沪，大有不可一世之概，气焰何等嚣张，结果怎么样？战略转机一到，我们一个总反攻就把他击溃了，从龙潭到江边，全是争相逃命的联军，浮尸扬子几为之塞，从此一蹶不振。当时我们的反攻基地也正是淞沪。此次，我们又要以淞沪为基地打共产党的总反攻，不接着，蒋介石话锋一转，狠狠地说道：“当然啦，我们的对手不是一般的敌人，上海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不仅具有军事价值，更有政治意义，不仅对国内局势举足轻重，而且具有国际影响。当前国际形势风起云涌，美苏矛盾日趋尖锐，大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我敢断言，淞沪决战不出三个月，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定爆发。因为美英诸国失去中国即失去亚洲，东方不保，西方难全，岂有坐视中国赤化之理。……但目前，盟国美国要求我们给他们一个准备的时间，这个时间不会太长，只希望我们能在远东战场打一年。因此，我要求你们在上海打六个月，只要你们坚守上海六个月，我们的二线兵团就建成了，就可以把你们换下去休息。在这里我还想回顾一下历史，当年‘八一三’战争爆发，日本军队恃其海、空优势，想在很短时间占领上海，迫我们订城下之盟，结果我们守了三个月。今天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有海、空军，共产党没有。从这个事实看来，我们要在上海守六个月到一年是没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党国有你们这样一批难得的精英屹立在决战之最前列，无坚不可摧，无往而不胜。”
最后，蒋介石还声言：“淞沪决战乃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导线，一切问题均将在淞沪决战中求得彻底解决，圆满解决。为打好总反攻之战。为迎接新时期之到来，我将留在上海，像当年打孙传芳那样，亲自指挥淞沪决战，我要和国军将士同甘苦，与上海共存亡，愿与诸位共勉之。”
蒋介石该说的说了，该许诺的许诺了，其实他心里清楚，上海是保不住的。所谓“我将留在上海”、“与上海共存亡”，那不过是说说而已，目的是让国民党官兵为其卖命，顽抗到底。事实上，从上海往台湾搬金运银的事早就在进行，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密令上海市代市长陈良将滞留在上海的大批重工机器、轻工原料和棉纺、药品、纸张、化工等物资火速抢运台湾。
蒋介石大骂汤恩伯“饭桶”
